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有武王伐紂之類的典故，更是有封神榜之類的神話故事，那個時候，九五至尊是真正的應天命而生，那個時候的帝王象徵，其潛力，有多麼的龐大「嗤嗤——」

「嗤嗤——」

兩道饕餮印記頓時滲透到了張無風的體內，原本有五道龍脈之力，但是當初為了兒子張輪迴出生，這龍脈之力已經被完全消耗了，但是此刻，兩道饕餮印記，竟然直接使得消耗一空的龍脈之力完全恢復，甚至還更進了一步當下，在這瞬間，張無風將這饕餮印記能量運用之下，將那另外的小方鼎外層的塗層給消除掉了，然後露出了裡面的真正的好處。

不過，饕餮印記消失了，對於張無風而言，這東西，用處已經不大了，但是對於普通人而言，沒有了那饕餮印記的精神層面的壓力，這東西反而更為耀眼吸引人了。

這或許就是境界的不同吧。

對於這一點，張無風感慨不已，而這樣，也正好順手將這兩樣東西送給王老。

王老王教授，也是一位真正做學問的人，要不然，張無風也不會送給他了，其實在張無風之前說典故的時候，也有意的多說了一些，當然這也不是表現，而只是考校一番王教授的能力，但是在知道他的學識後，對方依然讓他參加學術演講，這樣看來，王教授那肯定是一位真正的文化人。

而對於這樣的人，張無風心中只有尊重。

「張小兄弟，你來了。來了就好啊，我還怕你不來了。」

王教授熱情的說道，而這個時候，其它討論著的老者，也都朝著張無風看來。

「王老，這兩件，拿著吧。」

「哈哈，好，好，這東西，等我上報給國家後，檢查出價值，到時候肯定會補償的，你也別推辭，我老王雖然愛這些東西，但是這些是你私人的，一旦上交給國家，國家自然也不會讓你吃虧。」

……

和張無風說了會兒話，接著又有很多老者仔細觀看了那小方鼎，隨後，王老這才走上了演講臺。

「……

獸面紋被大量運用於商代及西周早期祭祀重器上，是商周青銅器上最常見，也是最主要的紋飾之一。西周早期青銅器獸面紋應是周人對商人風格的模仿和繼承，獸面紋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觀念。思想觀念會融入到紋飾製作當中，紋飾也就成為思想觀念的物質載體。因獸面紋在探討商周社會文化、思想觀念中具有有不可忽視的地位，所以不斷引起學者對其意涵的討論。結合前人研究，我們認為商周青銅器獸面紋所代表的是商人心目中的至上神——上帝。獸面紋在商代的大量運用，正反映出商代是一個神性瀰漫的社會。

青銅器是商、周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幾乎每一件青銅器都凝聚了時人的才思與創造，不僅成為卓越的藝術品，而且也成為研究商、周曆史不可忽視的寶貴材料。在青銅器的研究中，紋飾所蘊含的思想，以及紋飾的變化所反映的思想觀念的變化，相對於青銅器其它方面的研究相對落後。且紋飾多被用來作為青銅器斷代的依據，而忽略了其本身所蘊含的思想。我們認為不應忽略對紋飾的研究，因為當時的思想觀念會融入到紋飾製作當中，紋飾也就成為思想觀念的物質載體。

當然，目前青銅器的研究現狀正符合學術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沒有對器物本身的研究，便無法深入透視器物中所蘊含的思想；沒有對青銅器的精確斷代，便不能透過紋飾瞭解那個時代的思想觀念。正是在前人不斷研究的基礎上，我們今天才能站在一個更高的基點去探討商周青銅器紋飾所蘊含的思想觀念。

在商周青銅器紋飾中，爭論最廣、魅力最大、影響最深的莫過於獸面紋。獸面紋，舊稱饕餮紋，最早見於《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先識覽第四》：‘周鼎鑄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後人遂一直沿用，如宋代呂大臨在《考古圖》中雲：‘又癸鼎文作龍虎，中有獸面，蓋饕餮之象’。直到現在有人認為，在紋飾功能意義尚不明確清晰的情況下，用另一個推斷性的名稱取代原有名稱並非可取，仍堅持用饕餮紋一詞。但饕餮紋不是商人的自命名，現代學者通過對此紋飾的深入研究，多否認「饕餮紋」定名的科學性，尤其是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一文中更是堅決拋棄了‘饕餮紋’而用‘獸面紋’代之。且在馬承源先生主持上海博物館工作時，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館全部使用獸面紋，對「獸面紋」起到了極大的宣傳和推廣作用。現在學者更傾向於用「獸面紋」這一稱呼。而我這次的演講，也以‘獸面紋’代替‘饕餮紋’。

