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魚的一隻眼睛，鼓鼓的，有貓頭大小，周圍是暗紅色，中間發綠，這隻眼睛在閃閃發亮。章魚的幾十條長長的腕足，像一團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動著，上面的鱗發出討厭的沙沙聲。章魚在遊動。他看見章魚差不多就貼著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著，它們是冰涼的，像蕁麻一樣刺人。章魚伸出的刺針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頭上，一下一下地收縮，吮吸著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從自己身上流到已經膨脹起來的章魚體內去。刺針就這樣吸個不停。他頭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難以忍受。

從很遠很遠的一個地方，傳來了說話的聲音：“現在他的脈搏怎麼樣？”

有個女人聲音更輕地回答：“脈搏一百三十八，體溫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說胡話。”

章魚消失了，但是被它叮過的地方還很疼。保爾覺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睜開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麼也抬不起來。為什麼這樣熱呢？大概是媽把爐子燒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麼地方說話了：“脈搏現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裡像有一團火，熱得喘不上氣來。

想喝水，多麼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馬上就爬起來，喝個夠。那為什麼又起不來呢？他剛想挪動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覺得身體是別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聽使喚。媽馬上會拿水來的。他要對她說：“我要喝水。”在他旁邊，有個什麼東西在動。是不是章魚又來了？就是它，看它那隻紅色的眼睛……

遠處又傳來了輕輕的說話聲：“弗羅霞，拿點水來！”

“這是誰的名字呢？”保爾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動腦子，便跌進了黑暗的深淵。他從那深淵裡浮上來，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聽到了說話的聲音：“他好像有點甦醒了。”

接著，那溫和的聲音顯得更近、更清晰了：“傷員同志，您要喝水嗎？”

“我怎麼是傷員呢？也許不是跟我說的吧？對了，我不是得了傷寒嗎！怪不得叫我傷員呢！”於是，他第三次試著睜開眼睛，這回終於成功了。從睜開的小縫裡，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個紅色的球，但是，這個球又讓一個黑糊糊的東西擋住了。這個黑糊糊的東西向他彎下來，於是，他的嘴唇觸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體。心頭的那團火逐漸熄滅了。

他心滿意足地低聲說：“現在可真舒服。”

“傷員同志，您看得見我嗎？”

這問話就是向他彎下來的那個黑糊糊的東西發出來的。

這時，他又要昏睡了，不過還來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見，但是能聽見……”

“誰能想到他還會活過來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掙扎著活過來了。多麼頑強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您真可以驕傲。這完全是因為您護理得好。”

一個女人的聲音非常激動地回答：“啊，我太高興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後，保爾終於恢復了知覺。

他那年輕的身體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復。這是他第二次獲得生命，什麼東西都像是很新鮮，很不平常。只是他的頭固定在石膏箱裡，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沒有力量移動一下。不過身體的感覺已經恢復，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間四四方方的小屋裡，陸軍醫院的見習醫生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後邊，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筆記本。裡面是她用纖巧的斜體字寫的日記：

1920年8月26日

今天從救護列車上給我們送來一批重傷員。一個頭部受重傷的紅軍戰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歲。我收到一個口袋，裡面除了病歷，還有從他衣袋裡找出來的幾份證件。他叫保爾·安德列耶維奇·柯察金。

證件有：一個磨破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六七一號團證，上面記載的入團時間是一九一九年；一個弄破的紅軍戰士證；還有一張摘抄的團部嘉獎令，上面寫的是：對英勇完成偵察任務的紅軍戰士柯察金予以嘉獎。

此外，還有一張看來是他親筆寫的條子：

如果我犧牲了，請同志們通知我的家屬：舍佩托夫卡市鐵路機車庫鉗工阿爾焦姆·柯察金。

這個傷員從八月十九日被彈片打傷以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明天阿納託利·斯捷潘諾維奇要給他做檢查。

8月27日

今天檢查了柯察金的傷勢。傷口很深，顱骨被打穿，頭部右側麻痺。右眼出血，眼睛腫脹。

阿納託利·斯捷潘諾維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發炎，不過我勸他，只要還有希望消腫，就先不要做這個手術。他同意了。

我的主張完全是從審美觀點出發的。如果這個年輕人能活過來，為什麼要摘除一隻眼睛，讓他破相呢？

他一直說胡話，折騰得很厲害，身邊必須經常有人護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時間。他這樣年輕，我很可憐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從死神手裡奪過來。

