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格呀路！」

日本友好代表團下榻的酒店高階套房裡，團長佐藤氣急敗壞的把一本剛剛送進來的北京大學《清韻電影》機關刊物砸茶几上。

他對面的沙發上，正襟危坐著一個不滿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雙腿盤沙發上跪坐著，顯得非常尊重日本和族的傳統。

「佐藤閣下，沒有必要為支那人如此動氣。」年輕人微微鞠了一躬，道：「十幾年前，我祖父和日本的精英們一個小小的圈套，到十幾年後才被支那人察覺，這個民族的愚蠢已經很令我們意外了，沒什麼可擔心的。」

「石原君！」佐藤吼道：「如果你祖父此，你會因此被掌摑的！不可輕視支那人！許多年前拿破崙就曾經說過，支那是一隻沉睡的雄獅，一旦驚醒，必將震撼世界！」

「閣下，」石原慎太郎的長孫石原正行面現輕蔑之色，緩緩的道：「中國電影的崛起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民族本體意識和和民族精神的覺醒！縱然他們已經醒悟，但是時間已經過去十幾年了，中國不會再出現一批第五代，就算有個別好導演，他們也會拍所謂的現代都市片，不會再涉及吃力不討好的農村題材了。只要中國電影的關注點不他們民族文化的本原精髓上，就沒什麼可怕的！」

佐藤默然，他不得不承認，他的近乎恐慌的衝動似乎是有點過頭了，還不如一個後輩鎮定。

日本人畏懼的並不是中國電影的崛起，如果電影只是電影，或者說電影只是娛樂和賺錢的手段，那麼中國電影崛起對日本來說影響不大。

可是電影除了贏利和娛樂外，還有影響一個國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國為例，反戰呼聲高漲的時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動了美國社會。影片體現了一種所謂的美國精神，為了拯救瑞恩一個人，讓一個美國母親有兒子送終，不惜犧牲掉一整個小隊的美**人，雖然這些軍人也有母親，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這個人，而是美國的人權精神。這部影片的上映和獲獎，直接刺激了當時總統克林頓的民調支援率，本來很多反對制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鷹派一面。

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事業要想形成健康的體系，上層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風貌的電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於基層的群眾，深藏廣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紅高粱》一樣，用鮮紅的色調和豪邁的西北調子來歌頌中國人的血性。當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農民漢子抱著燃燒著的高粱酒罈子衝向日本鬼子的軍車時，那種從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爆發出來的不願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撓，以及背景洪亮的嗩吶和中國民樂所帶來的感召力，這些才是日本人畏懼的。

還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樣，用純記錄片的手法真實的再現了一箇中國村婦勤勞善良、執拗、不畏權貴、不屈不撓的精神。據說當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說出那句：「俺就是想討個說法」時，威尼斯那些感性的義大利人熱淚盈眶的瘋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國的敵人畏懼的恰恰是這種東西，質樸本原的象徵中國人根本精神品質的東西。如果中國電影都是所謂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資生活的，都是《英雄》和《無極》，他們才不擔心呢。

但是如果中國男人都是《紅高粱》裡那些漢子，中國女人都是秋菊，那這個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從來都沒有放棄過當年陸軍部提出的「征服高麗，進而蠶食支那」的所謂大東亞共榮計劃。中國民族精神的覺醒，將是他們大的障礙。

所以當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國人的輿論來扼殺中國人自己的民族電影工業。中國人當中也確實有這樣一部分人，對於第五代電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頌中國民族精神的東西視而不見，卻對影片客觀側面體現出來的百分之一的貧窮現象大加渲染，硬說這是醜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