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星期一眨眼就過去了。詹妮弗每天從早忙到晚，遞送法庭傳票，通知證人到庭答辯或作證。她深知自己絕無可能進入上乘的法律事務所工作。在上回災難性的事件發生之後，再沒有人會僱用她了。她得一切從零開始，為自己贏得聲譽。

同時，她的案桌上仍堆滿了皮鮑迪父子事務所送來的傳票。雖然這算不上是律師的業務，可是卻意味著報酬：每送一票就可獲得十二美元五十美分，車費除外。

有幾回，詹妮弗工作得很晚，肯-貝利便請她出去吃晚飯。乍一看，貝利似乎是個憤世嫉俗者，但詹妮弗感到那不過是個假象。她意識到他內心十分孤獨。肯-貝利生性聰穎，博聞強記，是布朗大學的畢業生。她很難設想一個像他這樣的人竟能滿足於在區區斗室之中打發光陰，以給人找回離家出走的妻子或丈夫為職業，好像他甘當生活中的弱者，不敢努力向上，只求與世無爭似的。

有一次，詹妮弗問及他的婚姻大事，他頓時大發雷霆，吼了一聲：「這關你什麼事啦？」嚇得她從此再也不敢啟齒。

奧多-溫澤爾則正好相反。這位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的壯年人婚姻十分美滿。他把詹妮弗看成自己的晚輩，常帶些妻子做的湯呀糕呀給她。遺憾的是，他妻子的烹調技術很不高明。詹妮弗出於禮貌，強迫自己吃下他帶給她的各種食物，還裝作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一個星期五晚上，溫澤爾請詹妮弗上他家吃飯。溫澤爾太太準備的包菜嵌肉連嚼都嚼不動。煮的米飯又是夾生的。詹妮弗費了好大的勁才算吃完了這頓飯。還裝作吃得挺有味。

「這個菜怎麼樣，你愛吃嗎？」溫澤爾太太問。

「……嗯，這是我最喜歡吃的菜。」

打這以後，每個星期五晚上，詹妮弗都被邀到溫澤爾家做客。女主人招待她的也總是她「最喜歡吃的」那道菜。

一天清晨，詹妮弗接到了小皮鮑迪先生的私人秘書打來的電話。

「皮鮑迪先生打算今天上午十一點鐘見你，請快一點來。」

「是，太太。」

以往，詹妮弗僅僅與皮鮑迪法律事務所的秘書和辦事員打交道。那是一家龐大而又久負盛名的事務所。年輕的律師無不夢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它的一名成員。赴約途中，詹妮弗不禁有點想入非非。如果皮鮑迪先生本人要見她，那肯定事關重大，也許他突然明白了過來，準備請她當事務所的一名律師，給她一個大顯身手的機會吧。她會使每個人都大吃一驚的，說不定到了某一天，該事務所還可能改名為「皮鮑迪父子和帕克法律事務所」呢。

詹妮弗在事務所辦公室門外的走道上消磨了三十分鐘。十一時整，她走進了接待室。她不想使自己顯得心情過於急切。足足等了兩個小時以後，她才被帶進小皮鮑迪先生的辦公室。皮鮑迪先生瘦高個兒，身上穿的三件一套的西裝和腳上的鞋子全是在倫敦定做的。

他沒有請她坐下。「波特小姐……」他的嗓音尖尖的，叫人聽了怪不舒服。

「我姓帕克。」

他從桌上拿起一張紙。「這一張傳票，我要你去送一下。」

詹妮弗剎那間醒悟了過來：自己不可能成為該事務所的一員。

小皮鮑迪先生把傳票遞給詹妮弗，說：「你的報酬是五百美元。」

詹妮弗肯定自己聽錯了。「你是說五百美元？」

「沒錯。當然，要是你能成功的話。」

「這樣說來這是極難辦的事-？」詹妮弗猜測著說。

「哦，你猜對了，」小皮鮑迪先生承認說。「一年多來我們一直在設法給那人送傳票。他的名字叫威廉-卡里斯爾，住在長島的一座莊園裡，向來閉門不出。老實告訴你吧：已經有十來個人想把傳票交到他手中，可是他僱有一個警衛兼管家，把誰都擋在門外。」

