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經常給我出出主意，對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爾信上說：

阿爾焦姆：

我想跟你談談我的情況。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會給任何人寫這樣的信的。你瞭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話。我在爭取恢復健康的戰場上，繼續遭到生活的排擠。

我受到接連不斷的打擊。一次打擊過後，我剛剛站起來，另一次打擊又接踵而來，比上一次更厲害。最可怕的是我現在沒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經不聽使喚。這就夠痛苦的了，可是接著兩條腿也不能活動了。我本來只能在房間裡勉強走動，現在從床邊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費很大勁。到這步田地大概還不算完。明天會怎麼樣——還很難說。

我已經出不去屋，只能從視窗看到大海的一角。一個人有一顆布林什維克的心，有布林什維克的意志，他是那樣迫不及待地嚮往勞動，嚮往加入你們全線進攻的大軍，嚮往投身到滾滾向前、排山倒海的鋼鐵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軀體卻背叛了他，不聽他的調遣。這兩者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還有比這更可怕的悲劇嗎？

不過我還是相信我能夠重返戰鬥行列，相信在衝鋒陷陣的大軍中也會有我的一把刺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沒有權利不相信。十年來，黨和共青團教給了我反抗的藝術。領袖說過，沒有布林什維克攻不克的堡壘，這句話對我也適用。

阿爾焦姆，你會說我信裡有許多熔化了的鋼鐵。本來嘛，我們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點燃起來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爾會回到你們身邊的，哥哥，咱們還要一起好好幹呢。不可能不是這樣，要不然，當罪惡的舊世界已經在我們的馬蹄下聲嘶力竭地呻吟的時候，國內戰爭的火紅戰旗怎麼還會使我們熱血沸騰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時甚至是殘忍的生活面前我們屈膝下跪，承認失敗，那我們工人的堅強意志還從何說起呢？

阿爾焦姆，朋友們聽到這些話時，我有時也看到有人流露出驚奇的目光。誰知道，也許有人會想：他是讓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現實。他們不明白我的希望寄託在什麼地方。

現在稍稍講講其他方面的情況。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個格局，侷限在一塊小小的軍事基地上。這就是我的學習——讀書，讀書，還是讀書。阿爾焦姆，我已經讀了很多書，收穫頗豐。國外的、國內的著作我都讀。讀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學作品，學完了共產主義函授大學一年級課程，考試也及格了。晚上我輔導一個青年黨員小組學習。通過這些同志，我和黨組織的實際工作保持著聯絡。此外，還有達尤莎，她的成長和她的進步，當然還有她的愛情，她那妻子的溫存體貼。

我們倆生活得很和美。我們的經濟情況是一目瞭然的——我的三十二個盧布撫卹金和達雅的工資。她正沿著我走過的道路走到黨的行列裡來：她以前給人家當傭人，現在是食堂裡的洗碗女工（這個小城沒有工廠）。

前幾天，達雅拿回來第一次當選為婦女部代表的證件，興高采烈地給我看。對她來說，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硬紙片。我注意地觀察著她，看到一個新人在逐步成長，我儘自己的全部力量幫助她。總有一天，她會進入一個大工廠，生活在工人集體中間，到那時候，她就會最後成熟了。目前在我們這個小城裡，她還只能走這條唯一可行的道路。

達雅的母親來過兩次。她不自覺地在拉女兒的後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滿卑微瑣事的生活中去，讓她再陷入狹隘、孤獨的生活圈子裡。我努力勸說老太太，告訴她不應該讓她過去的生活在女兒前進的道路上投下－陰－影。但是，這一切努力都白費。我覺得，達雅的母親有一天會成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礙，跟這個老太太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爾

老馬採斯塔的第五療養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層樓房，修建在懸崖上開闢出來的平場上。四周林木環抱，一條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腳下。所有房間的窗戶全敞開著，微風吹拂，送來了山下礦泉的硫磺氣味。保爾房間裡只有他一個人。明天要來一批新療養員，那時他就有同伴了。窗外傳來一陣腳步聲。

