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翻遍正史軼聞，河南的無賴畢竟是個別的。

另有一則有關河南人賴的段子，是說一個東北的貨車司機，大冬天從黑龍江開車到南方，進入河南時穿著棉衣棉褲，進入湖北時便只剩下褲頭了，因為這裡的公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路上的亂收費和小路上村民的敲竹槓，以及躺在馬路上哭著收「壓歲錢」的小孩和將公路扒開然後拿著鐵鍬收「鋪路費」的多如牛毛，將他的錢和衣物勒索一光，若不是已到了溫暖的南方，這位司機早凍死了。段子的最後是這樣的：那位司機恨恨地說，河南人太賴了，只配讓日本鬼子拿刺刀押著修公路，過去哪個敢跟鬼子要錢？

近期網上還有一則點評各省百姓口碑的帖子，其中對河南百姓的評價是：「河南人兼具農民的狡黠、土匪的潑皮、奸商的毒辣、傳統官僚的厚黑和流氓無產者的無所不為。」

河南人又一次被段子先生們毫不留情地潑墨了。即使在今天，河南歷史上的貧窮與戰亂造就並遺留下的某些無賴氣質，雖然還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表現出來，還會有人在公路上伐木為柵，強收過路費，在一些城市鄉村還會有流浪漢在春節時唱著蓮花落為多討些吉利錢而賴著不走。但實際上現實的邏輯也很簡單，正是有憨厚、膽小、忍辱負重的大多數，才造就了少數可以呼風喚雨的「無賴牛二」。少數「牛二」畢竟不能成為河南人的代表，無賴也絕不能成為全體河南人的特性。

在不少人的骨子裡，會有這樣的認知：窮山惡水出刁民。從一個方面講，這樣的認知有其表面的合理性，貧困的地方有著愚昧和蠻悍。但換個角度，這樣的認知難道不是從不少人骨子裡透出了對於環境惡劣、生活窘迫的人們的地域歧視、文化歧視嗎？

受審的「河南賊」——中央電視臺的「公益廣告」

不久前中央電視臺在一套節目黃金時段展播了全國律師大賽，比賽中所有的律師和原、被告講的都是普通話，惟有一段虛擬案例表演中的原告——和別人預謀行竊並配製偷盜鑰匙的賊是講河南話的，儘管節目的製作者辯稱完全是無意針對河南人的，但可以相信，大多數的觀眾都能通過這個節目發出會心的「微笑」或者「苦笑」——似乎是典型的河南方言代表了河南人典型的特徵：偷竊。這無疑是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段為社會「奉獻」的一則公益廣告。

改革中百花齊放的電視節目也加入了醜化河南人的隊伍。

同樣攻擊河南人偷竊特性的還有數年前就已流傳的「全國小偷代表大會在河南鄭州召開」的段子。段子的大意是：國內不勞而獲的「樑上君子」們深感新形勢下偷竊行業面臨著一系列諸如行竊物件、手段以及如何面對越來越嚴厲的社會防範與打擊等問題，決定召開「全國小偷第一屆代表大會」，就有關問題進行研討與交流。河南的小偷於是首先成立了申辦大會籌委會，並向「行業公會」提交了申辦報告書，主要理由是河南鄭州位於南北要津，交通四通八達，尤其是這裡無論是小偷數量還是行竊事件都在國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申辦報告得到全國「同業」的一致通過，於是「隆重」的代表大會「成功」召開並形成決議。目前各地小偷正在具體行動中深人貫徹「鄭州會議」的精神。

以上「口舌文學」的產生和傳播的確反映了許多人心目中河南人的偷的形象是「何等典型」。

據筆者估計，給不少外地人造成這種印象的始作湧者也許是少數外出務工的河南人的偷竊行為，在北京、深圳的一些小報上時常有關於河南人手腳不乾淨的社會新聞的報道。從河南人本身的形象塑造上來說，的確需要認真反省，提高自身素質和自尊心，而從外地人來說，筆者不敢以「桔生淮南為桔，生淮北則為積」的藉口來苛求當地加強外來人口管理，但也想說，古今中外，任何社會都有孕育產生偷盜計程車壤和水分。就中國來說，孟嘗君時代就有「雞鳴狗盜」之徒，梁山泊英雄鼓上蚤時遷是「一代俠偷」，今天的社會哪個地方都有行竊之人，對此應以法治的精神實事求是地就事論事，並探討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辦法，而不是不負責任地拿近一億河南人中部分外出民工裡的極個別現象來說整個河南人的事兒。

在中國的歷史上，偷的產生實際上也與貧窮和戰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形成演化出了一定的規矩，所以有「盜亦有道」的說法。河南由於歷史上的災難與貧窮，又是中華民族較為集中的聚居地帶，所以產生了不少甚至是上了史書的「名盜」。但這裡又是孔孟之說和程朱理學的重要影響區和發源地，人們崇尚「廉者不飲盜泉之水」和「中規中矩」，倡導仁義禮智信，在不少家族有著「偷盜者不得入宗祠」、「偷竊者死後不得人祖墓」的祖訓。即是在戰亂時期也產生了抗金英雄岳飛率領的「岳家軍」，他們的精神也包括了「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屋」的美談。