這次，承蒙張無風朋友送上……

獸面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西周早期青銅器獸面紋應是周人對商人風格的模仿和繼承，獸面紋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觀念。武王克商是「小邦周」克了「大邑商」。周人對突如其來的勝利顯然沒有做好準備，《尚書.大誥》這樣描述了周人的樣子：‘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顯現出的是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而殷遺民也沒有心服口服的接受周人的統治，他們時刻等待著叛亂復辟機會的到來。西周的勝利，是文化較低的部族征服了文化較高的部族，這就出現了較低階文化被較高階文化同化的現象。馬克思曾說：‘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的文明所征服。’此規律具體表現在商周關係上則為：政治上，周人征服了殷人；文化上，殷人同化了周人。這樣，周人無疑會向殷人學習先進的文化。西周早期，殷遺民的大量存在必然對原有文化存有一種眷戀情結。這在西周早期甚至西周中期的青銅器上都有反映。此時，周王室的許多工匠都是殷遺民，這樣周人在早期的青銅器上完全模仿、繼承了商人的風格。直到西周中期，因政治的穩定和文化的成熟，周人的風格才真正體現在青銅器上。雖然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器上的紋飾幾無二致，但不能據此認為，此時周人和商人思想觀念是一致的。因為從思想的形成到反映思想的器物的形成要有一定的過程，加之改朝換代，又遭特殊的社會背景，所以西周中期的青銅器紋飾，才真正反映出周人的思想觀念。

商代青銅器的主紋飾是獸面紋。獸面紋被大量運用於商人的祭祀重器上，這無疑反映了商人的思想觀念。《呂氏春秋》雖最早明確記載了獸面紋，然其對獸面紋意涵的闡釋似可商榷。眾所周知，《呂氏春秋》一書乃呂不韋糾集門客所編，編撰的目的是為即將統一天下的秦王朝服務，可以視為一部指導政治運作的書，且該書在呂不韋死後仍有編撰，所以該書的歷史真實性相對於政治性為次。我們在大量考古發現所見到的獸面紋中，有首無身的只是少數。這也可以證明，在《呂氏春秋》編者們所處的時代，他們所見到的商代祭祀重器已經不多，獸面紋已經退出青銅器紋飾的主導地位。他們對這種紋飾的具體意涵已經不能明瞭。所以他們提出獸面紋的教化功能，並不能正確地揭示此紋飾所代表的思想內涵。

然則獸面紋究竟代表了商人怎樣的思想？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在研究中國商周青銅器上的獸面紋時，認為獸面紋飾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陽神。這個太陽神的形象是‘一對背靠背的鳥的後面有一個帶光芒的圓，從圓上伸出一個三尖形，其中還有縱向的細線’和‘交頸的一對鳥仰頭向上，在頸的交點上有鑲有同心圓的圓形，圓的上半部突出有火焰狀的東西。加畫放射狀的線形火焰的圓形無疑是天體，此外三尖形或向一方收斂的東西則是日蝕時所見之光’‘因而，在整體上可以看成是一對鳥所支撐著的太陽神的影像。’林氏把商周時期的獸面紋同史前社會的紋飾相比較研究，應該說在方法上是可取的，但其認為獸面紋飾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陽神，在考古發掘與古代文獻中都找不出堅實的證據。我們還應從早期的文獻記載中尋找答案，《左傳.宣公三年》記載了王孫滿的一段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與上下，以成天休。’這是文獻中較早有關青銅器紋飾意涵的記載。幾乎所有研究青銅器紋飾的學者都曾引用，但理解卻並非相同，甚至大相徑庭。究其原因是在於對文化背景的認識不同。張光直在他的《商周神話與美術中所見人與動物關係之演變》中說：‘在商周之早期，神話中的動物的功能，發揮了人的世界與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溝通上，在古代的中國，作為與死去的祖先之溝通的占卜術，是靠動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禮樂銅器在當時顯然用於祖先崇拜的儀式，而且與死後去參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這些銅器上之鑄刻著作為人的世界與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溝通的媒介的神話性的動物紋飾花紋，勿寧說是很不難理解的現象’之後張氏又與現代薩滿教結合，得出‘薩滿通靈說’。此說影響範圍涉及到考古、歷史、藝術等各個領域，贊同者眾多。然其結論仍不能令人滿意，已有學者對其進行了商榷。俞偉超先生認為：供奉了‘百物’，便能抵禦鬼怪的侵擾，使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那麼夏鼎上的影像應是驅散‘魑魅魍魎’的諸神，三代銅器上可見的神化動物形象，當然就是神靈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