這樣的陳述:「摻進白色除去顏色的有色性」和「地球已存在了很長時間」,是那種判斷的例子。把它們認作如此,並未廢除邏輯,而是相當大地擴充套件了邏輯、使邏輯複雜化,從而把某些探討——例如對歌德的顏色理論和摩爾的「對常理的一種辯護」的探討——納入邏輯的領域。

他在維也納寫的文稿只是這種探討的肇始。與上一年在都柏林寫的文稿相比,它是呆滯之物。它毫無後者格言似的簡練,也絲毫不帶有維特根斯坦最好工作的標誌:那種想像力驚人的隱喻。不過它的確表明,隨著健康狀況漸漸恢復,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寫作能力也漸漸恢復了。

3月23日維特根斯坦離開維也納回到倫敦,在倫敦呆了一個星期,住在洛什·里斯的妻子瓊位於卡姆登陶思的家裡。他寫道,回到英格蘭是「可悲的」。這地方的秩序是「可惡的」。人們像是死人;生活的一切火花都被撲滅。

4月4日他搬回馮·賴特在劍橋的房子,發現有一份邀請在那兒等著他——牛津大學邀請他作1950年的約翰·洛克講座。這是一個年度系列講座,聲望很高,酬勞相對豐厚,按傳統由一位卓著的訪問哲學家主講。儘管經濟報酬可觀(他作這講座可得到200鎊),他卻未受吸引。他得知,講座將有超過200個學生的一大群聽眾,而且期間不會有任何討論。不太可能有比這兩個條件更讓他卻步的事了。他告訴馬爾科姆:「我不認為自己能對著一大群聽眾作出有任何好處的正式講座。」

考慮到維特根斯坦的錢快用完了,馬爾科姆代表維特根斯坦接觸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他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已設法引起了基金會的一個經理恰特邦·吉爾帕特里克的興趣,有可能給予他一項研究資助。維特根斯坦對此的感激混合著一種惹眼的誠實得要死的自我評估。當然有理由接受這項資助:

想到能住在自己喜歡的地方,不必是他人的負擔或麻煩,做哲學(我的本性令我要做哲學),我當然愉快。

但他告訴馬爾科姆自己不能拿這個錢,除非洛克菲勒基金會「知道我的全部真實情況」:

真實情況是這樣。a)1949年3月初以來我都無法做任何持續性的好工作。b)即便在那之前,我一年也有超過六七個月不能好好工作。c)我越來越老了,我的思想顯著地越來越無力,清晰的時刻越來越罕見,我很容易累,比以前容易得多。d)由於一種不間斷的輕微貧血症,我的健康狀況有點不穩定,由於那種病我易受感染。這進一步減少了我做真正好工作的機會。e)雖然我不可能作出確定的預測,但我覺得我的心智可能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活躍工作,比如像14個月前那樣。f)我不能保證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任何東西。

他要馬爾科姆把這封信拿給基金會經理看。「在虛假的託詞之下接受一項資助顯然是不可能的,而你也許不知不覺把我的情況說得太過美好。」「我相信,」他補充說,「只要我活著,只要我的心智狀況允許,我就會思考哲學問題,努力寫作哲學。」

我也相信,過去15或20年裡我寫的許多東西,等出版時也許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儘管如此,我將搞出的東西完全可能是平淡的、無見地的和無趣的。

8個月後吉爾帕特里克去見他,維特根斯坦說:「以我目前的健康狀況和智性上的遲鈍,我不能接受資助。」

他把自己「智性上的遲鈍」部分歸因於為減輕癌症症狀而正服用的雌激素。服用這藥時,他發覺自己很難達到寫作哲學所需的那種強烈專注。「我做了點工作,」4月17日他告訴馬爾科姆,「但我卡在簡單的東西上,幾乎我寫的一切都很呆滯。」

這兒提及的文稿構成了《論顏色》第三部分,延續了他在維也納寫的對歌德《顏色理論》的論述。它有一點兒印證了維特根斯坦自己對之的評價:反覆地、相當吃力地試圖澄清「顏色概念的邏輯」,尤其是「基色」、「透明」和「亮度」這些概念。維特根斯坦對之的不滿是明顯的:「我正在寫的東西寫得很沉悶,這一點在某個心智較不衰老的人眼裡也許是顯然的。」不過,它的確包含了一種簡練非凡的對歌德的駁斥——駁斥歌德對各種顏色的一般特性的論述:

