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許多同胞於敵人淫威之下不敢輕舉的時候，耿淳毅然站了出來，這位曾任中國軍隊上尉連長的河南人冒著必死的危險，組織大家秘密集會，突然舉行暴動並同日本軍警進行了殊死的戰鬥。雖然暴動受到了血腥的鎮壓，可他們還是用生命換來了中國人的尊嚴。

類似的例子還有——20世紀90年代的深圳。

在一家資金雄厚的外資工廠內，由於中國工人不熟悉外資企業的規章制度而被嚴厲的外國老闆喝令：全體下跪！迫於外商淫威，一箇中國人跪下了，又一箇中國人跪下了，十個中國人跪下了，一百個中國人跪下了——在一片黑壓壓靈魂和肉體同樣低矮的人中間只有一位河南小夥子巋然站立著。

下跪有什麼呢？那不過是人體一個簡單而又簡單的動作，屈膝、低頭，一秒鐘就可以了，何況這還牽扯著每個人的經濟利益。但在河南人的意識裡，下跪是至高無上的禮節：人生在世，上可以跪天，下可以跪地，中間可以跪父母，除此再沒有什麼可以讓人雙膝彎曲。「男兒膝下有黃金」啊！跪下去，你可就揀了金子忘了天地父母；站起來，你可就丟了金子守住了道德良心。在此，筆者絲毫也沒有指責那些下跪者及其家鄉父老的意思，儘管他們應該被指責；而只是想把這個一身傲骨的河南人指給大家看看，你們看看，看看我們河南人的子弟！事情的結局是所有下跪者都回到了崗位，而這個河南小夥卻昂著頭走出了那個工廠的廠區。他遠在河南的家裡有年邁的父親和多病的母親，家裡很窮，很需要錢，他也很需要這份工作，但他不須思考就把這些放棄了，惟獨留住了骨氣。

這個時候，如果再有人指責河南人的人格不健全的話，那筆者就不知道天下還有什麼東西是健全的了一一假使這個世界上還有公平、真理和正義。

河南著名詩人王懷讓先生得知此事以後感慨萬千，他飽蘸激情地為這個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賦長詩一首：《中國人，不跪的人！》——語句慷慨，可謂中氣滌盪四野；詩情激越，堪稱文采掩蔽八荒。

回首華夏史冊，中原大地不知上演了多少「官逼民反」的戲劇，中州兒女不知演繹了多少慷慨悲歌的樂曲。

無論是情賦《滿江紅》的岳飛，還是「精鋼不做鉤」的包拯；無論是舞臺上不畏強暴的《七品芝麻官》，還是確有其人其事的洛陽強項令；無論是樸實無華的鄉野村民，還是「以暴抗暴」的少林武僧。河南世世代代湧現出一輩又一輩的忠臣志士。

黃河黃土哺育了中原人，他們也以自己的英雄行為而名在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錐，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為張淮陽髯，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情操後冰雪；或為出師表，神鬼泣壯烈；或為渡江揖，慷慨吞羌揭；或為擊賊匆，逆豎頭破裂。

——這是黃河兒女的群像，高大、威猛、粗曠、結實。

在外人眼裡，冬日的黃河沒什麼好看的。

枯水淺流，平淡無奇，乾涸的黃河河床幾乎與那蒼蒼茫茫的黃土平原連在了一起。

但在河南人的心中，此時的黃河才最像她自己。

假如有雪的話，黃河黃土就會無邊際地向遠處延伸，天與地膠合在一起，人與土膠合在一起，不辨你我，渾然一體。

中國人的傳說裡認為天是圓的，地是方的。

「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外圓內方」的河南人就這樣把天放在頭上：他們於是知道了敬畏；把地放在心裡：他們由此懂得了仁愛。

小時候在讀魯迅先生《眉間尺》小說的時候，一直都被一個問題困擾著——那杯「莫邪」寶劍如果真是天下無堅不摧的兵器，那該拿什麼東西來盛放它呢？

現在我明白了。

——對邪惡它是最致命的利器，對美好的事物它只是一塊碧玉。

如此而已。

規矩一統的人倫

治理水患，既要疏導也要截流；治理沙化，既要引水也要造林。所以，筆者從不認為「治國齊家平天下」就只有一個標準。

社會當然是需要法制的，從古至今莫不如此。但對於法制所無法達到的死角，就必須有倫理來約束。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倫理的社會會擁有多麼健全的法制制度，它的法律從何而來呢？我們也無法想像一個完全沒有倫理觀念的人會將法制作為自己行為的惟一規範，他的法制意識到底建立在什麼上面？

「法治」也好，「人治」也罷，其實它們的物件都是人。

人的行為當然是由人心來指使的。

因此——法制是人行為的標準；倫理則是人內心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