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美國人很富，很強大。相反，對於那些落後的大國和小國，大家就卻從來沒有那麼多的好脾氣。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內心深處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人總需要通過某種方式建立自己的尊嚴，找到自己的信心。或者是金錢，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學識，或者是活動能力，如果這些都沒有時，就是理想或者希望也行。為什麼那麼多的失業工人寧肯艱難地忍受，也不願登記領取救濟金？他們有自己的理由——丟不起那個人。但有些人確實已經生活在最底層了。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每天要在流水線上工作到筋疲力盡，或者在田裡幹到月上西樓，沒有機會同那些有財產、體面的人成為朋友，沒有機會引起經理的注意，一句話，找不到人生的尊嚴和生活的信心。但又不甘心這樣下去，承認自己是最沒有能力和地位的一個群體。怎樣找到自己的優越感呢？改變自己的實際處境是最理想的途徑，但談何容易？世界上恐怕沒有比掙錢和提高社會地位更艱難的事情了，因為競爭是那樣的激烈和殘酷，而他們卻沒有足夠的實力。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找到比自己處境更低劣的人。他們平常在自己的社群不大擺得起譜，便只好到外地人那裡去找平衡，這就是他們的基本心態。不幸的是剛剛走出鄉土的河南人又遇到了這麼龐大的一個群體。

看到那些普通民眾對河南人的歧視，筆者不禁想到我曾經住過一段時間的一個小鎮。所謂的鎮，也就是有那麼一條小街道，街道兩面有一些店鋪，店鋪的後面就是農田了。在我的概念中，這裡都是純粹意義上的農村，但是鎮上的農民卻不這麼認為。他們也說鄉下人，但不包括自己，而是指其他村子裡的農民。他們自稱是「街上的」。他們絕對不能容忍把自己混同於鄉下人。他們瞧不起村子裡的農民，這種瞧不起是真正的輕視，而不是裝出來的。他們有時也用輕蔑的口氣說城裡人，但那口氣還是能讓人感覺出來，並不是真正的輕視，而是嫉妒。而他們看不起鄉下人，就像城裡人瞧不起他們一樣，認為他們沒有見過世面，土氣。我在最初的幾天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無意中得罪了不少人。當我最終意識到這一點時，我感到很震驚。我深深地為人類尋求優越感的強烈本能感到吃驚。後來，我和那個小鎮的一個青年熟悉了，彼此有了較深的交情，我直言不諱地問他：「大家都是農民，你們為什麼老歧視人家村裡的人呢？」他反問我：「我們不歧視他們，又歧視誰呢？我們歧視你們，可能嗎？難道只許你們城裡人歧視我們，我們就不能歧視一下別人嗎？」這個小鎮並不重要，當然也不出名。它只不過是中國上萬個鎮中普普通通的一個。但正是它的普通，使它具有了很強的代表性。我相信，這種最基層的歧視，在中國的每一個小鎮都存在。

筆者從來沒有問過這些歧視河南人的普通勞動者，但我想如果他們能夠坦率地說出自己的心聲，大概也就這句話了。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的種族歧視者多是勞動階級的原因。本來，按我們的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勞動階級應該同情被壓迫民族的處境，同情他們的鬥爭，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我上大學的時候讀了美國史，這才知道，美國臭名昭著的「三k黨」；其成員多是工人和農業工人。相形之下，中產階級和富豪們，無論是由於所受的教育，還是出於天生的同情心，還是為了故意顯示紳士風度，對與被壓迫民族，常常要表示出一定的同情來（不管真正的同情，還是虛偽的表演）。他們不需要特別歧視落後民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優越感，他們在同胞中就有足夠的尊嚴。

在「文革」期間，我曾經見過鄉下的「地主分子」。他們在外表上看和普通的農民沒有什麼區別。但神情卻不太一樣。他們總是一副怯生生的樣子。村裡人可以任意地對他們呼來喝去，小孩子常常向他們扔石頭，嚇得他們不敢出門。當我逐漸成年的時候，才明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惡霸。當他們已經交出了土地，不再剝削農民的時候，他們也就一樣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歧視他們是沒有道理的。即使對於惡霸地主，當他們償還了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之後，也沒有理由再歧視他們。即使對於屠殺過我們的日本侵略者，我們也沒有這麼殘忍，何況是對於自己的同胞呢？更何況對於他們的孩子——那些同我們一樣「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同齡人呢？我們不否認極「左」思想對農民的毒化，誤導了農民。但也不能否認，這些質樸的農民在對地主、富家、資本家這些「賤民」的歧視中，也獲得一種「優越感」。極「左」思想的引導只不過迎合了他們內心的一種需要。