同一個音樂主題在小調和大調上具有不同的特徵,但是,一般性地談論小調模式的特徵是完全錯誤的。(在舒伯特那兒,大調常常聽起來比小調更悲傷。)

照這種路子,我認為,談論個別顏色的特徵對於理解繪畫是無價值的、毫無用處的。那樣做時,我們其實想的是特殊的使用。綠色當桌布的顏色時有這個效果,紅色則有那個效果,這不能使我們對它們在一幅畫裡的效果得出任何結論。

試想:有人指著倫勃朗畫的一張臉上的虹膜裡的一個點,說「我房間的牆要刷這顏色」。

維特根斯坦最後一次拍照,是1950年4月住在馮·賴特家裡的時候。在這些照片上,維特根斯坦和馮·賴特坐在一塊床單前的摺疊椅裡。據特拉諾回憶,這一古怪的安排是維特根斯坦的主意:

1950年的晚春,我們在花園裡和馮·賴特一家喝茶。那是個晴天,我問維特根斯坦能不能為他拍張照。他說,可以,我可以拍照——如果我讓他背對著鏡頭坐。我沒提出異議,拿我的相機去了。同時維特根斯坦已改變了主意。現在他決定要我用護照相片的風格拍這張照,馮·賴特要坐他旁邊。我又同意了,維特根斯坦就離身到他的床上拿床單;伊麗莎白·馮·賴特想到櫥裡拿新床單給他,但他沒答應。維特根斯坦扯起床單掛在走廊前,然後拉來兩張椅子。

4月25日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搬進伊麗莎白·安斯康姆位於牛津聖約翰街的房子。「我喜歡和馮·賴特一家住在一起,」他告訴馬爾科姆,「但兩個孩子太吵了,我需要安靜。」在安斯康姆的房子裡他佔了三樓的一個房間,弗蘭克·古德里奇和吉莉安·古德里奇佔著底樓,巴里·平克佔著二樓。搬去後不久他告訴馮·賴特:「這房子不是很吵,但也不很安靜。我還不知道我會怎樣。房客看上去全都相當好,有一個甚至非常好。」

「非常好」的那個是當時在讀藝術學院的巴里·平克。平克興趣廣泛:「平克想同時坐在6個凳子上,」維特根斯坦曾說,「但他只有一個屁股。」平克是約裡克·斯麥瑟斯很長時間的朋友,跟斯麥瑟斯和安斯康姆一樣,是天主教的皈依者。他發現維特根斯坦樂意而且有能力談論自己感興趣的全部領域——藝術、雕塑、石砌、機械製造等等。

兩人一起繞著牛津散步,一時之間平克成了心腹友人。他們能相當坦率地討論他們的思想、感覺和生活。例如,他們討論隱藏自己真實本性的傾向。在這方面,平克問維特根斯坦是否認為他的哲學家工作,乃至他之為哲學家與他的同性戀有關。平克暗含的意思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家工作也許是用於隱瞞他的同性戀的某種手段。維特根斯坦語帶憤怒地踢走了這個問題:「當然不是!」

維特根斯坦計劃和本一起到挪威過夏天,當時是本在倫敦巴茲當醫科學生的最後一年。但7月份本沒通過最後的資格考試,夏天不得不留在倫敦為9月份的「重考」而用功。於是他們的度假推遲到了秋天,整個夏天維特根斯坦都留在牛津努力續寫他在劍橋寫的對顏色的論述。

在寫下了對顏色的論述的同一本手稿筆記本里,還寫有一組對莎士比亞的論述,現在已被收進《文化與價值》(第84—86頁)出版。很久以來維特根斯坦都為自己不能看出莎士比亞的偉大而煩惱。例如,1946年他曾寫道: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要相信自己未親見其真實的東西是多麼難。例如,聽到幾個世紀裡的傑出人物表達對莎士比亞的讚美時,我從未能排除我的這種疑心:讚美他已成了習俗;雖然我不得不告訴自己不是那樣的。得用彌爾頓這樣的權威才能真正壓住我。他之正直我視之為當然——但我這話當然不是說,我不認為數量龐大的讚美一直是、也仍將是一千個文學教授送給莎士比亞的不帶理解、理由錯誤的溢美之詞。

