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委員會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山西瓦窯堡）。
2土豪是紅軍稱呼那些其收入中一大部分來自放債和抵押品買賣的地主。
三
蘇維埃社會（下）
除了上述以外的階級都不受沒收的影響，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很大比例的農民得到眼前利益。貧農、佃農、僱農都得到了足以維持生計的土地。看來並沒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權「平均化」。據王觀瀾（二十九歲的俄國留學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員）向我解釋，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為每個人提供足夠的土地，保證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夠過足夠溫飽的生活，他們認為這是農民的最「迫切要求」。
土地問題——沒收和分配土地問題——在西北由於大地產多數是屬於官僚、稅吏、在外地主而簡單化了。在沒收以後，多數情況是貧農的當前要求得到了滿足，不受在鄉小地主或富農的什麼干擾。因此紅軍不僅由於給貧農和無地農民土地而得到他們擁護的經濟基礎，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也由於取消捐稅剝削而贏得了中農的感激，在少數情況下由於同樣的原因或者通過抗日運動的愛國宣傳而爭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援。陝西好幾個著名的共產黨員出身於地主家庭。
對於貧農還採用低利或無利放款形式給予額外的幫助。高利貸完全取締，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十仍屬許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為百分之五。紅軍兵工廠裡製造的好幾千簡易農具和成千上萬磅種籽供應無地農民開荒。還開辦了一所簡單的農業學校，據說還要開辦一所畜牧學校，只等這方面一個專家從上海來到。
合作化運動在大力推廣，其活動已超過生產和分配合作社，而擴大到象集體使用牲口和農具——特別是耕種公共土地和紅軍土地——這樣新奇（對中國來說）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組織勞動互助組方面的合作。用後一種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體耕種、集體收穫，個別農民一時農閒現象就不再出現。共產黨做到每個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農忙季節裡，採用了「星期六突擊隊」的辦法，不僅所有的兒童組織，而且所有的蘇維埃幹部、游擊隊員、赤衛隊員、婦女組織的會員、駐在附近的紅軍部隊都動員起來，每個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裡勞動。甚至毛澤東也參加了這種勞動。
這裡，共產黨在播下集體勞動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種子——為將來實現集體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時，一種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觀念開始慢慢地滲入到農民意識的深處去。因為在農民中間建立起來的各種組織，是共產黨稱為經濟、政治、文化三結合的東西。
共產黨在這些人們中間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進標準來衡量，的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陝西北部的二十幾個蘇維埃化已久的縣裡，中國大部分地方常見的某些明顯的弊端，肯定是被消滅了。而且在新區的居民中間也在進行大力的宣傳，要在那裡進行同樣的基本改革。陝北已經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傑出的成就。事實上，我一進蘇區以後就沒有看到過什麼罌粟的影子。貪官汙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象共產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犯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關於「共妻」和「婦女國有化」的謠言，一望而知是荒謬可笑的，不屑一駁。但在結婚、離婚、遺產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國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習慣來看，本身就是很激進徹底的。婚姻法1裡有這樣的有趣規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婦、買賣妻妾以及「包辦婚姻」的習慣。婚姻必須取得雙方同意，婚齡提高到男子二十歲，女子十八歲，禁止彩禮，到縣、市、村蘇維埃登記結婚的，發給一份結婚證書，不取任何費用。男女同居的，不論是否登過記，都算是合法結過婚，——這似乎排除了亂交——而且他們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認有私生子。
如果夫妻雙方有任何一方「堅決要求」就可以到蘇維埃登記處離婚，不需任何費用，但紅軍的妻子須得到男方同意才可離婚。離婚雙方財產均分，雙方都有法律義務撫養子女，但債務卻由男方單獨負擔（！），他並有義務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費。
從理論上說，教育「免費普及」，但父母有義務借給子女吃穿。實際上，還沒有做到「免費普及」，雖然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向我吹噓，如果他們在西北能有幾年和平，他們在教育方面的成將會使全國震驚。我以後再來更加詳細地談談共產黨人在這一地區消滅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麼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興趣的還是弄清楚政府用什麼經費來不僅維持這樣的教育計劃，而且維持我稱之為蘇維埃社會的這個表面看來很簡單但實際上卻極其複雜的機體。
