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實在有些嚴重，但其實在年前年後這段日子裡，常有許多私下裡場合不乏人就此爭執不休，當然主要還是因為淮南軍悍然攻取合肥一事。這一件事雖然被很快按捺下去，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但不得不承認，無論在什麼時候方鎮做出這種事情，都不可以良善視之！

王導聽到這問題後也是愣了一愣，而後才嘆息道：「什麼時候等你無有此惑，大概才能自立此世無憂。但若還要就此請教旁人，那麼無論忠奸與否也與你沒有什麼牽連，無謂為之勞神。」

王導這一含糊不清的答案，自然難令王氏諸子滿意，但既然他拒絕就此評斷，這些子侄們也不好強迫，但卻不妨礙他們各自的交流。

「春後臺內連行詔令，多與宿衞有涉，可見臺內也是將淮南目作奸邪，大充武庫以備萬急。」

席中一人開口說道，他們身在這樣門戶，眼界自然較之尋常人要高得多，因此更能見微知著。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臺省授意壯養宿衞，本就是一件正常事務，何嘗不是以此彰顯邊功之重？而且今次宿衞擴建，士選並不拘於某地，覆及三吳，推及淮上，甚至就連淮南都選壯武入拱。若真是以此防備惡逆，這難道不是開門揖盜？」

王導聽到子侄們在席中的談論，心內也是多有感觸。往年他家怎會如此熱衷議論時勢，可見目下這個世道的確是已經變了。

開春之後，臺中屢有大事營建，所涉不獨限於宿衞軍備之類，可以說是覆及方方面面。許多人也因此議論紛紛，懷疑臺中是要藉此打壓淮南的勢大。

但這種論調不免過於淺薄，在王導看來，臺輔們這番作為與其說是針對某人或某一方，不如說是受到淮南邊功的刺|激，開始更加專注於自己的本職事務。

當然這其中必然會有打壓淮南的意味，但這並不是針對某人，而是地方與中樞天然的立場不同所致。

比如宿衞的擴建，往年晉祚困於江東，不乏因陋就簡的權益之計。類似王導主持營修的建康城，庾亮在世時便大作抨擊，言作幽深曲折不得堂皇之意。但那時候諸事草創，本就沒有能力大作修葺，而且建康城的如此佈局，也能大大節省宿衞防守方面的壓力。

收四方勇士，以壯天子禁軍，這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誰若因此惴惴不安，反倒要檢討自己是否逆心包藏。

還有就是在江東稅事上的改革，也是近來臺輔們力推的一個重點。往年各方都因便捷而法於吳會包稅，臺中雖然因此得於便利，但也由此失去更多掌握地方的途徑，並且沒有了直接或間接影響地方民事的手段。

所以在開春之後，臺內便大力推行稅法的改革，原本的包稅之約大半叫停，由臺中和地方親自交流接洽。但也並沒有將那些經手包運的鄉宗趕走，而是仍然支付原本的包稅費用，作為他們主動承擔營修沿路道途的使用費用。

如此舉措看似姿態放低，且沒有立竿見影的短利，但卻將這之間的主導權給拿了回來。王導雖然眼下不再幹政，但也知眼下臺用多有匱乏，尤其還要揹負上宿衞擴軍的沉重壓力。但褚翜等人仍然敢於這麼做，也不得不說極有魄力。

但這樣是否就能截斷江東各州郡與江北邊鎮越過中樞進行財貨轉輸的勾連，王導對此還是心存懷疑。尤其他也知道，早前幾年沈維周便開始大力開拓吳會至於淮、河之間的海運，可見對於臺中如此舉措不是沒有洞見和防備。

但就算是希望渺茫，這些事也不得不做，否則便是自喪中樞體格。這一點還有一例可以類比，那就是沈維周在中原大捷後大手筆接納百數萬河北生民。這當中兇險難道沈維周不知？

但就算是知道也要做，將萬千生民生死背於一身，這就是沈維周秀出其餘方伯的原因之一，也是臺輔們不能就合肥一事對其大加攻訐的原因之一。

勇於承擔，能人所不能，所以討論沈維周其人忠奸與否意義不大。而臺輔們在放棄了抵制試探之後，轉而回歸正道，就算沒有軍力上的強大依仗，他們的舉措本身就帶著強大的法禮力量。

往年因為邊事告急，所以事從權宜，但並不意味著這就是對的。你既以王臣自居，如今也是功成名就，又有什麼理由阻止王道正法的推行？

由這一點，王導也能感覺得到臺輔們的決絕，雖不明說對淮南的忌憚提防，但卻將所有的舉措都擺在明堂執行，不再侷限於往年的牽制幽合。說到底也是因為沈維周兵發合肥先踏出一步，打破了過往交涉的默契。你以悍卒凌我，那麼也就不要怪我以大義制你。

政治的奧秘在於有策略的讓步妥協，而這種再無彈性的直接碰撞，對哪一方來說都承受著極大壓力。一旦稍有失控，則必釀生大禍。

沈維周自然需要大義加持，否則他一介南人在中原，法禮名位上並不比河北的石虎優越多少。而江東的臺輔也同樣不能肆無忌憚，因為庾亮就是他們前車之鑑。

雙方互有所恃，但又互有忌憚，可是關係卻又僵硬到極點，這種狀態勢必不能持久。至於會以何種方式被打破，最終又會以何種局面而收場，王導想象不到，也不敢深思。

所以他派兒子路祭袁彥道，與其說是悲於盛年而夭，不如說是哀於世道恐再將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