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辦法呢？這種愚笨的陳規陋習至今還沒有銷聲匿跡哩，」弗龍斯基說。

「保持這種風氣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這種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們以前不承認的熱情爆發了的時候，會怎樣常常像塵埃似地消散呢，」弗龍斯基說。

「可是所謂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種雙方已不再放蕩的婚姻。那像猩紅熱一樣——每個人都得害一次才獲得免疫力。」

「那麼他們就應當學會像種痘一樣地去用人工種戀愛。」

「我年輕的時候愛上一個教會的執事，」米亞赫基公爵夫人說。「我可不覺得對我有什麼益處哩。」

「不，我想，不是開玩笑，要懂得愛情，人就不能不犯錯誤，然後再改正，」貝特西公爵夫人說。

「甚至在結了婚以後嗎，」公使夫人開玩笑似地說。

「改過遷善從不嫌遲。」外交官引用著英國的諺語。

「正是，」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錯誤，然後再改正。您以為怎樣？」她對安娜說，安娜嘴唇上掛著一絲幾乎辨察不出的堅定的微笑，正默默地聽著這場談話。

「我想，」安娜說，一面摩弄著她脫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萬個人，就有千萬條心，自然有千萬副心腸，就有千萬種戀愛。」

弗龍斯基盯著安娜，揪著心等待著聽她要說什麼。當她說出了這些話的時候，他就像脫了險似的嘆了口氣。

安娜突然對他說：

「啊，我接到莫斯科來的一封信。他們說基蒂·謝爾巴茨卡婭病得很重呢。」

「當真？」弗龍斯基說，皺起眉頭。

安娜嚴厲地望著他。

「您不關心嗎？」

「正相反，我關心得很。信上究竟說了些什麼呢，假使我可以打聽一下的話？」他問。

安娜站起來，走到貝特西面前去。

「請給我一杯茶，」她說，停在她的椅子後面。

當貝特西倒茶的時候，弗龍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們給您的信上說了些什麼呢？」他重複說。

「我常想男子們並不懂得什麼是不名譽的事，雖然他們嘴裡老是講這個，」安娜說，並沒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說說。」她補充說，於是走開了幾步，在堆滿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這話的意思，」他說，把茶杯遞給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發，他立刻坐下來。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說，」她說，不望著他。「您做得不對，太不對了。」

「難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對嗎？可是誰使我這樣做的呢？」

「您為什麼對我說這種話？」她說，嚴厲地望著他。

「您知道為什麼，」他大膽而高興地回答，迎著她的視線，緊盯著她望著。

發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這隻證明您冷酷無情，」她說。但是她的眼神卻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緣故。

「您剛才說的那件事情只是一個錯誤，而並不是愛情。」「記著我禁止您說那個字眼，那可惡的字眼，」安娜說，發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覺到就是「禁止」這個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認了自己對他有某種權利，而且這樣就更鼓勵他傾訴愛情。「我早就想對您說這話，」她繼續說，堅決地望著他的眼睛，她滿臉燒得通紅。「我今晚是特意來的，知道我在這裡可以遇到您。我來告訴您這事一定得了結。我從來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過，可是您使得我感覺到自己有什麼過錯一樣。」

他望著她，被她臉上的一種新的精神的美打動了。

「您要我怎樣？」他簡單而嚴肅地說。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蒂寬恕，」她說。

「您不會要我這樣吧！」他說。

他看出來她這話是勉強說出來的，並非由衷之言。

「假使您真愛我，像您所說的，」她低語著，「那麼就這樣做，讓我安寧吧。」

他喜笑顏開了。

「難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個生命嗎？可是我不知道安寧，我也不能給您。我整個的人，我的愛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開來想。您和我在我看來是一體。我看出將來無論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寧。我倒看到很可能會絕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樣的幸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