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保安重印）。
四
貨幣解剖（上）
蘇維埃經濟至少有兩個基本任務必須完成：供養和裝備紅軍，為貧苦農民濟燃眉之急。這兩個任務有一項沒有完成，蘇維埃的基礎馬上要崩潰。為了保證這兩項任務的完成，共產黨甚至在蘇區初創之日起就必須開始從事某種經濟建設。
西北蘇區的經濟是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社會主義的奇怪混合。私人企業和工業得到許可和受到鼓勵，土地和土地產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許，但有限制。同時，國家擁有和開發象油井、鹽井、煤礦等企業，也從事牛羊、皮革、食鹽、羊毛、棉花、紙張等其他原料的貿易。但國家在這些物品方面沒有壟斷專賣，私人企業是能夠在所有這些方面進行競爭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確進行了競爭。
第三種方式的經濟是合作社，政府和群眾合夥參加經營，不僅同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競爭，而且同國家資本主義進行競爭！但這都是在一種非常小而原始的規模上進行的。因此，雖然在這樣一種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顯，如果在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地區，會招致辭破壞性的後果，但是在紅區這裡，它們卻起著互相補充的作用。
蘇區合作社運動的趨向顯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共產黨認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資本主義和發展新的經濟制度的工具」，他們規定它的五項主要任務如下：「制止商人對群眾的剝削；克服敵人的封鎖；發展蘇區國民經濟；提高群眾經濟政治水平；為社會主義建設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內，「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創造有力的條件使這一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1
一面這些說起來很動聽的任務中頭兩項實際不過是，合作社幫助群眾組織自己的偷運隊，作為政府的偷運活動的輔助。南京禁止紅白兩區之間進行貿易，但共產黨利用山間小道，賄賂邊境哨兵，有時能夠進行相當活躍的的出境貿易。為國家貿易局或合作社服務的運輸隊從蘇區運原料出境。換成國民黨貨幣或者換購急需的工業製成品。
村、鄉、縣、省各級都組織消費、銷售、生產、信用合作社。它們的上面則是合作社總局，屬財政人民委員和一個國民經濟部門領導。這些合作社的組成方式的確是為了鼓勵社會的最低層參加。消費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時甚至只有兩角，參加後的組織義務則非常廣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參加合作社的經濟或政治生活。雖然對於每一入股的人購買股票數目沒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權利。合作社在總局指導下選舉自己的管理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總局另外還為他們培養工作人員和組織人員。每個合作社還設有營業、宣傳、組織、調查、統計等部門。
對於經營得法的給予各種獎勵，並且對農民進行了關於合作社運動好處的普遍宣傳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術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財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紅的基礎上參加經營，象普通社員一樣。在陝西和甘肅兩省的合作社裡，政府已投下了約七萬元的無息貸款。
除了邊境各縣也通用白區紙幣以外，一律只流通蘇區紙幣。共產黨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蘇區中曾鑄造了銀圓和作為輔幣的銅幣，有的還是銀幣，其中很多已運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發表命令收回中國全部銀幣以後，銀價飛漲，共產黨也收回了銀幣，把它當作發行紙幣的儲備。今天全國還有少數藏銀沒有落入國民黨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們的。
南方印的紙幣印刷十分講究，用的是鈔票紙，上面印著「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國家銀行」的印記。在西北，由於技術上的困難，紙幣就粗糙得多，紙質低劣，有時用布。所有的鈔票上都印有他們的口號。陝西印的鈔票上有這樣的口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中國革命萬歲」。
在穩定的蘇區，蘇幣幾乎是到處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購買力，物價一般比白區略低。這是用什麼維持的？我不知道共產黨的紙幣有什麼儲備，也不知紙幣的總髮行量，但是顯然農民使用這紙幣並不是因為它可以兌換儲備的金銀。有些地方可能強行流通；但我個人沒有看到這樣的事例。在邊界上的農民常常不願接受蘇幣，紅軍就付他們國民黨紙幣籌給養。但是在別的地方，蘇幣似乎因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場上有實際購買力而站穩了腳跟。當然，國民黨的貨幣也是靠此維持的。
但是，商人們把貨物從白區運來，出售之後所得是一種在蘇區以外無交換價值的貨幣，這有什麼用呢？這個困難由國庫來解決，它規定蘇區貨幣與國民黨貨幣的兌換率為一元兩角對一元。條例規定：
凡是從白區進境的一切貨物如直接售給國家貿易局就以外[國民黨]幣償付；必需品進口後如不直接賣給國家貿易局，而是通過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須先向國家貿易局登記，其所售收可兌換白區貨幣；其他凡證明必要者亦可兌換。2