有好幾個人在談話。其中一個人的聲音很耳熟，他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渾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終於把藏在記憶深處的一個還沒有忘卻的名字找了出來：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傑尼奧夫，正是他，不會是別人。保爾蠻有把握地喊了他一聲。過了一分鐘，列傑尼奧夫已經坐在他的旁邊，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還活著哪？怎麼樣，有什麼好事讓我高興高興？你這是怎麼啦，真正當起病號來了？這我可不贊成。你得向我學習。大夫也早說過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聽他們那一套，一直堅持到現在。”列傑尼奧夫溫厚地笑了起來。

保爾體會到他的笑談中隱藏著同情，又流露出一絲憂慮。

他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列傑尼奧夫講了莫斯科的新聞。從他嘴裡，保爾第一次聽到黨關於農業集體化和改造農村的重要決定，他如飢似渴地聽著每一句話。

“我還以為你在你們烏克蘭的什麼地方幹工作呢。沒想到你這麼倒霉。不過，沒關係，我原來的情況還不如你，那時候我差點躺倒起不來，現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嗎？現在說什麼也不能無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嗎？這樣不行！我有時候也有不好的念頭，心想，也許該休息一下了，稍微鬆口氣也好。到了這個歲數，一天干十一二個小時，真有點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時候甚至都要落實了，到頭來每次都是一個樣：坐下來辦‘移交’，一辦起來就沒個完，晚上十二點也回不了家。機器開得越快，小齒輪轉得也越快。現在我們的前進速度一天勝過一天，結果就是我們這些老頭也得像年輕時候一樣幹。”

列傑尼奧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額頭，像慈父一般親切地說：“好，現在你講講你的情況吧。”

列傑尼奧夫聽保爾講他前些時候的生活，保爾注意到，列傑尼奧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讚許地看著他。

涼臺的一角，在濃密的樹蔭下坐著幾個療養員。緊緊皺起兩道濃眉，在小桌旁邊看《真理報》的，是切爾諾科佐夫。

他穿著俄羅斯斜領黑襯衫，戴一頂舊鴨舌帽，瘦削的臉曬得黝黑，鬍子好久沒有颳了，兩隻藍眼睛深深地凹陷進去，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老礦工。十二年前，他參加邊疆區領導工作的時候，就放下了鎬頭，可是現在他的樣子，仍然像剛從礦井裡上來的一樣。這從他的舉止言談上，從他講話的用詞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切爾諾科佐夫是邊疆區黨委常委和政府委員。他腿上得了壞疽，這個病折磨著他，不斷消耗他的體力。他恨透了這條病腿，因為它強迫他躺在床上已經快半年了。

坐在他對面，抽著煙沉思的是亞歷山德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歲，入黨卻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嚐到了西伯利亞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他低著那像古代雕像一樣美麗的頭，正在讀一本德文雜誌，不時用手扶一扶鼻樑上的角質大眼鏡。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這個三十歲的大力士竟要費很大勁才能抬起那條不聽使喚的腿。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潘科夫是個編輯、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他熟悉歐洲，會好幾種外語。他滿肚子學問，就連那個持重的切爾諾科佐夫對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嗎？”日吉廖娃向坐在輪椅上的保爾那邊抬了抬頭，小聲問切爾諾科佐夫。

切爾諾科佐夫放下報紙，臉上立刻露出了興奮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爾·柯察金。亞歷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認識一下。他讓病給纏住了，不然把這個小夥子派到咱們那些難對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團員。

一句話，要是咱們大家都扶他一把，他還可以工作。我是下了這個決心的。”

潘科夫傾聽著他們的談話。

“他得的什麼病？”日吉廖娃又小聲地問。

“一九二○年受傷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問過這兒的大夫，你知道嗎，他們都擔心這個病會叫他全身癱瘓。你看有多嚴重！”

“我馬上把他推過來。”日吉廖娃說。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保爾沒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爾諾科佐夫以後都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在後來病重的那幾年裡，他們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達雅做工，保爾學習。他剛要著手小組工作，一個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襲來：他雙腿癱瘓了。現在只有右手還能活動。他做了許多努力，都沒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動了，這時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達雅勇敢地掩飾著她的絕望和由於無力幫助他而產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著說：“達尤莎，咱們倆離婚吧。反正也沒約定，碰到這種倒霉事還要一起過下去。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親愛的小姑娘。”

