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觀看這些「洋相」，並在鬨堂大笑中充分地體驗自己的優越感。一來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裡，成了顯示上海人優越性和優越感的陪襯。

上海的驕傲主要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中國的現代化是從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他的一本關於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稱之為「現代中國的鑰匙」，認為現代中國正是誕生於上海。上海實際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舊社會的上海是十里洋場，中國幾乎所有現代的玩藝都是先出現在上海。西服、西餐、電燈、電報、電話、洋房、洋車、馬路、汽車、警察、銀行、照相館，無一不是先出現在上海。外地人絕大多數還沒有見過報紙是什麼樣子的時候，上海已經拿報紙包雜物、貼牆了。在一些上海人眼裡，連北京人也還屬於鄉土氣息很重的人。中國文化界的京派和海派之爭，其實就是西方文化同中國文化之爭。如果說近代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而上海就完全是一個殖民地了。在這個殖民地區域，形成了一種典型的殖民文化。上海的「老克臘」，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非常西化的中國人，他們以西方的生活方式為榮，以與西方人交往為榮。如果沒有西方人，他們就相互之間交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那種歲月裡，他們還頑強地保留著昔日的習慣，到80年代後更加發揚光大。他們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不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甚至也看不起其他的上海人。這些「老克臘」，是極端的上海人。

一些上海人總喜歡當著別人的面說上海話。他們是故意這麼做的，他們總是要用一種看似漫不經意的東西把你和他區別開來，提醒你，咱們不是同類，所以才把你「晾」在一邊。這些上海人自認為是「高等華人」，是全中國最優秀最高貴的人種。上海話，就是這個優秀高貴人種的標誌，也是和「低等華人」（外地人）劃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們就一定要說上海話，而且要大聲地、尖嗓門地、無休止地講。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也要想辦法創造一個，就像暴發戶們一定要想辦法掏出「大哥大」在眾人面前哇啦一頓以示牛氣一樣。

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以貴族自居，追求所謂「貴族氣質」。一個以東方的舊貴族自居，一個以西方化的新貴族自居。不過很遺憾，中國是不會有貴族的，將來沒有，現在沒有，過去也幾乎沒有。中國從來沒有形成類似西方的貴族文化。中國古代的貴族不同於西方的貴族。中國早在西漢王朝就廢除了分封制度，貴族只是一種封號而已，沒有領地，也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務。說白了，也就相當與一個大財主而已。尤其是中國曆代實行爵位遞減制度。如果本人是侯爵，兒子只能是伯爵，孫子就只是子爵。請記住，巴爾扎克告訴我們：「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時間。」在中國，等一個家族形成貴族文化，這個家族已經不屬於貴族了。況且中國貴族數量極少，滿清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只封為侯爵，李鴻章和左宗棠只封為伯爵，曾。左、李以下多數功臣根本沒有爵位。所以，在中國，永遠不要再做貴族夢了。當然，我們還是承認北京人和上海人還是有一種不同於外地的雍容氣度，畢竟與某些暴發戶是不同的，他們有一種別的城市沒有的從容和自然。

本來，河南同這兩個城市的關係並不密切，北京、上海存在的地域歧視問題與河南人也沒有什麼密切關係。北京的地域歧視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原也沒有專門對著河南人。上海人主要是看不起蘇北人，至於河南，那太遙遠了，阿拉上海人不曉得。不過，這幾年河南人開始漂流四方，與北京人和上海人發生了直接的接觸，餐館裡，菜市場上，民工隊伍裡，到處都是河南人身影，少數北京人和上海人就把對外地人的歧視一古腦地發洩到河南人身上。筆者曾經不止一次聽到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把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城市環境的髒、亂、差歸罪於打工的河南人。但他們似乎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河南人為這個城市承擔了多少辛苦、勞累甚至危險，他們做著當地人不願做的工作。

歧視一旦存在，就會將一切惡行都歸於河南人。同樣的事別人可以做，河南人卻不可以做。北京的幾個著名的商品批發市場，筆者不敢說裡面全是冒牌貨，只能說找一件非冒牌的商品實在是困難。這麼說，某些北京人講「千萬不要相信河南人」雖然不好說是「賊喊捉賊」，但至少是「只許北京騙你，不許你騙北京」吧！

對此該怎麼解釋呢？我們只能說，某些北京人沒有把河南人當成自己的同類。自己是高等公民，而河南人是賤民；自己是天上的星辰，而河南人是地上的灰塵！

歧視河南人，本質上是歧視外地人，歧視鄉下人，歧視農民。且不說在世界範圍內歧視鄉下人有沒有「道理」，在中國誰都沒有資格歧視農民。因為，每一箇中國的城市人都欠著中國農民一筆債務，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務。