他之難以認可莎士比亞是大詩人,原由之一在於他不喜歡莎士比亞的許多隱喻和比喻:「在通常的意義上莎士比亞的比喻是糟糕的。所以,如果它們仍然是好的——我不知道它們是不是——它們必定有自己的法則。」他跟本討論過的一個例子,是《理查二世》裡的毛勃雷在一句對白裡用閘門當牙齒的隱喻:「您已經把我的舌頭幽禁在我的嘴裡/讓我的牙齒和嘴唇成為兩道閘。」[293]

一個更根本的困難是,維特根斯坦總體上不喜歡英格蘭文化:「我相信,若要欣賞一位作家,就得也喜歡那作家所屬的文化。若覺得那文化平庸或討厭,那麼他的欽佩便冷卻了。」這一點並未妨礙維特根斯坦欽佩布萊克或狄更斯。差別在於,在莎士比亞身上,維特根斯坦看不見一個他能將之當作偉大的人來欽佩的作家:

我只能驚奇地瞪著莎士比亞;從未跟他有過牽扯……

「貝多芬的偉大心靈」——沒人能說「莎士比亞的偉大心靈」……

我不認為莎士比亞能思索「詩人的命數」。

他也不能把自己視作先知,或人類的教師。

人們驚歎地瞪著他,幾乎像瞪著一種壯觀的自然現象。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因此觸到了一個偉大的人。而是覺得自己觸到了一種現象。

另一方面,在狄更斯身上,維特根斯坦的確看見了一個能因為其「好的普遍藝術」——那種托爾斯泰意義上的、每個人都能懂而且擁護基督教美德的藝術——而投之以敬意的英格蘭作家。弗拉克從蘇門答臘回來時,維特根斯坦送了他一本《聖誕頌歌》當遲到的聖誕禮物;這是一本袖珍版,包著綠革皮,上面粘著喜洋洋的「聖誕快樂」膠貼。選這本書當然是有含義的。f.r.裡維斯回憶,維特根斯坦幾乎背熟了《聖誕頌歌》;實際上托爾斯泰在《藝術是什麼?》這篇文章裡把這本書歸入了那個最高的藝術品類:「從上帝之愛中流出」的藝術。因此,作為禮物這本書極為適合這段友誼——這段友誼是矗立在維特根斯坦生活裡的一個罕見例子,一個他對「普通人」的托爾斯泰式尊重的例子:對一位普通工人的簡單直率的友愛。

1950年夏末,維特根斯坦又拾起了對摩爾「常理命題」之哲學意義的論述。這份文稿現在構成了《論確定性》的第65—299段論述。維特根斯坦在其中細述了這一思想,即摩爾的陳述的奇特之處是它們的否定不只是假的,而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摩爾肯定他宣稱具有確定性的命題的反命題,那麼我們不會只是不和他持同樣的觀點:我們會認為他瘋掉了。

因此,「如果我作出某些假陳述,那麼我是否理解它們就成問題了。」摩爾給了我們這類陳述的例子。另一個例子也許是,知道自己住在哪裡:

我在地址a處住了數月,我無數次地見到街道的名字和房子的號牌,在這兒收到了無數封信,給了無數人這個地址。如果我在這事上弄錯了,這錯誤幾乎就像是我(錯誤地)相信我在寫的是中文而非德文。

如果我的朋友有一天以為自己很長時間以來一直住在某某地方,等等,我不會稱之為一個錯誤,而會稱之為一種精神錯亂,也許是一種暫時的錯亂。

當一個錯誤不只是跟我們相信其真的這個或那個命題相矛盾,而是跟給予我們諸信念以基礎的整個框架相矛盾時,對我們而言它就成了一種精神錯亂。維特根斯坦想到的摩爾能正當斷言「我知道我沒有離開地球表面」的唯一場合,是摩爾碰上了生活在甚為不同的框架裡的人:

我能想像,一個原始部落抓住了摩爾,他們疑心摩爾是從地球和月亮之間的某地來的。摩爾告訴他們,他知道……[294]但他無法對他們講出他如此確定的根據,因為他們對人類的飛行能力有奇異的想法,而且對物理學一無所知。這也許是作出那個陳述的一個場合。