詹妮弗說：「我不知道該怎麼……」

小皮鮑迪先生身子向前一傾說：「這個案子牽涉的錢財挺可觀。可是傳票送不進去，我就無法使他到庭，波特小姐。」這一回詹妮弗已懶得糾正他了。「你看這事你幹得了嗎？」

詹妮弗考慮的是五百美元到手後可以派什麼用場。

「我會找到辦法的。」

當天下午兩點鐘，詹妮弗已經站在威廉-卡里斯爾堂皇壯觀的莊園門外了。別墅本身是喬治王朝式的，四周是十英畝修整得平展展的美麗草坪。一條弧形車道直通別墅的正門，車道兩旁聳立著挺拔的樅樹。詹妮弗已經仔細地思考過自己面臨的問題。既然誰也別想進門，那麼唯一的辦法是設法把威廉-卡里斯爾先生引出屋來。

距房子半街區處有一輛園丁用的運貨汽車。詹妮弗朝它望了一會，便走向前去，找到園丁。正在幹活的園丁共有三個，都是日本人。

詹妮弗走到他們跟前問：「你們這兒誰負責？」

只見一個人直起身子來說：「是我。」

「我有點小小的活想麻煩你們一下。」

「對不起，小姐，我們忙不過來呢。」

「五分鐘就夠了。」

「不行啊，五分鐘也不成。」

「我給你們一百美元的報酬。」

那三個園丁不由得停住了手中的活，瞧著她。那個負責的問：「我們幹五分鐘，你出一百美元？」

「沒錯。」

「要我們幹什麼……？」

五分鐘之後，園丁的運貨汽車開上威廉-卡里斯爾莊園的車道，停了下來。詹妮弗和三個園丁從車上跳下來。她向四周一望，目光落在前門附近一棵挺拔的大樹上，便對園丁說：「挖掉它。」

幾個人從卡車裡拿出鐵鍬，七手八腳開始挖了起來。不到一分鐘，大門猛地開啟了，一個穿著看門人制服的粗大的漢子衝了出來。

「你們這些見鬼的到底在搞什麼？」

「我們是長島苗圃來的。」詹妮弗說話乾乾脆脆。「我們要把這些樹木全部挖掉。」

看門人逼視著她問：「你是什麼人？」

詹妮弗揚了揚手中的一張紙，說：「我們奉命前來挖樹。」

「那決不可能！卡里斯爾先生會大發雷霆的！」他又轉身對園丁喊道：「你們還不快住手！」

「聽著，先生，」詹妮弗說，「我在履行職責。」她瞧著園丁說：「繼續挖，夥計。」

「不成！」看門人喊叫了起來。「肯定是搞錯了！卡里斯爾先生根本沒有下令挖什麼樹。」

詹妮弗聳聳肩膀說：「可我的上司跟我說，他下過這樣的命令。」

「怎麼跟你的上司聯絡？」

詹妮弗看了看錶，「眼下他到布魯克林辦事去了，約莫六點鐘回辦公室。」

看門人怒不可遏地瞪了她一眼。「等一下！在我回來之前你們誰也別動。」

「繼續幹，」詹妮弗吩咐園丁。

看門人拔腳朝屋裡跑去，門在他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了。不多一會，門又開了，看門人重新出現在門口，身邊站著一個五短身材的中年人。

「你能告訴我，你們這是搞的什麼名堂嗎？」

「這與你又有什麼相干？」詹妮弗反問道。

我這就告訴你，「他聲色俱厲地說，‘我是威廉-卡里斯爾，本莊園的主人。’」

「那好，卡里斯爾先生，」詹妮弗說，「我倒有一樣東西要交給你。」說著，她伸手從口袋裡掏出傳票交到他的手裡，然後轉身對園丁說：「現在你們不必再挖了。」

第二天早晨，亞當-沃納打來了電話，詹妮弗一下子便聽出電話裡是他的聲音。

「我想，有一個訊息你一定很願意聽到，」亞當說，「取消你律師資格的法律程式已經正式中止，現在你再也沒有什麼事需要擔心的了。」

詹妮弗閉上雙眼，心裡默禱，感謝上帝。「你為我做了件大好事。我……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向你表示感謝。」

