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想辦法讓他遠離，他一齣現你就離開，是不是太被動了，被他牽著鼻子走。」

楊陽看著身旁烤羊肉串的大哥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譬如說烤羊肉串，咱們樓下原來只有旁邊女老闆的那一家，自從這家來了以後，那個女老闆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了，她離開並不是因為競爭不過這家，而是另有自己的經營方式。」

不久後，楊陽又找到一個可以唱歌的差事——在三里屯酒吧做駐唱歌手，而且唱的是自己寫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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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陽唱歌所在的酒吧在北京市酒吧業中小有名氣，頗受娛樂圈的明星和白領貴族們的青睞，每日天黑之時，就會有大批雅皮士來此消遣，酒吧老闆是一個80年代末在南方崛起的歌手，出過一張專輯，但最終未能紅遍四分之一箇中國，公司見他已無潛力可挖，便停止對他的包裝和宣傳，他也因此隱退出歌壇，做起買賣，掙些錢後來北京開了這家酒吧，酒吧的名聲要比它的主人響亮許多。

酒吧老闆聽完楊陽的自彈自唱後感覺還行，決定留下他，唱一個小時歌給50塊錢。

楊陽在酒吧唱歌的第一天晚上我也去了，老闆在得知我是楊陽的朋友後很慷慨地叫服務生給我端來一小瓶「嘉士伯」啤酒，它在酒吧的價格是50元，為此我對老闆表示了萬分感謝。我坐在酒吧的一個角落，盯著眼前的「嘉士伯」想起一句話：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酒吧這種異國情調的休閒娛樂場所已經取代了飯館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傳統地位，若干年前，飯館還是中國人閤家團圓、親朋小聚、商務談判的首選之處，而今天，格調高雅的酒吧的出現卻無情地將飯館推向庸俗，使得人們棄飯館而從酒吧。

雖然在酒吧可以一邊喝著啤酒一邊享受歌手的彈唱，但飯館同樣亦有此形式，一些走街串巷的江湖藝人經常提著二胡站在飯館門口獻藝，只需給他1元錢，便可聽到他演奏的《二泉映月》，此價格僅是在酒吧點一首歌價格的幾十分之一。所以，要說經濟實惠，還得是飯館，特別是那種門口沒有霓虹燈招牌、沒有停車位的飯館。

這天晚上，楊陽在臺上唱了六首歌，博得一些酒客的掌聲，也引得一些人的注意，其中有一個叫田紅的女孩主動上前與楊陽搭訕，並邀他晚上去她那裡。

楊陽唱完歌，便揹著吉他和田紅去了她那裡。

田紅是一個大連女孩，和楊陽一樣，每晚在酒吧唱歌。成為公司的簽約歌手是她的夢想，她今年二十二歲，已經來北京唱了三年歌，唱過的酒吧不計其數，可就是沒有被星探們或是某個唱片公司的老闆發現。她也曾毛遂自薦，把自己錄製的小樣送到唱片公司，但那些磁帶和cd卻石沉大海，杳無了音信。所以，田紅現在的心態在一次次失望後變得順其自然，不再對未來抱以奢求。

楊陽很快便和田紅開始了同居生活，他們在長虹橋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白天，田紅呆在屋裡睡覺、看電視，楊陽來學校上課；晚上，兩人一同去酒吧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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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隊解散後，我們退掉租來的房子，搬回宿舍。鍾風帶著吉他離開我們，返回醫大繼續上學。

沒有了房子，有一件事情很難解決——沒有了和女朋友親熱的地方，所以我們只好把女朋友帶到男生宿舍。

男生宿舍樓一層的白牆壁上塗著四個紅油漆大字：女士止步，傳達室又有一個老頭二十四小時守候在窗前，眼睛瞪得雪亮，監視來往學生，以防某個女生混入。

老頭兢兢業業的態度使得許多情侶不得相聚，有學生曾勸他辛苦一輩子不必再忠於職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可他卻堅決不同意，擺出一副革命到底的姿態，我們分析老頭這樣做的原因在於，他看到青年人的男歡女愛便會心存嫉妒，勾起他已失去功能的痛苦，所以才會如此正義凜然。

儘管男生樓戒備森嚴，但帶女生進樓對我們來說卻是輕而易舉。這天晚上，齊思新就將佟小婭打扮了一番，帶入樓內。

佟小婭披上一件軍大衣，帶了一頂毛帽子，嘴裡插著一根菸，手裡還拎著兩個暖壺，好像是剛剛打水回來一樣，跟在齊思新的身後輕鬆避開老頭的監視。

齊思新把佟小婭帶進宿舍的目的顯而易見，我們只好去其他宿舍找空床睡覺，騰出地方供他倆享樂，儘管我們不是十分願意這樣做，但還是抱著被子離開宿舍。

深夜，我上廁所的時候見馬傑正將一個碩大的臉盆扣在牆上，彎俯著身子，耳朵緊貼盆底，我問：「你丫幹嘛呢？」

「噓！」馬傑示意我閉嘴，然後又撅著屁股趴在牆上。

馬傑認真的樣子使我想起，齊思新和佟小婭正睡在隔壁，我問：「聽到什麼了？」

馬傑說：「我趴了半宿了，什麼也沒有聽到。」

上完廁所回來，我見馬傑還在痴心不改地趴在床上，便說：「你什麼時候添了這麼一個毛病？」

馬傑好像沒有聽見我在說什麼，又趴在牆上聽了會兒後移去臉盆，鑽進被窩，頭衝著牆壁自語道：「一定是齊思新用襪子堵住了佟小婭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