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人流順著寬敞的通道向主候機樓湧動著，身著各種服飾，膚色各異的人們，與自己人講著各自的母語，一旦與外人交談就換成英語。人們急匆匆地走著，奔向行李出口、計程車或者在尋找前來迎接的親友。

我邁著疲憊的雙腿，強撐著昏沉沉的頭，雖然看不見自己的臉，但肯定是蒼白的。

「石子堅，石子堅！」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我抬起頭，頓時眼睛一亮，「吳新玉！」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一塊木板，我緊走幾步，一把握住他的雙手。

吳新玉是我的大學同學，畢業後，我進了公安局，他到司法局當了律師，那時還沒有私人律師，他也算政法幹部編制。他兩年前來美，現正在法學院讀法律，再有一年就畢業了。當時他出國時，因為路子沒打通，六個多月愣沒辦下來護照，還是我給他走了個後門，他才如願以償。

寒暄了幾句之後，吳新玉指著身邊站著的白人姑娘用英文向我介紹：「這是我女朋友文迪。」

我只從照片上見過文迪，沒想到她也一塊來機場接我。雖然學了好幾年英語，還真沒直接跟美國人對過話，看著文迪笑眯眯地等我開口，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連很高興見到你也不會說了，滿腦子都在想，吳新玉啊吳新玉，你小子豔福不淺啊，泡上洋妞兒了。

文迪見我站在那愣神，便主動上前跟我打招呼，還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對我說了句：「你好嗎？」落落大方，毫不拘束。我暗暗埋怨自己，怎麼上不了檯面呢。

文迪是吳新玉在法學院的同學，她大學畢業後，為了彌補過分優越的生活條件所帶來的閱歷不足，曾主動到南美洲貧窮國家去做義工，有點像我們當年主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文迪後來成了華盛頓大名鼎鼎的律師。

文迪駕駛著父母送給她的淺藍色寶馬在高速公路上飛馳。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免得再因暈車重受二茬兒罪，她一會兒讓我看湖邊的野鵝，一會兒又讓我看遠處的樹林。我也覺得精神多了，支起耳朵仔細聽文迪嘴裡蹦出來的每個英文單詞兒，竟然都能聽懂!我開始對自己有了信心。

汽車駛過一個建築工地，我看到工地上有不少金髮碧眼的美國工人，穿著t恤衫、牛仔褲，覺得既新鮮又好笑，在我腦子裡，白人都是西裝革履，哪有這副打扮的，還幹粗活兒。

吳新玉看出了我的心思，說道：「你忘了已經在美國了，他們看你才是老外呢。」

他又把跟我說的話用英文跟文迪學了一遍，然後兩人便嘰哩咕嚕地用英文聊了起來，有說有笑的。真見鬼，剛才耳朵還挺作勁的，這會兒怎麼又不好使了呢，聽得我一頭霧水，根本插不上嘴。我心裡又毛了，這要是上課，能聽得懂嗎?

我真成了老外了，在夏威夷入關時，那股美國味弄得我對美國印象就不好，真想打道回府。這會兒又大眼瞪小眼地聽人家用英語對話，除了幾個英文單詞兒，根本聽不懂上下文。這美國怎麼看哪都陌生，瞅哪哪彆扭呢。眼前這條公路通向何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把我安頓好後就算盡了地主之誼，也還了我當初幫他辦護照的人情。我能有他們送一程已經很不錯了，好多留學生下了飛機還不是自己摸到學校的，哪有人送啊。以後的路要靠自己了，就算沒有路也得踩出一條路來。

一種孤立無援的感覺頓時湧上心頭。在國內時，總抱怨領導管得太多，問得太細，現在可好，既沒人管也無人問，一切好自為之，像斷了線的風箏似的，隨著風飄。我們遠渡重洋來求學，學校怎麼連線送都不管，光來個通知，告訴你何時何地到校報到，總得有個人組織組織啊。看來出國前做的那些思想準備都沒用了，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碼子事，沒有組織讓你依，也沒有人讓你靠，就跟國際歌裡唱的一樣，「全靠我們自己」。你不能自力更生，就別想在美國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