「俗話說，‘蒼天有眼，公理常在’。」

亞當隻字不提他和斯圖爾特-尼達姆以及羅伯特-迪-西爾瓦發生衝突的事。當時尼達姆雖然感到十分失望，卻還能冷靜對待。

地區檢察官卻像一頭憤怒的野牛。「你居然放過了那個妖狐子？啊，上帝！她是黑手黨成員哪，亞當！你難道連這一點也看不出來？你被她糊弄了！」

他就這樣沒完沒了地一忽兒咒罵她，一忽兒挖苦亞當。最後，亞當終於聽不下去了。

「有關她的證據全是假設，羅伯待。她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做了件錯誤的事，上了別人的圈套。在我看來，這不足以證明她是黑手黨。」

最後，羅伯特-迪-西爾瓦說：「那好，這麼說她照舊可以當她的律師啦。我衷心希望她仍在紐約開業，什麼時候只要她一跨進我那個審判庭，我就非給她點顏色看看不可。」

此刻，亞當在電話裡對詹妮弗絕口不談這場爭論。詹妮弗已經結下了一個死對頭，這件事再也無法挽回。羅伯特-迪-西爾瓦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人；而詹妮弗則是個初出茅廬、立腳未穩的弱女子，是不堪他一擊的。當然，她聰慧，富於理想，同時又是那麼年輕、美貌，令人一見傾心。

亞當明白他從此不應該再與她見面。

有好幾天，不，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詹妮弗真想撒手不幹了。門上的招牌依然是詹妮弗-帕克律師，可是招牌騙不了人，尤其騙不了她自己。她並沒有當上真正的律師。不論是下雨下雪，她的日子全在遞送傳票中打發過去，得到的是別人的白眼。有時她也接受行善積德的差使，為上了年紀的人索取糧食供應證，為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窮苦人處理各種法律事務。可是她總有一種身不由己的感覺。

夜晚比白天更加難以打發。長夜漫漫，像是永遠沒有盡頭。詹妮弗患有失眠症，即使入睡，也總是噩夢不斷。這種情況早在她母親撇下他們父女兩人私奔的那天晚上就開始了，此後，她再也無法擺脫。

空寂孤獨的生活使她精神備感壓抑。偶有幾次，她跟年輕的律師約會，她總會情不自禁地將他們跟亞當比較。誰也比不上他。在與他們共進晚餐之後，在影劇院散場之後，他們送她回家。她在進門之前往往有一番思想鬥爭。詹妮弗始終鬧不清，他們慷慨做東，招待一頓晚餐，上上下下四層樓梯，是否就為了佔有她的身子。有幾回她差點要答應下來。那不過是為了有人做伴，打發漫漫長夜；為了有人可以依附，共同分擔她的憂愁。但是她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個能說會道，可以跟她同床共寢、暖烘烘的軀體，而且是一個鐘愛她，也為她所鍾愛的人。

那些對她懷有特殊興趣、抱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全是有婦之夫。她斷然拒絕跟他們單獨外出。她記住了比利-懷爾德創作的優秀影片《公寓》中的一句話：「如果你愛上了一個有婦之夫，你不應該塗脂抹粉。」詹妮弗的母親已破壞了一個家庭，使她的父親心碎而死。這件事她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聖誕節來臨了，接著是新年。詹妮弗都是孤零零地在寂寞中打發過去的。大雪紛飛，全城披上了銀裝，酷似一張碩大無比的聖誕節卡片。詹妮弗在街頭躑躅，看著路上行人匆匆回到溫暖的寓所，回到親人的懷抱，想到自己孑然一身，心中好不悽苦、空虛。她無限思念她的父親。直至節日過去，她才鬆了一口氣。1970年會好起來的，詹妮弗安慰自己說。

詹妮弗情緒特別低落時，肯-貝利往往設法使她高興起來。他帶她去麥迪遜廣場花園觀看演出，上迪斯科俱樂部跳舞，或去觀賞話劇或電影。詹妮弗心裡明白他對她頗有好感，可他又在自己跟詹妮弗之間構築起了一道屏障。

