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巨輪飛馳，帶給人們一些迷茫和困惑但也帶給人許多新的觀念和機會。新舊交融、中外交匯、東西交流，新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也在調整中不斷地更新，以適應社會的多方面、多層次需求。

偉大的民族必將擁有偉大的文化，而偉大的文化則必將具有豐富的多樣性。

在階級社會中，歧視始終與我們人類為伍，並不能說明我們的社會就一定有歧視存在的必要條件和可能。如果我們認為自己可以區別於低階動物的話，就應該看到——人類的本性是善良的、開放的和合作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偏見和歧視就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而是負面文化（包括來自父母、社群、媒體、輿論等方面的）在有意無意中教育了我們，讓我們把負面的特徵和歸因強加在了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身上。」懂得了這一點我們才會明白——只有在掌握了歧視特質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更好地對它進行有效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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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歧視雖然和其他類別的歧視在內容上有所不同，但它們在橫向的結構上卻往往十分近似：既有著十分相似的成因，也有著十分相似的形式和結果。

對此我們並不難理解。現在某些人對河南人的歧視和有人對垃圾清運工人的歧視在心理邏輯方面是類似的，只不過一個是出於對地域的誤解，而另一個則是出於對職業的錯誤認識。那麼，造成這些人懷有偏見和歧視目光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世界範圍內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對一個人偏見與歧視程度的最好預測指標是他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興衰。

美國社會心理學專家珍尼弗。克羅克及其同事們在調查中發現：來自社會底層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比來自社會地位高一些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對其他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表現出的偏見和蔑視更多。同樣，他們在調查白人對黑人的偏見或異教徒對猶太人的偏見時發現，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會地位高或不斷上升的人更容易產生偏見。他們還發現，在教育、收人、職業等方面處於或接近底層的白人，不僅對黑人的敵意深刻，而且他們為了阻止學校取消種族隔離，最喜歡訴諸暴力。

社會地位低下者有實際生活的危機感，有被壓迫後尋求平衡的挫折彌補的慾望，他們缺少反抗社會輿論的勇氣和信心，精神的壓抑往往還會使他們產生異樣的人格及需要。

所以，心理學家阿倫森在自己的社會心理學專著《社會性動物》一書中將造成偏見和歧視的原因概括為以下四種因素：（1）經濟和政治的競爭或衝突（2）轉移攻擊目標（3）人格需要（4）對現在社會的遵從他還這樣說道：這四個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時發生作用的。

但是，確定每個原因的重要程度對我們將是極為有用的，因為我們採用什麼方法減少偏見取決於我們認為什麼是產生偏見的主要原因。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認為偏執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將絕望地攤開雙手得出結論：我們不能對那個群體中的每個人都進行深度的心理治療，大多數懷有偏見的人將永遠懷有偏見。這會使我嘲笑那些企圖通過減少競爭或遵從壓力來減少偏見的任何嘗試。

——《社會性動物》

下面，就讓我們拿這四種因素與「河南地域歧視」的問題對照一下，看看那些流言和輿論的製造者到底在社會中居於什麼樣的狀態，也好便於我們為道德的法官提供一張「缺德者」的素描。

首先，我們從「政治和經濟的競爭」入手。

從整體上看，河南人對於全國其他各省區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優勢並不明顯——和粵、閩、浙相比，在經濟上自然居於劣勢；和北京等直轄市相比，在政治上更要差得很多。「競爭」，當然是實力相差無幾者之間的遊戲，如果我們硬要把自己與各位老大放在一起較量，確實顯得有些自不量力。

可是如果我們把視點集中到我國現有體制的最基本元素——單位中去的話，那情況就會是另一番樣子。以河南人的勤勞品質和吃苦精神，在任何一個單位對任何一個人都是會構成「競爭」威脅的，他們卓越的表現、良好的素質也足以讓每一位心懷嫉妒的人對他們產生刻意的偏見和歧視。

河南人在北京搞建築工程的不在少數，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來自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山區農村。在北京日漸激烈的建築工程招標競爭中，河南人總是把價錢壓到最低，利潤降到最少，工期縮到最短，質量提到最高。他們不怕吃虧，以此來贏得更多的掙錢機會。

我們由此也可以想見，一貫吃苦耐勞、渴望機會的河南人是如何讓對手心煩頭疼，怎樣叫人家頓生厭惡。

假如被競爭對手歧視尚屬「有證可考」的話，那麼，被那些因生活挫折而導致人格缺損的人們所歧視就完全等同於「無辜」了。

生活不是沒有這種由於無端的憤怒而到處尋找「替罪羊」的事例。

他們被欺騙之後，便把道聽途說的「騙子」罪名強加到河南人的頭上，並且還要在腦海裡為自己畫上一幅真實的圖畫；他們被擊敗之後，便把憑空捏造的「刁民」罪名也強加到河南人的頭上，並且還要四處散播所謂「親身感受」的謠言；他們被歧視之後，也會把「滑頭」的罪名強加到河南人的頭上，並且還要變本加厲地侮辱和謾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