因此可以認為河南一些人的偷竊行為是整個講究傳統禮儀社會總體形態下的一種異類，會為當地社會所不齒，為普通人們所唾棄，在河南不少地方一直流傳有這樣的說法：不見小偷享福，只見小偷捱打。意謂小偷偷了錢財去吃喝也只是偷偷摸摸地享受，而一旦被發覺就會被周圍民眾痛打一頓。筆者早先在河南時就時常看到萬民爭打失了手的扒手的情景，當地民風的淳樸便可見一斑。反而在一些大都市裡倒經常出現失竊者不敢指認扒手，見到小偷躲著走的現象，北京的大街上不是也時常發生外地民工見義勇為追捕盜匪碟血，而當地人冷漠觀望的事件嗎？不正是這些現象導致了「老鼠怕貓，純屬謠傳」的倫理錯位，縱容了暗偷變明偷，明偷變搶劫嗎？

河南「個個都是賊」的印象當然可以說反映了人們對偷竊這一社會醜惡現象的憤怒，但也許與「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傳統觀念有關。可能在很多人的觀念裡——有點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稱「竊書」不算偷——偷工廠、商店等公家的東西不算偷，偷稅不算偷。對於一些靠種種非法手段成為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豪的人總是充滿了崇拜，很少有人去考慮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而對一些窮慣了的河南人，只要聞見他家突然飄出肉香，便會認定是做了賊，甚至光從籍貫來判斷河南人就長著「賊的樣子」。

北京的電車、地鐵上活躍著的千百個扒手、每年數萬輛腳踏車的失蹤沒有人說北京人偷盜——當然北京人可以用「都是包括河南人在內的外地人乾的」這樣的託辭推得一乾二淨。不過據報載，北京、上海的不少超市每年要被盜上萬甚至十數萬的商品，其中包括高檔服裝、進口化妝品、食品等，有的商場已經因被竊而難以為繼。在上海，偷竊者大多是在人們心目中「溫文爾雅」、「素質很高」的上海本地人，有幹部、家庭婦女，還有白領女性、大中學生。也許北京人、上海人這樣乾的不叫偷，而是「對美好生活（商品）的追求」，所以沒有人說「北京人、上海人愛偷，得防著點」。

一些紅得發紫的「明星」演員、「歌唱家」三番幾次地偷稅數十萬，人們不僅「不忍心」讓其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還會在其繼續舉辦的演唱會上歡呼、雀躍，用掌聲「表達」同情，用呼喊為其「壓驚」。

只有像河南有的人那樣偷了東家的鐵鍋或是偷了西家掉在地上的衣褲才叫偷。可見國人對於偷的觀念——包括偷的物件與手段——仍保留在上個世紀初以前的認知上，因此落後地區的河南的偷盜現象便正好撞在了這種心態和由此產生的輿論的槍口上。

河南人構想：萬里長城貼瓷磚，炸平喜馬拉雅山

關於河南人的段子近日又有翻新，筆者在北京的一個社交場合又聽到了一則講河南人吹牛的段子：河南人民為實現新世紀跨越式發展，最近確立了新的四大構想，那就是宇宙裝空調、地球刷紅漆、萬里長城貼瓷磚、炸平喜馬拉雅山。

傳播這則段子的人士鑑於友情，講段子時「賣一送一」，捎帶了另一個段子：火車是推的，牛皮是吹的——誰說的？河南人！

看來今天的河南人真正是禍不單行，在品性上再一次遭到了人們的質疑。民間諺語日：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句話所指已是先前的事了，即使今天，人們更願意從一種文化學的角度從地方特色上去加以理解，甚至可以作為一種旅遊資源去宣傳一番。而最近人們將河南人嘴上都安裝「大喇叭」後定性為「吹牛大省」。

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河南在「大嘴」方面並沒有什麼「可因可點」的地方，到了大躍進時期，河南這方面的才能「才發揮出來。1958年，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名為「峻嶺山衛星人民公社」。該公社畝產僅三四百斤的麥田被浮誇成畝產3200斤，隨之，相鄰的西平縣出現畝產7320斤的更大浮誇典型。《河南日報》、《人民日報》相繼發了報道。從此以後，浮誇風越刮越大，還出現過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繼之，在大煉鋼鐵運動中，新的浮誇典型更是不斷湧現。

但河南人隨後就因某些領導的吹牛而遭受了一場浩劫。1959年，信陽大災，100天不下雨，秋糧眼看大面積歉收或無收。但信陽地委仍上報為大豐收，省裡按大豐收的標準對信陽地區徵購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