達雅不讓他說下去。她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她哽咽著，把保爾的頭緊緊摟在懷裡。

阿爾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寫信告訴了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兒子這裡來了。老太太、保爾和達雅住在一起，婆媳倆處得很和睦。

保爾繼續在學習。

在一個－陰－溼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回來她獲得第一個勝利的好訊息——她當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從那時起，保爾就很少見到她。下班以後，達雅經常從她工作的那個療養院食堂，徑直到婦女部或蘇維埃去，深夜才回到家裡。她雖然很疲勞，腦子裡卻裝滿了新鮮事物。吸收她為預備黨員的日子臨近了。她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這一天的到來。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一個新的不幸又突然襲來。保爾的病情在繼續發展。他的右眼發炎，火燒火燎的，疼得難以忍受，接著左眼也感染了。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黑紗。

一個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默默地出現在道上，擋住了他的路。母親和達雅悲痛到了極點，他本人卻很冷靜，暗暗下定了決心：“應該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進，要是為恢復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筆勾銷，要是重返戰鬥行列已經不可能——那就應該了結了。”

保爾寫信給朋友們。他們紛紛來信鼓勵他堅強起來，繼續鬥爭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裡，達雅激動而又高興地告訴他：“保夫魯沙，我現在是預備黨員了。”

保爾一面聽她講黨支部接收她入黨的經過，一面回想自己入黨前後的情況。

“柯察金娜同志，這麼說，咱們倆可以組成一個黨小組了。”說著，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寫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一趟。傍晚，一輛濺滿泥漿的小汽車在房前停了下來，區委書記沃利梅爾走進屋裡。他是個年過半百的拉脫維亞人，一臉絡腮鬍子。

他握住保爾的手，說：“日子過得怎麼樣？你怎麼這麼不像話呀？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幹活去。”說完，他大笑起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裡呆了兩個小時，甚至忘記了晚上還要開會。保爾說得很激動，拉脫維亞人一面聽，一面在屋裡踱來踱去，最後他說：“你別提小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個結果來。不見得就沒辦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一下……”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爾同志，是活的人。孤單單一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觸。

給我派幾個年輕人來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左’一點，嫌集體農莊不過癮，想搞公社。這些共青團小夥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們就會冒到前邊去，脫離群眾。我過去就是這樣，這我知道。”

沃利梅爾停下腳步問：“這些情況今天才從區裡傳來，你是從哪兒知道的？”

保爾微微一笑。

“你大概還記得我愛人吧？你們昨天才吸收她入黨。是她告訴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個洗碗工？她是你愛人？哈哈，我還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額，接著說：“有了，我們給你派個人來吧，就是列夫·別爾謝涅夫。這個同志再合適不過了。你們兩個脾氣挺相近，準合得來。你們有點像兩隻高頻變壓器。你知道嗎，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愛用這樣的字眼，打這樣的比喻。列夫還會給你裝上個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聽耳機子，一聽就是半夜兩點。連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說：你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兒逛去了？”

保爾微笑著問：“別爾謝涅夫是個什麼樣的人？”

沃利梅爾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別爾謝涅夫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樣外行。不久前他還是個大幹部。一九一二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了黨。國內戰爭時期他是軍級幹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熱洛巴一起消滅過‘白蝨子’。他到過察裡津，去過南方戰線，在遠東主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他這人什麼艱難困苦都嘗過，後來肺結核把他撂倒了。他從遠東來到這兒。在高加索，他當過省法院院長，邊疆區法院副院長。最後他的兩個肺都壞了，眼看要不行了，這才強把他調到咱們這兒。這就是咱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歷。這個職務挺清閒，所以他還活著。可是，今天悄悄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把他拉進區委會，接著，又塞給他一個政治學校讓他管，又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成立處理難題的重要委員會時，都少不了他。除了這些，他還愛打獵，又是個無線電迷。別看他少了一個肺，可一點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爾提了個尖銳的問題，打斷了他的話，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他在這兒比原先工作還忙。”