昨天下班後，我在病房裡又呆了幾個小時。他的傷勢最重。我注意聽他在昏迷中說些什麼。有時候他說胡話就像講故事一樣。我從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不過，有時候他罵人罵得很兇。這些罵人話都是不堪入耳的。我聽了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感到很難過。阿納託利·斯捷潘諾維奇說他救不活了。這老頭生氣地咕噥說：“我真不懂，他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部隊怎麼能收他呢？真是豈有此理。”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沒有恢復知覺。現在他躺在那間專門病室裡，那裡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護理員弗羅霞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旁。原來她認識他。很久以前，他們在一起做過工。她對這個傷員是多麼體貼入微呀！現在連我也覺得，他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9月2日

現在是夜裡十一點。今天簡直是我的節日。我負責的傷員柯察金恢復了知覺，他活過來了。危險期已經過去了。這兩天我一直沒有回家。

又有一個傷員救活了，現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難以形容的。

我們病房裡又可以少死一個人。在我個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過於看到病人恢復了健康。他們總是像小孩子那樣依戀著我。

他們對朋友真摯而淳樸，所以當我們分別的時候，有時我甚至掉了眼淚。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卻是事實。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寫了第一封家信。他說他受了點輕傷，很快就會治好，然後一定回家去看看；實際上他流了很多血，臉色像紙一樣蒼白，身體還很虛弱。

9月14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動人。平時他很嚴肅，這和他的年齡很不相稱。他的身體在復原，速度快得驚人。他和弗羅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見她坐在他的病床旁邊。看來，她把我的情況都講給他聽了，不用說，是過分地誇獎了我，所以我每次進屋，他總是對我微微一笑。昨天他問我：“大夫，您手上怎麼紫一塊青一塊的？”

我沒有告訴他，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傷痕。

9月17日

柯察金額上的傷口看樣子好多了。換藥的時候，他那種非凡的毅力真叫我們這些醫生吃驚。

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總要不斷地呻吟，發脾氣，可是他卻一聲不吭。給他傷口上碘酒的時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繃緊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覺，但是從來沒有哼過一聲。

現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來，那就是說他昏迷了。他這種頑強精神是從哪裡來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著輪椅，第一次被推到醫院寬敞的陽臺上。

在他看著花園、貪婪地呼吸著新鮮空氣的時候，他是一副什麼樣的神情啊！他的臉上纏著繃帶，只露出一隻眼睛。這隻眼睛閃閃發亮，不停地轉動著，觀察著周圍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這個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樓下的接待室去，那裡有兩個姑娘等著我。其中一個長得很漂亮。她們要看柯察金。她們的名字是冬妮亞·圖曼諾娃和塔季亞娜·布拉諾夫斯卡婭。冬妮亞這個名字我知道，因為柯察金說胡話的時候多次提到過她。我允許她們進去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別人攙扶在花園裡散步了。他老向我打聽，什麼時候可以出院。我告訴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兩個姑娘就來看他。現在我才明白，他為什麼一直沒有呻吟，而且從來也不呻吟。我問他原因，他說：“您讀一讀《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們十分親切地互相道別。他眼睛上的繃帶已經去掉，只是前額還包紮著。那隻眼睛是失明瞭，不過從外表上看不出來。同這麼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難過。

向來就是這樣：病人好了，就離開我們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來見我們。臨別的時候，柯察金說：“還不如左眼瞎了呢，現在我怎麼打槍呀？”

他仍然一心想著前線。

保爾出院之後，起初就住在冬妮亞寄宿的布拉諾夫斯基家裡。

他立刻試著吸引冬妮亞參加社會活動。他邀請冬妮亞參加城裡共青團的會議。冬妮亞同意了。但是，當她換完衣服走出房間的時候，保爾卻緊咬著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樣漂亮，那樣別出心裁，保爾都沒法帶她到自己的夥伴們那裡去了。

於是他們之間發生了第一次衝突。保爾問她，為什麼要這樣打扮，她生氣了，說：“我從來就不喜歡跟別人一個樣子；要是你不便帶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樂部裡，大家都穿著退色的舊衣服，唯獨冬妮亞打扮得花枝招展。保爾看在眼裡，覺得很不痛快。同志們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覺察到了，就用輕蔑的、挑釁的目光看著大家。

貨運碼頭的共青團書記潘克拉托夫，一個寬肩膀、穿粗帆布襯衣的裝卸工，把保爾叫到一邊，不客氣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亞一眼，問：“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帶來的嗎？”

“是我。”保爾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長聲音說。“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們的人，倒像資產階級小姐。怎麼能讓她進來？”