但這個例子說明,一種不同的框架未必就是精神錯亂的證據。在1950年,設想某人到過外層空間又回到地球是荒謬的。現在我們已習慣了這一想法。框架在變化,既在不同的文化之間變化,也在同一文化的不同時代之間變化。

不過這不是一個反駁維特根斯坦的點。相反,他強調不能為框架自身辯護或證明框架是正確的;框架提供了進行辯護和證明的邊界:

我看見和聽見的一切使我確信,沒人曾遠離過地球。在我的世界圖景裡沒有任何東西支援相反的情況。

但我不是因為我滿意其正確性而獲得了我的世界圖景;也不是因為我滿意其正確性而保持我的世界圖景[295]。不是的:它是繼承而得的背景,我在這背景之中辨別真假。

框架是變化的:曾被當作荒謬之事遭到拒斥的東西,現在也許被接受了;堅固的確定性被搬動和拋棄。然而,若沒有某種框架,我們不能理解任何東西;在任一具體的框架內都得區分兩種命題,一種命題借框架描述世界,一種命題描述框架本身,但這區分並不永遠固定在同一個地方:

……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動。但我區分水在河床上的運動和河床自身的移動;雖然兩者間並無截然的分界。

不過,要舉出具有和我們自己根本上不同的世界圖景的人的例子,無須考慮想像中的原始部落: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父親和母親;但天主教徒相信耶穌只有一個凡人母親。另一些人也許相信有人沒父母,絲毫不信任一切相反證據。天主教徒還相信,聖餅在特定情形下徹底改變其本性,而同時一切證據都證明情況是相反的。於是,如果摩爾說「我知道這是酒,不是血」,他就跟天主教徒矛盾了。

這段評論可能是維特根斯坦那時和安斯康姆的一次談話引起的,他們談的是「聖餐變體」[296]。看起來,他吃驚地從安斯康姆那兒聽說「聖餅在特定情形下徹底改變其本性」真是天主教的信念。這大概是他對馬爾科姆談到安斯康姆和斯麥瑟斯時心裡想的一個例子,他說:「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所有他們相信的事情。」這樣的信念在他自己的世界圖景裡找不到位置。不過,出於對天主教的尊重,他不把它們視作錯誤或「暫時的精神錯亂」。

「我有一個世界圖景。它是真是假?最重要的是,它是我的一切探究和斷言的地基。」一種宗教信仰沒有理由不提供這種地基,宗教信念沒有理由不是「繼承而得的、我在其中辨別真假的背景」的一部分。但要做到這一點,一種徹底的宗教教育和教誨可能是必要的:「也許可通過特定的養育,通過以如此這般的方式塑造某人的生活,而‘使某人相信上帝存在’。」

但若無這樣的養育,宗教信念能有多少可理解性?看上去,維特根斯坦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例如他自己)生活能把上帝的概念強加給一個人:

生活能教導一個人信仰上帝。而經驗也是令此事發生的東西;但我不是指顯聖[297],或其他向我們顯示「這存在之在[298]」的經驗,而是指比如各種各樣的受苦。這些東西既未向我們顯示一個物件,也不引起我們對他[299]的推想。經驗、思想——生活能把這概念強加給我們。

所以上帝的概念也許跟「物件」概念類似。

當然,這樣的話,這種信仰採取的形式不太可能是接受、甚而理解天主教的「處女受孕」和「聖餐變體」學說。強加給人的是一種特定的態度:

這兒說的態度指這樣一種態度:嚴肅地對待特定的事情,而超出某一點後,就不再當它是嚴肅的了,而是認為某種別的事情甚至更重要。

例如,有人會說,如此這般的一個人在做完某項工作之前就死去是一件沉重的事;而在另一意義上那不是要緊的事。這時人們說「在一個更深的意義上」。我實際上願說,在這情況下你說出的言辭或說話時的想法也不是要緊的事,倒是那些言辭在你生活的不同點上造成的差異才是要緊的。我怎麼知道兩個人說自己信仰上帝時的意思是一樣的?信仰三位一體也是一樣。一種堅持使用某些具體詞句而取締其他詞句的神學並未把任何事弄得更清楚(卡爾·巴特)。正如人們會說的,它用語詞打手勢,因為它想要說點什麼但不知如何表達。實踐給予語詞其意義。

維特根斯坦在第二段裡舉的例子當然不是隨便舉的。但是,如果——照它暗示的那樣——在他死前寫完《哲學研究》不是要緊的事,那麼「在一個更深的意義上」甚至更重要的「別的事情」是什麼?

