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河南人就這樣在嵩陽書院並不豪華的房舍裡，用濃重的河南口音講述著社會人生的真理，以一種異常簡單的方式把一盤散沙一樣的中國人的心靈緊緊地聯絡在了一起，也把中國遼闊的疆土歸攏到了一起。

「仁、義、理、智、信」的思想就此在東方紮下了根，在中國紮下了根，在河南紮下了根，在幾乎所有黃皮膚黑眼睛的人的內心紮下了根，從過去一直到今天——這不能不說是河南人的一個偉大的創舉。

由於歷史積澱的原因，也由於在中原衰落之後而長時間處在相對封閉的社會底層，和大部分的北方人相比，河南人對儒學的尊崇顯得特別的固執。他們堅持著從古人那裡繼承下來的「中庸」思想的同時，大一統的社會觀念使他們也敢於融合並修改一切外來的東西為自己服務，就彷彿他們敢於在餐桌上將所有外來的菜餚改為適合自己口味的河南菜。

至今，你隨便走進幾個河南人的家庭都可以發現——他們有著幾乎相同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他們也有著幾乎相同的社會行為和生活習慣。不論是尋常待人接物還是和外地人、外國人進行談判，他們也都明顯地帶著自己的地域文化特點。

如果你有幸在河南乘坐縣城與縣城區間的公共汽車的話，你一定會聽到車上農民對中國時政發表的最樸實的議論。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向人講述自己治理國家的「方針大計」，言談話語中往往流露出對「國家興亡」的責任。他們表述的方式既直接又委婉，表述的內容既正統又略帶叛逆，言談之間你不由得也會加入進來。

記得80年代末曾經有一位國內知名的大學教授到河南作報告，講話中他不無幽默地調侃河南人——「常香玉是你們的精神食糧，麵條兒是你們的物質食糧。」

他說的不是沒有道理。

來到河南看看你就會知道——中國的國粹不止有京劇一種，還有一種，那就是豫劇。二者所不同的是：京劇是貴族式的國粹，而豫劇則完全屬於平民。

在河南鄉村的露天舞臺上今天還在上演的依然是《包青天》、《花木蘭》和《穆桂英掛帥》，「忠、孝、節、義」的故事不僅可以換來臺下雷鳴般的掌聲，還能夠賺取熱血鄉民的眼淚。不大被關注的河南衛視有一個在河南觀眾中很叫得響的欄目——《梨園春》，看看裡面那些農民抑或農民子弟們情真意切的表演，你當真會發現：這裡才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深、最茁壯的根。

各類譏諷河南人的段子，包括專門針對河南人的新聞報道，聽罷看罷便會讓人想起隱藏在「農民」後面的另一個更加惡毒的詞：「刁民」。

是的。

河南的所謂「刁民」是會在領導視察的時候攔道喊冤的，因為《包青天》裡就是那樣演的；河南的所謂「刁民」是會在親人處在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的，因為花木蘭就是這麼做的；河南的「刁民」是會在身邊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外國老闆面前下跪的時候挺直身子站著的，因為穆桂英的兒子楊文廣也是這樣的個性。

每每想到這些的時候筆者都會激動得落淚，因為受著最「中國化」的教育而有著最「中國化」身份的河南人應該同樣是我們民族危難到來時最堅實的中流抵柱之一，那個時候，他們當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證明——自己也是這塊黃土地上優秀的種群。

在19世紀中葉，美國人對中國移民的偏見、暴行和負面的刻板印象隨著經濟競爭的變化而大起大落。例如，當中國人試圖在加利福尼亞尋找金礦時，他們被描繪成「邪惡和墮落，全是貪婪之徒——嗜血而野蠻」。然而，10年後，當中國人願意接受橫貫美洲大陸鐵路的危險而艱苦的工作——白種美國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時，中國人就被描繪成樸實、勤勞、奉公守法的人。的確，參與修建西部鐵路的大財閥之一的查爾斯。克洛克寫道：「他們和白人一樣的優秀——他們令人信賴，富有聰明才智，信守合同。」

凡歧視和偏見就一定是文化和精神意義上的。

農業文明可以被工業文明所取代已經成了既定的事實。那麼，不同地域人們的文化根基呢？我們的儒家文化是不是還能夠在社會現代化的程式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土壤？

筆者以為——經濟全球化的問題就好像是地球漫長的歷史演化：蕨類植物可以代替地衣苔蘚佔領主導，人類可以代替恐龍成為世界的主人。但文化全球化的問題卻好比地球上同一時期動植物的分佈：我們絕對不可以因為喜歡大樹就將所有的青草拔光，也不可以因為需要糧食而砍掉世界上所有的森林。

真正茂盛的文化一定是多元共生的文化。

如果這樣，西方文化有什麼理由看不起東方文化呢？中國人又有什麼理由來歧視文化上同根同種的「中國人之中的中國人」？

我們可以喝「可口可樂」，可以看「東芝」彩電，可以吃「麥當勞」、坐「林肯車」、用「摩托羅拉」、品「麥思維爾」。抽「萬寶路」、抹「丹芭碧」、穿「皮爾卡丹」、欣賞「泰塔尼克」，但你還是你——一個骨子裡帶著農民血統、眼睛含著儒家平和的黃皮膚的中國人。「拿來主義」已經不需要再宣傳了，但「拿來主義」之後的「丟掉主義」恐怕我們還必須慎重對待，因為弄不好文化這東西也會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