保爾的太陽穴怦怦地跳起來。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帶她來的。懂嗎？她並不是咱們的對頭，要說穿戴嗎，確實是有點問題，不過，總不能單憑穿戴衡量人吧。什麼人能帶到這兒來，我也懂，用不著你來挑毛病，同志。”

他本來還想頂撞他兩句，但是忍住了，因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講的實際上是大家的意見。這樣一來，他一肚子氣就都轉移到冬妮亞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說了！幹嗎要出這個風頭？”

這天晚上他倆的友誼開始出現了裂痕。保爾懷著痛苦和驚訝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誼在逐漸破裂。

又過去了幾天。每一次會面，每一次談話，都使他們的關係更加疏遠，更加不愉快。保爾對冬妮亞的那種庸俗的個人主義愈來愈不能容忍了。

他們兩個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後破裂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一天，他們來到黃葉滿地的庫佩切斯基公園，準備作最後一次談話。他們站在陡岸上的欄杆旁邊；第聶伯河從下面滾滾流過，閃著灰暗的光；一艘拖輪用輪翼疲倦地拍打著水面，拽著兩隻大肚子駁船，慢騰騰地從巨大的橋孔裡鑽出來，逆流而上。落日的餘輝給特魯哈諾夫島塗上了一層金黃|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樣通紅。

冬妮亞望著金黃|色的餘輝，憂傷地說：“難道咱們的友誼真的要像這落日，就這樣完了嗎？”

保爾目不轉睛地看著她；他緊皺著眉頭，低聲說：“冬妮亞，這件事咱們已經談過了。不用說你也知道，我原來是愛你的，就是現在，我對你的愛情也還可以恢復，不過，你必須跟我們站在一起。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那個保夫魯沙了。那時候我可以為了你的眼睛，從懸崖上跳下去，回想起來，真是慚愧。現在我說什麼也不會跳。拿生命冒險是可以的，但不是為了姑娘的眼睛，而應該是為了別的，為了偉大的事業。如果你認為，我首先應該屬於你，其次才屬於黨，那麼，我絕不會成為你的好丈夫。因為我首先是屬於黨的，其次才能屬於你和其他親人。”

冬妮亞悲傷地凝視著藍色的河水，兩眼噙著淚水。

保爾從側面注視著她那熟悉的臉龐和栗色的濃髮。過去，這個姑娘對他來說，曾經是那樣可愛可親，此刻他不禁對她產生了一種憐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後腿的那些東西統統扔掉，站到我們一邊來吧。

咱們一道去消滅財主老爺們。我們隊伍裡有許多優秀的姑娘，她們跟我們一起肩負著殘酷鬥爭的全部重擔，跟我們一起忍受著種種艱難困苦。她們的文化水平也許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為什麼不願意跟我們在一起呢？你說，丘扎寧曾經想用暴力汙辱你，但是他是紅軍中的敗類，不是一個戰士。你又說，我的同志們對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為什麼要那樣打扮，像去參加資本家的舞會一樣呢？你會說：我不願意跟他們一樣，穿上骯髒的軍便服。這是虛榮心害了你。你有勇氣愛上一個工人，卻不愛工人階級的理想。跟你分開，我是感到遺憾的，我希望你能給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說下去了。

第二天，保爾在街上看見一張佈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肅反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朱赫來。他的心跳起來了。他去找這個老水兵，但是衛兵不讓他進去。他軟磨硬泡，弄得衛兵差點把他抓起來。費了好大勁，最後他總算見到了朱赫來。

他們兩個人對這次會面都很高興。朱赫來的一隻胳膊已經給炮彈炸掉了。他們馬上就把工作談妥了。朱赫來說：“你既然不能上前線，就在這兒跟我一起搞肅反工作吧。明天你就來上班。”

同波蘭白軍的戰爭結束了。紅軍幾乎已經打到華沙城下，只是因為遠離後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補充，沒能攻破波軍的最後防線，就撤了回來。波蘭人把紅軍的這次撤退叫做“維斯瓦河上的奇蹟”。這樣一來，地主老爺的白色波蘭又存在下來了，建立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理想暫時沒有能夠實現。

到處是血跡的國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爾沒有回家去探望親人，因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蘭白軍佔領了，目前正是雙方戰線分界的地方。和平談判正在進行。保爾日日夜夜都在肅反委員會工作，執行各種任務。他就住在朱赫來的房間裡。聽說舍佩托夫卡被波蘭人佔領了，他發起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