答案似乎是:他與上帝的和解。那個秋天,維特根斯坦問安斯康姆能不能幫忙聯絡一個「非哲學的」神父。他不想討論天主教學說的精緻論點;他要安斯康姆介紹一個宗教信仰在其生活中造成了實際差異的人。她把康拉德神父介紹給了他,康拉德神父是那位在斯麥瑟斯皈依天主教時指導斯麥瑟斯的多明我會神父。康拉德兩次去安斯康姆的房子和維特根斯坦談話。「他想要的是,」康拉德回憶,「一個神父作為神父和他談話,他不希望討論哲學問題。」

他知道自己病得厲害,想要談談上帝,我想他抱著徹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但實際上我們只是就上帝和靈魂相當一般性地談了(我想是)兩次。

不過,安斯康姆懷疑,維特根斯坦想見康拉德並非真的「抱著徹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如果康拉德這話的意思是維特根斯坦想回到天主教會。而且,考慮到維特根斯坦明確說自己無法相信天主教會的某些學說,認可她的懷疑似乎是合理的。

9月份本成功地重考過了最後的資格考試,於是能脫身和維特根斯坦踏上他倆推遲了的挪威之行了。因此,10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他們開始了漫長和艱難的前往維特根斯坦松恩峽灣邊偏僻小屋的旅程。

維特根斯坦的健康狀況並不穩定,在一年裡的這個時候往北走那麼遠,人們可能視之為莽撞的冒險。然而,吃到寒冷苦頭的是本的健康。到挪威後不久,他患上了支氣管炎,不得不從維特根斯坦的小屋搬到位於海灣較高地帶的一家護理所。隨後他們又搬進了安娜·勒伯尼的農舍,在那兒度過了這次休假的剩餘時光。

本隨身帶了一本奧斯丁最近翻譯出版的弗雷格的《算術基礎》,他和維特根斯坦在挪威花了很多時間閱讀和討論弗雷格的著作。維特根斯坦逐漸認為,自己也許終究又能在挪威獨居做哲學了。

回到牛津後他寫信對馮·賴特說,儘管本生病了,但「我們極享受此次逗留」:

天氣一直都很棒,最大的友善圍繞著我們。在那時那地,我決定要回到挪威工作。我在這裡沒有真正的安靜。如果一切順利我將於12月30日啟航再去舒登。我不認為我能住在自己的小屋裡,在那兒要乾的體力活對我太重了,但一個老朋友說我可以住她的農舍。當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做出得體的工作,但起碼我在給自己一個真正的機會。如果在那兒不能工作,那麼在哪兒都不能工作。

他甚至訂了一張12月30日從紐卡斯爾駛往卑爾根的汽船船票。但聖誕節前不久,安娜·勒伯尼說自己還是不能讓他留宿。無論如何,維特根斯坦的狀況已完全不適宜這樣的旅行。在計劃的挪威之行前,他到貝文醫生那兒作檢查,結果在貝文的屋子裡病倒了,只好留在那兒過聖誕。不過這事絲毫未阻止他實行自己的計劃,聖誕節後他寫信問挪威的另一個朋友阿爾納·伯斯塔德知不知道什麼適合他隔絕地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這信也毫無結果。

前往挪威的計劃挫敗之後,維特根斯坦試了試另一種他偏愛的庇護所:一家修道院。康拉德神父為維特根斯坦作了安排,他可以去米德蘭茲的一家黑修士隱修院;在那兒他可以過修士的生活,做洗碗之類的院內雜務,最重要的是在那兒可以獨處。

然而,到1951年1月,維特根斯坦的健康狀況令這一切計劃都不切實際了。他需要持續的醫療看護。健康狀況惡化後,他不得不越發頻繁地到劍橋見貝文醫生。除了服用雌激素,他還在阿登布魯克醫院接受了x射線療法。

想到自己要死在一家英格蘭醫院,他深感恐懼;但貝文向他承諾,若有必要他可在貝文自己家裡接受照料,度過最後的時日。2月初維特根斯坦決定接受貝文的好意,他搬到了劍橋,在貝文的家裡去世:「故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