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許久，他偷偷的用那隻大的黑手向腰間摸了摸。點點頭，手停在那裡；待了會，手中拿出一落兒鈔票，數了數，又極慎重的藏回原處。
他的心完全為那點錢而活動著：怎樣花費了它，怎樣不教別人知道，怎樣既能享受而又安全。他已不是為自己思索，他已成為錢的附屬物，一切要聽它的支配。
這點錢的來頭已經決定了它的去路。這樣的錢不能光明正大的花出去。這點錢，與拿著它們的人，都不敢見陽光。人們都在街上看阮明，祥子藏在那清靜的城根，設法要到更清靜更黑暗的地方去。他不敢再在街市上走，因為他賣了阮明。
就是獨自對著靜靜的流水，背靠著無人跡的城根，他也不敢抬頭，彷彿有個鬼影老追隨著他。在天橋倒在血跡中的阮明，在祥子心中活著，在他腰間的一些鈔票中活著。他並不後悔，只是怕，怕那個無處無時不緊跟著他的鬼。
阮明作了官以後，頗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應該打倒的事。錢會把人引進惡劣的社會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開，而甘心走入地獄中去。他穿上華美的洋服，去嫖，去賭，甚至於吸上口鴉片。當良心發現的時候，他以為這是萬惡的社會陷害他，而不完全是自己的過錯；他承認他的行為不對，可是歸罪於社會的引誘力太大，他沒法抵抗。一來二去，他的錢不夠用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為執行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換點錢來。把思想變成金錢，正如同在讀書的時候想拿對教員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數。懶人的思想不能和人格並立，一切可以換作金錢的都早晚必被賣出去。他受了津貼。急於宣傳革命的機關，不能極謹慎的選擇戰士，願意投來的都是同志。但是，受津貼的人多少得有些成績，不管用什麼手段作出的成績；機關裡要的是報告。阮明不能只拿錢不作些事。他參加了組織洋車伕的工作。祥子呢，已是作搖旗吶喊的老行家；因此，阮明認識了祥子。
阮明為錢，出賣思想；祥子為錢，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時候，可以犧牲了祥子。祥子並沒作過這樣的打算，可是到時候就這麼作了——出賣了阮明。為金錢而工作的，怕遇到更多的金錢；忠誠不立在金錢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諒自己一切的惡劣行為。祥子聽著阮明所說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羨慕——"我要有更多的錢，我也會快樂幾天！跟姓阮的一樣！"金錢減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錢閃花了祥子的眼睛。他把阮明賣了六十塊錢。阮明要的是群眾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象阮明那樣的——享受。阮明的血灑在津貼上，祥子把鈔票塞在了腰間。
一直坐到太陽平西，湖上的蒲葦與柳樹都掛上些金紅的光閃，祥子才立起來，順著城根往西走。騙錢，他已作慣；出賣人命，這是頭一遭。何況他聽阮明所說的還十分有理呢！城根的空曠，與城牆的高峻，教他越走越怕。偶爾看見垃圾堆上有幾個老鴉，他都想繞著走開，恐怕驚起它們，給他幾聲不祥的啼叫。走到了西城根，他加緊了腳步，一條偷吃了東西的狗似的，他溜出了西直門。晚上能有人陪伴著他，使他麻醉，使他不怕，是理想前去處；白房子是這樣的理想地方。
入了秋，祥子的病已不允許他再拉車，祥子的信用已喪失得賃不出車來。他作了小店的照顧主兒。夜間，有兩個銅板，便可以在店中躺下。白天，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勞作。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討，那麼大的個子，沒有人肯對他發善心。他不會在身上作些彩，去到廟會上乞錢，因為沒受過傳授，不曉得怎麼把他身上的瘡化裝成動人的不幸。作賊，他也沒那套本事，賊人也有團體與門路啊。只有他自己會給自己掙飯吃，沒有任何別的依賴與援助。他為自己努力，也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著吸那最後的一口氣，他是個還有口氣的死鬼，個人主義是他的靈魂。這個靈魂將隨著他的身體一齊爛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從被封為故都，它的排場，手藝，吃食，言語，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動，去找那與天子有同樣威嚴的人和財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島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熱鬧的天津在半夜裡也可以聽到低悲的"硬麵——餑餑"；在上海，在漢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說京話的巡警與差役，吃著芝麻醬燒餅；香片茶會由南而北，在北平經過雙燻再往南方去；連抬槓的槓夫也有時坐上火車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貴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漸漸的失去原有的排場，點心鋪中過了九月九還可以買到花糕，賣元宵的也許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鋪戶也忽然想起作週年紀念，藉此好散出大減價的傳單……經濟的壓迫使排場去另找去路，體面當不了飯吃。
不過，紅白事情在大體上還儲存著舊有的儀式與氣派，婚喪嫁娶彷彿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場。婚喪事的執事，響器，喜轎與官罩，到底還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趕上的。出殯用的松鶴鬆獅，紙紮的人物轎馬，娶親用的全份執事，與二十四個響器，依舊在街市上顯出官派大樣，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華與氣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著這種殘存的儀式與規矩。有結婚的，他替人家打著旗傘；有出殯的，他替人家舉著花圈輓聯；他不喜，也不哭，他只為那十幾個銅子，陪著人家遊街。穿上槓房或喜轎鋪所預備的綠衣或藍袍，戴上那不合適的黑帽，他暫時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微體面一些。遇上那大戶人家辦事，教一干人等都剃頭穿靴子，他便有了機會使頭上腳下都乾淨利落一回。髒病使他邁不開步，正好舉著面旗，或兩條輓聯，在馬路邊上緩緩的蹭。
可是，連作這點事，他也不算個好手。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既沒從洋車上成家立業，什麼事都隨著他的希望變成了"那麼回事"。他那麼大的個子，偏爭著去打一面飛虎旗，或一對短窄的輓聯；那較重的紅傘與肅靜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動。和個老人，小孩，甚於至婦女，他也會去爭競。他不肯吃一點虧。
打著那麼個小東西，他低著頭，彎著背，口中叼著個由路上拾來的菸捲頭兒，有氣無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許還走；大家已走，他也許多站一會兒；他似乎聽不見那施號發令的鑼聲。他更永遠不看前後的距離停勻不停勻，左右的佇列整齊不整齊，他走他的，低著頭象作著個夢，又象思索著點高深的道理。那穿紅衣的鑼夫，與拿著綢旗的催押執事，幾乎把所有的村話都向他罵去："孫子！我說你呢，駱駝！你他媽的看齊！"他似乎還沒有聽見。打鑼的過去給了他一鑼錘，他翻了翻眼，朦朧的向四外看一下。沒管打鑼的說了什麼，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沒有值得拾起來的菸頭兒。
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裡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