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情處的人只是按照平時慣例把各地的情報分別歸類整理給他，但他卻從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無法用戰爭和蝴蝶效應來解決的。

這些個問題中最主要地，就是黃河在山東決口造成地大規模水災。

如果黃河水災也是一個「蝴蝶效應」的話，這個「蝴蝶效應」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應」，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作為中國的第二大河，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之一的黃河，在孕育了中華文明的同時，產生的水患，也和中華文明的歷史相貫穿，中華民族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著鬥爭，可以說，一部中華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鬥爭史」。

眾所周知，因戰亂和過度開墾等多種因素，原來水草豐美的黃河地區的生態幾個世紀以來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結果導致後來黃河水在流經過程中挾帶了大量的泥沙，特別在進入下游的平原地區後，更是迅速沉積，導致河床不斷淤積抬高。為了防止洪水氾濫，人們只得築堤防洪，日積月累，河道竟然高出兩岸，成為世界聞名的「地上懸河」（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黃河時也曾經擔心的說過：「黃河漲到天上去怎麼辦？」）。歷史上，黃河一向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民間常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說法。

每經過一段時間後，黃河往往會在一定條件下就決溢氾濫，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遷徙變化的劇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謂是獨一無二。史有黃河「六大遷徙」之說，也就是黃河曾經有過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時，黃河改道向南，侵襲淮河水系，流入黃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黃河並取得過一定的成效，但由於當時不治海口，「惟務洩漲」，導致海口漸漸淤積，河底也日益漸高，水患也日趨嚴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費巨資，這幾乎成了國家的經常性支出專案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黃河再次決口山東、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這位皇帝下江南其實也不都是遊山玩水），親眼目睹災區人民飽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治理，先後共耗費白銀2500萬兩。道光至光緒年間，撥給河工的銀子也經常達到五六百萬兩。儘管如此，黃河下游的決口自清中期以來卻日漸頻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近二百年的時間裡，黃河決口就達三百六十一次，從1841年到1843年，黃河連續三年發生大潰決，而在1851年又發生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潰決。導致這4次黃河潰決的原因，除了發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認為是黃河有史以來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積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黃河屢屢潰決改道，除了泥沙淤積經年累月，導致河道抬高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質構造運動導致其所謂「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的特點。黃河在流經河南境內時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長江那樣可以順流而下。這個問題，早在宋代就曾經引起過爭論，清代後期讓黃河改道北流的呼聲也屢屢響起。乾隆十八年，吏部尚書孫嘉淦曾提出過黃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議。道光二十二年，魏源在其著作《籌河篇中再次詳細闡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黃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張。魏源在書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線之可治，十餘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法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書裡講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時間一久，黃河也將自然改道從1841年到1851年黃河出現的四次大範圍的潰決來看，這已經是黃河即將改道的危險訊號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黃河復歸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清廷也就認了黃河改道北行的「命」，並順著黃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修建了黃河兩岸大堤。由此，黃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後，又重新復歸北道。

黃河的改道，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在當時的條件下，黃河無論從山東還是從江蘇入海，都會給當地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從自身利益出發的話，無論是江蘇的老百姓還是山東的老百姓，當然都希望黃河從對方境內入海，正如當時有的官員說的：「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猶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日冀河之北流。」這些省份的地方官為了保全本地民眾，在治理黃河問題的朝議中不得不「以鄰為壑」，由此，黃河改道北流，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民眾慶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東百姓流離失所之時！

從1855年黃河改道北流後，原本由河南、江蘇、安徽和山東四省共同承擔的黃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東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趕上黃河大規模決口，更加重了山東人民的災難。

北洋軍情處關於黃河水災的報告是這麼說的，「大河以北、濟陽以東所有災區，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濟陽桑家渡及東阿高王莊決口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東所有災區，皆六月下旬歷城楊史道口決口為之。其水挾小清河而行，縱橫氾濫」

（二百四十一）黃河之水天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