實際上這當然等於是說所有「外國」進口貨必須付以「外」匯。但是由於進口製成品（夠少的了）的價值大大超過蘇區出口貨的價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為走私貨削價出售的），便總存在著支付極其不平衡的趨向。換句話說，破產。這如何克服？
這沒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發現的來看，這個問題主要是靠白髮蒼蒼、神態莊嚴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才智來解決的。林祖涵的任務是使紅軍入夠敷出，收支兩抵。這位令人感到興趣的老財神一度擔任過國民黨的司庫，他的經歷令人驚歎，我這裡只能簡單一述。
1《合作社發展規劃》，國民經濟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陝西瓦窯堡）第4頁。
2《關於蘇區貨幣政策》，載《黨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四
貨幣解剖（下）
林祖涵是湖南一個教員的兒子，生於一八八二年，自幼學習經史，在常德府入師範，後留學東京。他在日本時遇見被清廷放逐的孫逸仙，就參加了他的秘密組織同盟會。孫逸仙把同盟會與其他革命團體合併組成國民黨後，林祖涵就成了創始黨員。他後來遇見陳獨秀，受到後者很大影響，就在一九二二年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他仍在孫逸仙手下工作，孫逸仙吸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林祖涵先後擔任國民黨司庫和總務部長。孫逸仙逝世時他在身邊。
國民革命開始時，林祖涵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年資高過蔣介石的幾個元老之一。他在廣州擔任農民部長，北伐時任程潛將軍指揮的第六軍政委，程潛後來任南京的參謀總長。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開始鎮壓共產黨時，林祖涵反對他，逃到了香港，然後去了蘇俄，在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了四年。他回國後乘「地下火車」，安全抵達江西，任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現在喪偶，自從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見過已經長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歲那年放棄了他的名譽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運同年輕的共產黨人結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這位五十五歲的長征老戰士來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間，滿面春風，身上穿著一套褪色的制服，紅星帽簷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隻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的。這就是財政人民委員！他在炕邊坐下，我們就開始談論稅收來源。我瞭解，政府是簡直不收稅的；工業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錢是從哪裡來的？
林祖涵解釋：「我們說我們對群眾不收稅，這話不錯，但是我們對剝削階級是狠狠的收稅的，沒收他們的剩餘現款和物資。因此我們所有的稅都是直接稅。這與國民黨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們到頭來由工人和貧農負擔大部分稅款。我們這裡只對百分之十人口徵稅，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貸者。我們對少數大商人也徵收很少的一部分稅，但對小商人不徵稅。以後我們可能對農民徵小額的累進稅，但在目前，群眾的稅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個收入來源是人民的自願捐獻。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地方，革命愛國熱情很高，人民認識到他們有可能喪失蘇區，因此他們志願大量捐獻糧食、金錢、布匹給紅軍。我們也從國家貿易，從紅軍的土地，從自己的工業，從合作社，從銀行貸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當然，我們最大的收入是沒收。」
「你說沒收，」我打斷他的話說，「指的是一般所說的搶劫吧？」
林祖涵笑了幾聲。「國民黨叫搶劫。好吧，如果說對剝削群眾的人徵稅是搶劫，國民黨對群眾徵稅也是搶劫。但是紅軍不做白軍搶劫那樣的事。沒收只有在負責人士在財政人民委員部指導下進行。每一項都要上報政府，只用於對社會有普遍好處的事。私自搶劫要受到嚴懲的。你去問一問人民吧，紅軍戰士有沒有不付錢而拿走任何東西的。」
你這話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答案自然取決於你是向地主還是向農民提出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用不斷地打仗，」林祖涵繼續說，「我們在這裡很容易建設自給自足的經濟。我們的預算訂得很仔細，盡力節約。因為蘇維埃人員每個人都既是愛國者又是革命家，我們不要工資，我們只靠一點點糧食生活，我們預算之小可能令你吃驚。這整個地區1，我們目前的開支每月只有三十二萬元。不論從貨幣還是貨物的價值計算都是這樣。此數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來自沒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願捐獻，包括黨在白區支援者中間募得的款項。其餘的收入來自貿易、經濟建設、紅軍的土地、銀行給政府的貸款。」