新中國的工業基礎是靠農民數十年的貢獻才建立起來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80年代末，中國農民為城市工業化奉獻了數千億元。每一座城市都是靠民工一滴汗水一滴汗水地建立起來的。這一點，不知北京人和上海人是不知道，還是從來都沒有想到過？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工業基礎是建立在農民的無償奉獻的基礎上的。如果沒有中國農民幾十年的無私奉獻，中國的工業化無從談起。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的人民也不會像現在這麼「洋氣」和傲氣，中國的農民不會像現在這樣窮，勤勞、樸實的河南人也不會像現在這麼窮、這麼土，為了中國的工業化，中國農民付出的代價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難道換來的卻是某些大城市人的嘲笑和戲弄？

我想，在社會上，如果一個人用著別人的，拿著別人的，還在罵著別人，那麼世人應該怎麼看他？一定覺得他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但一個城市呢？一個城市的公民呢？我們中國人曾經舉國一致地罵某個國家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可是我們自己又是在怎麼做的呢？

不是說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建設靠的全是河南人，也不是說這些大城市的繁榮靠的全是中國農民。我只是說，中國農民為你們作出了重大貢獻，河南人也為你們作出了巨大貢獻。歧視河南人，實際上就是歧視全體的農民。要知道，在他們默默地作出這些奉獻的時候，他們的碗裡只有紅薯糊糊，他們的身上穿著襤縷的破衣。

所以，我真是想勸勸某些北京人和上海人，雖然你們見多識廣，雖然你們已經習慣了看不起所有的同胞，但希望你們能夠多想一想那些曾經為你們城市的繁華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農民吧，這樣你們的驕傲也許會減少一點。你們的驕傲應該少一點。實際上，無論你有多少驕傲的資本，當你嘲笑一個不應該被你嘲笑的人的時候，顯示給別人看的都只是你的淺薄。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那些上海人儘管看不起外地人，但不包括山東人在內。他們對山東人印象相對較好。上海女孩嫁給山東籍男人的事屢見不鮮。我曾經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但卻百思不得其解——山東人有什麼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樣土裡土氣嗎？不過是一個愛吃蔥，一個愛吃蒜而已，竟能使驕傲得像天鵝一樣的上海人刮目相看？後來請教了一個博士畢業留在上海工作的「新移民」，才得要領：原因很簡單，因為上海的領導人多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的幹部，而三野的幹部多是山東人。山東人沾了子弟兵的光，在上海有一定的地位。——原來那些上海人的驕傲也不是無條件對任何人的。世間的事真是讓你捉摸不透，你只好搖搖頭，嘆口氣說：「人啊！」

「我是貴族了！」——某些暴發戶的心態

有些省份的人本來是不存在歧視河南人的問題的。本來他們的經濟狀況跟河南人也差不多。但特殊的歷史機遇使他們成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而且使他們適時地遇見了河南人——在他們剛剛成為大小業主的時候，河南人開始形成了打工潮。於是他們的剛剛生長起來的優越感便找到適時的渲洩出口。每當聽到一些先富起來的地區的人們用那種調侃中帶著輕蔑的口氣嘲笑河南人的時候，筆者總是想到魯迅先生的這句話——「人一闊，臉就變」。我由衷地佩服魯迅先生，先生把人性看得太透了。

一個出身微賤的人，當他突然發跡時，總想否定自己貧寒的過去。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其中一個可愛的人物是關羽。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原來的出身並不高，但他成了大將以後就不得了了，看不起出身寒微的黃忠，甚至鬧到不接受「五虎上將」頭銜的地步，直到諸葛亮親自寫信安慰，才算給丞相一個面子。後來更是驕傲得喪失了理智。孫權派人來求親，關老爺子竟然輕蔑地說：「虎女焉得嫁犬子？」這個錯誤是致命的，導致了關羽最後走麥城的結局，更導致了吳蜀之間的全面戰爭，蜀國在彝陵之戰中慘遭失敗，國力大損，一統中國的理想化作一場春夢。

其實關羽自己不過是糧販子出身，也沒有什麼高貴的。不過當了大將以後覺得自己已經是貴族了，就得有點貴族的派頭，高人一等。關公一代英傑，可是在這方面的表現卻同小人得志沒有什麼區別。

朱元璋殘殺窮哥們的事是又一個「人一闊，臉就變」的形象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