沃利梅爾眯縫著眼睛，瞟了保爾一下。

“要是讓你領導一個小組，再加點別的工作，別爾謝涅夫也準會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可是他對他自己呢，卻又會說：‘寧可猛幹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愛惜人這件事，看來只有等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能做到了。”

“他說得對。我也贊成幹一年，反對混五年，不過我們還是常常隨便浪費人力，這等於犯罪。現在我才明白，這樣做與其說是英雄行為，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懂得，我沒有權利這樣糟蹋自己的健康。原來這並不是什麼英雄行為。要不是因為蠻幹，我也許還可以再堅持幾年。一句話，對我來說，‘左派’幼稚病是一個主要的危險。”

“也就說得好聽罷了，真讓他下床幹起來，早就什麼都不顧了。”沃利梅爾心裡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別爾謝涅夫來看保爾，一直談到半夜才走。

別爾謝涅夫離開新朋友的時候，心情就像剛剛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樣。

早晨，有幾個人爬上屋頂，架起了天線。別爾謝涅夫在房裡一面安裝收音機，一面講著他經歷過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爾看不見他，根據達雅的描述，知道他長著淡黃|色的頭髮，淺藍色的眼睛，體格勻稱，動作敏捷，也就是說，他的模樣跟保爾剛同他見面時想象的完全一樣。

天黑的時候，三隻小燈亮了，別爾謝涅夫莊重地把耳機遞給保爾。太空中傳來一片雜音。港口的莫爾斯電報機像小鳥一樣啁啾地叫著，輪船上的無線電臺正在某個地方（看樣子是在近海）發報。一片嘈雜聲中，可變電感器的線圈突然收到了沉著而自信的聲音：“注意，注意，這裡是莫斯科廣播電臺……”

小小的收音機，通過天線，可以收聽到世界上六十個電臺的播音。疾病割斷了保爾同生活的聯絡，現在生活穿過耳機的膜片，又衝了進來，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強有力的脈搏。

疲勞的別爾謝涅夫看見保爾兩眼閃爍著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裡的人全睡了。達雅在睡夢中不安地嘟噥著。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爾很少見到她。她越是一心撲在工作上，晚上空閒時間就越少，於是保爾想起了別爾謝涅夫的話：“如果一個布林什維克的妻子也是黨員，他們就不能常見面。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彼此不會嫌棄，二是沒有時間吵嘴！”

他怎麼能反對呢？這本來是預料中的事。過去，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那時候比現在有更多的溫暖，更多的體貼。不過，那時候她僅僅是個朋友、妻子，而現在則是他的學生和黨內的同志。

他懂得，隨著達雅的成長，她照顧他的時間會越來越少，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保爾接受了輔導一個小組的任務。

晚上，家裡又熱鬧起來。保爾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過幾個小時，就會獲得新的活力。

其餘的時間他都聽廣播，母親喂他吃飯，要費很大勁才能摘掉他的耳機。

失明奪去的東西，無線電又給了他——他又可以學習了。

他以無堅不摧的頑強意志進行學習，忘記了一直在發燒的身體，忘記了肉體的劇烈疼痛，忘記了兩眼火燒火燎的炎腫，忘記了嚴峻無情的生活。

在馬格尼託戈爾斯克鋼鐵企業建築工地上，繼保爾那一代共青團員之後，青年們高舉青年共產國際的旗幟，建立了功勳，當電波把這個訊息傳來的時候，保爾感到無比幸福。

他想象中出現了暴風雨——像狼群一樣猖獗的暴風雪和烏拉爾的嚴寒。狂風怒號，大雪鋪天蓋地而來，就在這樣的黑夜裡，由第二代共青團員組成的突擊隊，在明亮的弧光燈下，在龐大的建築物頂上安裝玻璃，從冰雪嚴寒中搶救那個舉世聞名的聯合企業剛建成的第一批車間。基輔第一代共青團員頂風冒雪鋪設的森林鐵路同它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國家壯大了，人也成長了。

在第聶伯河上，大水沖垮鋼閘，洶湧澎湃，淹沒了機器和人。又是共青團員們頂住天災，顧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戰兩晝夜，終於把河水趕進了閘門。在這場艱鉅的搶險鬥爭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團員。在英雄模範人物的名單中，保爾高興地聽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伊格納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