共產黨自稱發明了一種能防止舞弊的預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讀了林祖涵所著《預算制訂大綱》的一部分，該書詳盡地介紹了這個方法和它的一切防範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體控制收支。從最高機構一直到村，各級會計在收支方面要受一個委員會的監督，因此，為個人利益篡改帳目是極為困難的。林委員對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說，採用這個方法，任何舞弊都是辦不到的。這話可能確實不假。反正，在紅區中真正的問題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舞弊問題，而是如何勉力維持的問題。儘管林祖涵很樂觀，訪問後我記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不論林祖涵的數字的確切含義如何，這完全是中國式的一個奇蹟，因為我們記得，游擊隊在這一帶進進退退已經打了五年，經濟居然能夠維持下來，沒有發生饑荒，整個來說，農民似乎接受了蘇區貨幣，相信它。事實上，這不是能僅僅用財政的角度來解釋的，只有在社會和政治基礎上才能理解。
儘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對一個象紅軍那樣靠小本經營來維持的組織，情況也極為嚴重。在蘇區經濟中，不久一定會發生以下三種變化之一：（一）為了供應市場所需的製成品，實行某種形式的機器工業化；（二）同外界某個現代化經濟基地建立良好關係，或者攻佔比目前的經濟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個經濟基地（例如西安或蘭州）；或者（三）紅區同現在白軍控制下的這樣一個基地實際合併。
但是共產黨並不同意我的悲觀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夠找到的。」幾個月後果然找到了！這個「出路」以一種「實際合併」的形式出現。
附帶說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經濟方面似乎並沒有很「得發」。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的「補貼」是五元錢一個月——紅區的錢。
1當時約有奧地利那麼大。
五
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為蘇區人人都是這樣叫他——教書先生老徐——因為，雖然在東方其他地方，六十一歲不過是政府最高階官員的平均年齡，可是在紅色中國，同別人相比，他似乎是個白髮老翁。然而他並不是老朽昏聵的標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輩謝覺哉（你可以常常看到這一對白髮土匪在攜手同行，好象中學生一樣）一樣，他步履矯健，雙目炯炯，他的一雙健腿在長征途上曾經幫他渡過大河，爬過高山。
徐特立謝覺哉
徐特立原來是一個極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歲那一年，他突然放棄家庭，四個兒女，長沙一所師範校長的職位，投身到共產黨中來。他於一八七六年生於長沙附近一個貧農家庭，與彭德懷誕生的地方相去不遠。他是第四個兒子。他的父母省吃儉用，供他上了六年學，完了以後在清朝當個塾師，一直到二十九歲那一年上長沙師範，畢業後留校教數學。
毛澤東是他在長沙的學生（徐特立說他數學很糟！），他的學生中還有許多青年後來成了共產黨。徐特立本人在毛澤東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參與了政治。他身上仍留著帝制時代與封建政治作鬥爭的標誌，那是他為了要表示他上書請願實行憲政的誠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後，湖南一度有個省議會，老徐是議員之一。
戰後他隨湖南省的勤工儉學學生去法國，在里昂學習一年，在一家鐵工廠打雜做工維持生活。後來他在巴黎大學當了三年學生，靠為中國學生補習數學籌措自己學費。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後，協助在長沙辦了兩個新式的師範學校，境況順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產黨員，資產階級社會的判逆。
在國民革命期間，徐特立在國民黨省黨部很活躍，但是他同情共產黨。他向學生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清洗」期間，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銷聲匿跡。由於與共產黨沒有關係，他不得不自找避難的地方。「我早想當共產黨，」他懷念地告訴我，「但是沒有人要求我參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產黨大概認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個共產黨員到他避難的地方來找他，請他入黨。這個老傢伙高興之極，他告訴我，他當時想到他對建設新世界仍有一些用處不禁哭了。
黨把他派去俄國，他在那裡學習了兩年。回國後，他闖破封鎖，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翟秋白下面但任副教育人民委員，翟秋白遭難後，執行委員會任命徐特立繼任。從此以後，他就以教書先生老徐著稱。沒有疑問，他的豐富多樣的經驗——在帝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中的生活和教書的經驗——使他能夠勝任他所面臨的任務。他當然需要所有這些經驗，而且還需要更多的經驗，因為這些任務十分艱鉅，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誰都會感到氣餒的。但是老徐正當壯年，是不會感到氣餒的。
一天，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他開始幽默地一一列舉他的一些困難。「同我們所估計的幾乎一樣，」他說，「在西北，在我們到達以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你知道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是有害的！這裡的人平均一生只洗兩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時候，一次在結婚的時候。他們不願洗腳，洗手，洗臉，不願剪指甲，剃頭髮。這裡留辮子的人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這一切，還有許多其他偏見，都是由於無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務就是改變他們的這種思想狀態。這樣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確非常落後。江西的文盲佔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們在那裡工作的物質條件也較好，合格教師也多得多。在我們的模範縣興國，我們有三百多所小學，約八百名教師——這與我們這裡全部紅區的小學和教師數目相等。我們從興國撤出時，文盲已減低到全部人口百分這二十以下！