到了三月，奧多-溫澤爾和妻子決定遷居佛羅里達州。

「我年歲大了，受不住紐約冬天這個冷勁，」他告訴詹妮弗說。

「我會想念你的。」詹妮弗說的是心裡話，她越來越真心地喜歡他了。

「對肯要好好照顧啊。」

詹妮弗困惑不解地瞧著他。

「他從來也沒跟你說起過嗎？」

「說什麼？」

他猶豫了半晌，才說：「他的妻子自殺死了。他認為全是他自己的過錯。」

詹妮弗渾身一震。「多麼可怕！為什麼……她幹嗎要自殺？」

「肯和一個金髮小夥子睡在床上胡搞，讓她抓住了。」

「啊，上帝！」

「她朝肯開了一槍，轉過來把槍口對準自己。肯活下來了，她自己卻死了。」

「多麼可怕！我根本不知道……竟……」

「我懂你的意思。是啊，他時常樂呵呵的，可是心裡卻深埋著隱痛。」

「謝謝你告訴我。」

當詹妮弗回到事務所時，肯對她說：「這麼說，奧多老兄要離開我們了。」

「是的。」

肯-貝利露齒一笑。「我想現在只剩下你我兩人來對付這大千世界了。」

「我想是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詹妮弗想，這話一點不假。

打這以後，詹妮弗對肯另眼相看了。他們常在一起吃午飯或晚飯。詹妮弗在他身上找不到半點同性戀的影子。但是她知道，奧多-溫澤爾講得很對：肯把自己的隱痛深埋在心裡了。

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當事人從街上步行來到她的事務所。這些人一般穿得破破爛爛，臉上帶著惶惑不安的神色。有的時候，他們請她辦理的盡是些無頭案。

有些妓女也來找詹妮弗，請她幫助處理保釋事宜。詹妮弗看到好些個妓女年輕可愛，不免十分驚奇。這些人給她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收入，儘管數目不大。她不知是誰打發她們來找她的。她問肯-貝利，他只是聳聳肩膀，表示無可奉吉，便徑自走開了。

每逢有當事人來找詹妮弗，肯-貝利總是小心地離去。他像一個自豪的父親，鼓勵詹妮弗取得事業上的成功。

曾有過幾宗離婚案子，可詹妮弗全都拒不辦理。她忘不了自己在大學讀書時一位教授講過的一句話：「離婚案子與律師之間的關係如同直腸病與醫生之間的關係一樣。」多數辦理離婚案件的律師聲名狼藉。俗話說：夫妻鬧得面紅耳赤之時，便是律師撈取鈔票之日。人們把漫天要價的辦理離婚案件的律師稱做「轟炸機」，因為他們運用法律上的「重磅炸彈」為當事人打贏官司，結果往往是毀了丈夫，毀了妻子，也毀了子女。

但來找她的主顧中也有少數情況例外，這使她感到迷惑不解。

從穿戴來看，這些人生活優裕；他們要辦理的案件也不是她習慣於處理的小官司，而是涉及大筆美元的財產糾紛，甚至是上乘的法律事務所也樂於經辦的案件。

「你們怎麼知道我的？」詹妮弗問。

答覆往往總是閃爍其辭：朋友推薦的啦，從報上讀到的啦，在社交場合聽說的啦……。直到有一次，一個當事人在講述自己的情況時無意中提到了亞當-沃納，詹妮弗這才恍然大悟。

「是沃納先生叫你來找我的，對嗎？」

當事人顯得有幾分窘迫。「哦，是這樣，他告訴我和你談話時不提他的名字為好。」

詹妮弗決定給亞當打電話，因為畢竟她是欠著他的人情債，她要客客氣氣而又正正式式地表示謝意。自然，她不能留給他一個錯誤的印象，似乎她除了表示謝意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目的。她事先把在電話裡要講的話在腦子裡默默斟酌了一遍又一遍。當詹妮弗終於鼓起勇氣拿起電話時，那邊的秘書告訴她沃納先生到歐洲去了，要過好幾個星期才能回來。這多麼叫人掃興啊，詹妮弗感到格外沮喪。

她不知不覺地越來越經常地想到亞當-沃納。他們首次見面的那個晚上的情景不斷在她腦海中重現，她後悔自己當初不該失態。不過，當她孩子般地使性子，把心中的怒氣向他劈頭蓋臉地發洩時，他居然耐得住性子，這倒是難能可貴的，現在，他除了已經為她所做的一切之外，又給她送來了主顧。

過了三個星期，詹妮弗又打電話給亞當。這一回他上南美去了。

「要我轉告他什麼嗎？」秘書問。

詹妮弗猶豫了一下。「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