當1978年，一代偉人鄧小平決定把所有改造好的前地主。富農分子摘掉「帽子」的時候，我的一位遠房伯父，一位樸實、厚道的農民很傷感地說：「以後地主、富農的孩子就同咱們的孩子一樣了。」他當時的失望模樣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記得。許多年後的今天，伯父早已不在世了，我回想起他當時的表情，不禁替他想了很多。我們老家村子裡的那兩家地主，說實在的，並不是很大的地主，也不是什麼惡霸，相反人緣都還可以。伯父和他們沒有什麼仇恨。但是有他們的存在，伯父會覺得自己不是村裡處境最悲慘的人。當時伯父有7個孩子，生產隊每天的工分只值9分錢，糧食根本不夠吃。有那兩家地主存在，至少使像伯父這樣的農民能夠產生一種翻身做主的感覺，一種虛幻但又持久的優越感。對於一個最貧窮、最老實的農民，這種翻身做主的感覺是很有必要的。它是黑夜生活裡的一支火炬，是乾旱沙漠裡的一朵鮮花，是貧窮生活裡的精神支柱。但必須指出，這種虛幻的精神支柱是不能持久的。

因為它是假的。

我相信許多老實的普通市民對河南人的歧視是出於這種心理需要。就像鎮里人看不起鄉下人一樣，就像農民看不起當年的地主、富農一樣，就像西方的產業工人看不起黑人一樣。他們有這種心理需要。在艱辛和缺乏尊嚴的日子裡，他們精神受到過嚴重的傷害。但他們奈何不了那些傷害過自己的人。有時是因為惹不起人家，有時是因為這種傷害無從說起，它是無形的，卻又無處不在，有時僅僅表現在輕蔑甚至只不過是漫不經心的語氣中，但確實令人懊惱。這種憤懣和懊惱發洩在孤立無助的河南人身上是最「合適」不過了。

這讓我們想起了那個著名的笑話：經理遇到了窩火事，無處發洩，就把員工教訓了一通；員工窩火，就把妻子罵了一頓；妻子不平，就把孩子打了一頓。河南人在許多城市就扮演了那個孩子的角色。

在筆者居住的小區，守門的保安人員是一個河南小夥子。有一次，一家居民搬運傢俱的時候，長時間地把車停在大門口，擋住了別人的路。保安善意地提醒這一家的主人，並表示可以幫她把車子拉到合適的位置。這位中年婦女大概覺得保安的提醒傷害了自己的自尊心，為了顯示自己的尊貴，她不僅強辭奪理地說自己沒有影響別人的來往，還侮辱小夥子：「你算什麼東西，也有資格教訓我？你們河南人只配給人家當保安，當狗！」直到小夥子反過來低聲下氣地向她賠不是，才罵罵咧咧地走了。

我還曾經見過一個售貨員，與要求換商品的河南顧客發生爭執，她不僅用挖苦和嘲諷趕走了這個可憐的顧客，得勝後還洋洋得意地對周圍的同事說：「一個臭河南人還想當‘上帝’？也不照照自己。」

中年婦女和這位售貨員的言行讓我們想起了阿q。阿q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先是宣稱自己是趙太爺的本家。後來被趙家禁止後，只能安慰自己「先前闊多了」。他先是欺侮王胡，遭到痛打，又把目標指向小d，結果只打了個平手。實在找不到可欺侮的人了，只好去欺侮小尼姑。

我同情這些普通勞動者的境遇，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但有一點必須清楚：任何人，都不應該把自己的「尊嚴」建立在欺侮別人的基礎上，這是現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說那些「城市貴族」和暴發戶對河南人的輕蔑讓我們感到憤怒和厭惡的話，這些普通勞動者對河南人的歧視則使我們感到悲哀。就像讀到曹植的《七步詩》時的那種感覺。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眾口鑠金，三人成虎——盲從者的心態

有些人對河南人的歧視純粹是出於偏見。這些人其實根本不瞭解河南人，甚至根本沒有接觸過河南人。河南人三個字對於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已，他們對河南人的印象完全來自於道聽途說。

段子聽多了，自然就會對河南人產生負面的印象：河南人窮、河南人土、河南人髒、河南人不誠實……這就是偏見，並且一旦形成，接著就產生歧視。偏見不知不覺中對人的行為發生微妙的影響。美國心理學家卡爾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訓練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對求職者進行面試。他們的觀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黑人面試求職者與白人求職者時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與面試白人相比，當求職者為黑人時，考察者無意中坐得與求職者稍微遠一點，談話中語誤出現的更多，面試時間縮短25％。

偏見和歧視相互作用，越來越強烈。有了偏見，就會加倍歧視，有了歧視，就有了更多的偏見。對河南人的印象也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