「這裡的工作的進展慢得多。我們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我們的物質資源非常有限。甚至我們的印刷機也被破壞了，我們現在什麼東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來印刷。由於封鎖，我們不能進口足夠的紙張。我們已開始自己造紙，但質量太差。但是別去管這些困難吧。我們已經能夠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時間，我們在這裡能夠做到使全中國震驚的事情。我們現在從群眾中間正在訓練幾十名教師，黨也在培養。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要擔任群眾文化學校的義務教員。我們的成績表明，這裡的農民只要給他們機會是極願意學習的。
「而且他們也不笨。他們學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對他們說清楚，他們就改變了習慣。在這裡的老蘇區，你看不到姑娘纏足，你會看到許多年輕婦女剪短髮。男人現在慢慢在剪掉辮子了，許多人在共青團和少先隊那裡學讀書寫字。」
五
人生五十始！（下）
應該說明：在緊急狀態下，蘇區教育制度分三個部分：學校、軍隊、社會。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蘇維埃辦的，第二部分是紅軍辦的，第三部分是共產黨各組織辦的。重點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兒童初識字時也是通過簡單的革命口號來學的。接著讀紅軍和國民黨、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等等衝突的故事，盡是共青團和紅軍戰士的英勇事蹟和將來蘇維埃政權下人間樂園的描繪。
在學校教育方面，共產黨自稱已經辦了約二百所小學，為小學教師辦了一所師範，還辦了一所農業學校、一所紡織學校、一所五個年級的工會學校、一所有四百學員的黨校。所有技術學校的課程為期都只有六個月。
重點當然放在軍事教育上面，兩年來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儘管這個遭到四面包圍的小國有種種困難。有紅軍大學、騎兵學校、步兵學校，上文已提到。還有一所無線電學校、一所醫科學校，後者實際上只訓練護士。有一所工程學校，學員所受的實際上是當學徒工的基本訓練。象整個蘇維埃組織一樣，一切都是十分臨時性的，主要是當作一種加強紅軍後方的活動，為紅軍供應幹部。許多教員連中學畢業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們把什麼知識都共同分享。這些學校是地地道道共產主義的，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們所能搜刮的技術知識，「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甚至在社會教育方面，蘇區的目標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沒有時間或者機會教授農民欣賞文學或者花卉佈置。共產黨是講實際的人。他們向列寧俱樂部、共青團、游擊隊、村蘇維埃送插圖簡單粗糙的識字課本，幫助群眾團體組織自學小組，以一個共產黨員或者識字的人擔任組長。年輕人，有時甚至是上了年紀的農民一天始朗讀短句，就在認字的同時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進到山區這種小「社會教育站」，你就會聽到這些人在這樣高聲問答：
「這是什麼？」
「這是紅旗。」
「這是誰？」
「這是一個窮人。」
「什麼是紅旗？」
「紅旗是紅軍的旗。」
「什麼是紅軍？」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這個青年走在別人前面，第一個學會五、六百字，就可以拿獎，不是紅旗，就是鉛筆，或者別的獎品。當然，這是粗糙的宣傳。但是農民和他們的子女讀完這本書以後，他們不但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讀書識字，而且知道是誰教給他們的和為什麼教他們。他們掌握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鬥思想。
而且，反正，我認為這比教人們用學「這是一隻貓，那是一隻老鼠，貓在幹什麼，貓在捉老鼠」來識字的方法有趣。為什麼要教現實主義者學寓言呢？
為了要有一個更快地在群眾中間掃除文盲的手段，共產黨開始在有限範圍內使用漢語拉丁化拼音。他們用二十八個字母，據說可以發出幾乎所有的漢語語音，並且編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見的漢語辭句譯成多音節的容易認讀的辭彙。《紅色中華》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選了一個班學生在進行試驗。他相信繁複的漢字將來在大規模教育中終究要放棄不用，他對他的這個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許多贊成的理由。
迄今為止，他還沒有吹噓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績，他說：「這裡的文化水平實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們自然獲得了一些好成績。」至於將來，他只需要時間。同時他要求我把重點放在研究紅軍中的教育方法，他認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化的教學。這聽來有些奇怪。「一邊戰鬥一邊學習」，這對任何軍隊來說都是一句新鮮的口號，但是在中國，它有點使你難以相信。共產黨向我保證，如果我到前線去，我可以看到這是怎樣做到的。不久之後，他們真的勸我上了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