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哈丁醫生髮現自己正在與良心交戰。他很清楚，比利毫無疑問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審判的程度了，這已不再是問題。八月下旬的某個夜晚，喬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審閱寫給佛傑法官的檔案，心中思忖著，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為罪行抗辯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謂「罪行責任」的問題，他擔任自己的證詞會被他人誤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療將會帶來不良的影響；包括病人、醫學界以及其他證人在內。但是，如果佛傑法官能接受他的說法──由於人格上的分歧導致犯罪行為而被判無罪開釋時──那麼這將會是俄亥俄州史無前例的判決，或許全國也說不定。

喬哈丁相信，比利對於十月下旬的罪行毫無控制能力。喬哈丁的主要任務是瞭解更多的實情並引導至一個更新的領域，以便未來遇到相同問題時，經由暸解比利可為未來的社會有所助益。為了這個案子，他打了不少電話向專家請教，或與其他同事商討。1978年9月12日，他寫了一篇長達九頁的報告給佛傑法官，在報告中他談到比利在醫學、社會以及心理方面的經歷。

「病患提到，」他這麼寫，「在他的家庭中，母親和小孩們均遭到肉體上的虐待，他自己就曾遭遇過殘暴的虐待，其中還包括肛交在內的性虐待。依照病患的說法，這是在他八、九歲時發的事，一共持續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通常是他與繼父在農場裡獨處時發生的。他說他很擔心繼父會殺他，他繼父曾威脅道：『我要把你埋在穀倉裡，然後告訴你母親說你逃跑了。』」

在為整個案件進行分析時，喬哈丁指出，比利親生父親的自殺讓他失去了父愛和關懷，這令他處在「不理性的權力壓迫下，而極度的罪惡感導致他趨於緊張、衝突，同時造成一些幻想。」繼而「受到繼父為滿足本身的不平衡，強加在他身上的性行為與虐待。」

由於幼時的比利看見母親也遭繼父無情鞭打，此種經驗造成比利「有如身受母親的恐懼和痛苦一般……」同時也導致他「陷入焦慮、不安的精神分裂狀態，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迷幻世界中，而且他隨時都會發生不可預測並且由不同人格出現在夢境裡，這些事情再加上繼父的輕視、肉體上的虐待和性虐待等行為，終於造成人格不斷分歧的現象……」

喬哈丁醫師做了以下的結論：「我的結論是，病患已有能力接受審判，他的多重人格業已完成融合……同時我仍認為在此之前，病患的心智有障礙，因此他無法為1977年10月下旬所犯的罪行負責。」

9月15日，茱迪將答辯狀更改為：「無罪。由於被告精神異常，因此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