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對於中國人生活影響最大的就是共和政f財政部提出的銀行改革方案，決定放棄銀本位制，選擇與英美貨幣相接的金本位貨幣制度，在國內強制推行法定紙幣，一年內將禁止白銀和其它紙幣的流通。

新的幣制改革方案在議會中勉強通過，以總統令的形式釋出。

新的幣制改革方案規定：中華幣作為國家發行的指定貨幣，將成為中央政府指定的在中國境內唯一流通的法定貨幣，自此令釋出一年內，國內各銀行（包括外國銀行）、錢莊發行的有價證券將禁止在市面流通。

黃金、白銀等貴重金屬仍然可以在國家指定發鈔銀行兌換按國家指定收購價格兌換法定貨幣，中華元與銀元的兌換按1：1的比率執行。

中華幣的發行面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100元面額紙幣僅在銀行間結算中使用，並不在市面流通。

華元與美元和英鎊的比值基本維持在2.75：1和7.85：1的水平。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華興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農業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六家銀行獲得了國家指定發鈔行的資格，國家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以各發鈔銀行的資本額度來核准各發鈔銀行的貨幣發行額度。

《銀行法案》並不禁止民間持有金、銀等貴重金屬和金銀交易，但卻禁止其作為貨幣流通，最嚴厲的是禁止私人錢莊發行的錢票和銀元劵的流通。

受《銀行法案》衝擊最大的是國內的私人錢莊和外國銀行，這些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了總數大約十五億元的銀元劵，許多外國銀行發行的銀元紙幣數額已經超出了它們的實際償付能力。不過只有華俄道勝銀行一家外資銀行在《銀行法案》釋出後的擠兌風潮中宣佈破產清理，其餘如滙豐、東方匯理、花旗、日本金正等由於實力雄厚或得到本國政f支援，還都咬著牙挺了過來，不過之後他們再也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隨意發行紙幣了。

各發鈔銀行同時都取得了經營外匯兌換的許可。

長期以來由於幣制混亂和銀價漲跌一直影響著國內的工商發展，國家政令的統一終於使貨幣統一成為現實。

穩定的國內環境使得國內工商業得到快速的發展。

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經濟帶有明顯的國家干預特徵，鐵路、公路及航運部門，「官辦」的國有經濟佔到了一半以上，已經通車的蒙疆鐵路張家口至烏蘭烏德段及正在建設中的二連浩特經科布多至巴爾喀什鐵路基本都靠著國家投資，即將通車的福州至南昌、杭州至南昌鐵路及漢川鐵路也有四成的國有資本。

自1918年後由於政局安定，共和政f與國外銀行及政f間共簽訂了近8億美元的鐵路及實業借款合同，蘭新（蘭州至迪化）、隴海（蘭州至海州）鐵路得以開工續建、包武（包頭至武威）鐵路、川漢（成都至武昌）、寶成（寶雞至成都）、太原至安陽、太原至西安、長沙至貴陽鐵路都開始開工興建，在鐵路建設中，國家成為投資的主體(主要依靠國外借款)。

公路建設方面正在建設的主要公路幹線有北京至烏金斯克、迪綏（迪化至歸化）、綏武（綏遠至武威）、大同至安陽、正太（正定至太原）、包頭至西安、京漢、京寧、滬寧、滬杭、杭州至南昌、武昌至長沙、寧潯（南京至九江），公路建設的主要投資方為地方政f和地方紳商，因為公路建成後能夠收費，這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地方修路的積極性。

作為重點建設專案的武漢、蕪湖、南京三座長江大橋正在設計之中。

汽車越來越普及，修建公路成為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

內燃機的使用越來越廣泛，用內燃機驅動的內河輪船替代了傳統的帆船成為內河航運的主力，海運方面中國遠洋商船登記數量從67艘37000噸驟增至782艘282萬載重噸，工商業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隨著無線電技術和通訊的發展，國內每個縣都設立了電報局，較大的城市中富人家庭開始安裝了電話，由於技術的限制，電話如今還只能侷限於本地通話。

城市在擴大，樓房逐漸增加，建築業的興旺也帶動了民用鋼材和水泥的消費，1925年，國內共有年生產能力超過30萬噸的大型鋼鐵企業5家（漢陽、蕪湖、宣化、太原、包頭），中型鋼鐵企業9家（唐山、邯鄲、舞陽、黃石、合肥、新余、三明、重慶和繁昌），鋼鐵年產量達到280萬噸，由於進口鋼材的衝擊，國內鋼鐵企業半數處於虧損狀態，僅靠著國家財政的補貼勉強得以維持。

工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裝置製造業的發展，國內各類機床保有量達到47萬臺，每年的機床產量達到7萬臺，機械裝置、電力裝置製造、內燃機和動力裝置製造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925年，國內汽車產量達到22萬輛，不過由於消費觀念不同，中國汽車製造業產量三分之一以上都上載重汽車和中型客車，而作為汽車工業主導的小型客車生產一直髮展受到限制。

中國人把小型客車稱之為轎車，認為小汽車只是達官貴人們的「特權」，如果一箇中產之家購買和使用小汽車，就會被族人們指責為「敗家」，實際上工商的發展已經在國內造就出60多萬個年收入超過3000元的中產家庭，他們的收入足以購買得起一輛售價1500元的家用「中華」牌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