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志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絡。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3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4。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恬過——後來也投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沒有想到她。在這個年齡的青年的生恬中，議論女性的魅力通常佔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青年的家裡，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當著我的面把他的傭人叫來，談買肉的事，最後吩咐他去買一塊。我生氣了，以後再也不同那個傢伙見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我們也熱心於體育鍛煉。在寒假當中，我們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江過河。遇見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衣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也脫掉襯衣，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高聲叫嚷，說這是叫做‘風浴’的體育新專案。在已經下霜的日子，我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裡游泳。這一切都是在‘體格鍛鍊’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的體格大概很有幫助，我後來在華南多次往返行軍中，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特別需要這樣的體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訊關係。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學會。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現任黨的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在二方面軍；何叔衡，中央蘇區的最高法院法官，後來被蔣介石殺害；郭亮，有名的工會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殺害；蕭子（日章），作家，現在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殺害；
易禮容，後來當了中央委員，接著‘轉向’國民黨，成了一個工會的組織者；蕭錚，黨的一個著名領導人，是在最早發起建黨的檔案上簽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學會的大多數會員，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殺害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個團體，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學會性質相近。它的許多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人。其中有它的領袖惲代英，在反革命政變中被蔣介石殺害。現在的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也是社員。還有張浩，現在負責白軍工作。北京也有一個團體叫做輔社，它的一些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在中國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漢口、天津5，一些激進的團體由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組織起來，開始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
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進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1李白一首名詩之中的話。2同盟會是孫逸仙博士成立的秘密革命團體，為目前在南京當政的國民黨的前身。當時大多數會員流亡在日本，對「帝制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和康有為進行激烈的「筆戰」。3李立三後來實行有名的「李立三路線」，遭到毛澤東的激烈反對。《西行漫記》下文將述及毛澤東談到李立三與紅軍的鬥爭以及鬥爭的結果。4新民學會。5在天津，領導激進青年的組織是覺悟社。周恩來是創始人之一。此外還有：鄧穎超（周恩來夫人）；馬駿，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處死；諶小岑，當時擔任國民黨廣州市委書。
三
革命的前奏（上）
在毛澤東追述往事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一個旁聽者至少和我同樣感興趣，這就是他的妻子賀子珍。很明顯，他談到的有關自己和共產主義運動情況，有許多是她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毛澤東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數也是這樣。後來，當我向紅軍其他領導人蒐集傳記材料的時候，他們的同事常常圍攏來興趣盎然地聆聽他們第一次聽到的故事。儘管他們已經在一起戰鬥了多年，他們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參加共產黨以前的日子的情況，他們往往把這些日子看做一種黑暗時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為共產黨人以後才開始的。
在另一個晚上，毛澤東盤膝而坐，背靠在兩隻公文箱上。他點燃了一直紙菸，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斷的故事的線索說下去：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裡面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裡，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1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當時叫北京。當時湖南有許多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曾經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打算出國前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在一批批出國的人裡面有許多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後來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徐特立也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他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席到法國去，這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不過他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共產黨。
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援這個運動，但是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從現在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李石曾那裡學習法文，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後，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佗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里，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2——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裡，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找尋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3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采、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於裡。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裡，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梅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1當時現代報紙在中國仍是個新鮮事物，許多人，特別是當官的對之極為厭惡，今天（指斯諾成文的時候）猶是如此！2張國燾一九三八年叛黨，投靠蔣介石國民黨。3原文為chuhsun-pei。
三
革命的前奏（下）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後怎樣才能再向前走。可是，象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孔德學校弄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元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東的神嶽泰山，馮玉樣將軍曾在這裡隱居，並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給賊偷去了。哎喲！怎麼辦呢？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誨去的車票。就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隨時留神著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瞭解到已經募集了大批款項，協助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撥出一些錢幫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們上輪船以後，就起程回長沙了。
記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游歷過這些地方：
我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我沿著洞庭湖環行，繞保定府城牆走了一圈。《三國》上有名的徐州城牆，歷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牆，我都環繞過一次。最後，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那時看來，是可以同步行遊歷湖南相比美的。
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特別是新民學會，都激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這傢伙很壞。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撤換他，並且派遣代表團分赴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因為那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張敬堯查禁了《湘訌評論》來報復學生的反對。
於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裡組織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為普遍的反軍閥的宣傳，為了促進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闓推翻了，長沙建立了新政權。大致就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兩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堅持進行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的綱領。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裡我再次看見了陳獨秀。1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援湖南學生的鬥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接著我回到長沙著手組織聯盟。我在長沙一邊當教員，一邊繼續我在新民學會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地現代化，所以主張同北京分離。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
譚廷闓被一個叫做趙恆惕的軍閥趕出湖南，趙利用‘湖南獨立’運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裝擁護這個運動，主張中國聯省自治。可是他一旦當權，就大力鎮壓民主運動了。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一般地贊成資產階級民主綱領。我們在自己辦的報紙《新湖南》上公開鼓吹進行這些改革。我們領導了一次對省議會的衝擊，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次鬥爭的結果，我們把省議會里張掛的胡說八道和歌功頌德的對聯匾額都扯了下來。
衝擊省議會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嚇慌了統治者。但是，趙恆惕篡奪控制權以後，背叛了他支援過的一切主張，特別是他兇暴地壓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們的學會就把鬥爭矛頭轉向他。我記得一九二〇年的一個插曲，那年新民學會組織了一個示威遊行，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三週年。這次示威遊行遭到警察鎮壓。有些示威者要想在會場上升起紅旗，警察禁止這樣做。示威者指出，依照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警察聽不進去。他們回答說，他們不是來上憲法課，而是來執行省長趙恆惕的命令的。從此以後，我越來越相信，只有經過群眾行動取得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2」
1陳獨秀於一八七九年生於安徽，乃一著名學者和政論家，擔任「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國立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多年，他本人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主張採用白話代替文言，開始了這個運動。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人和主要提倡者，後來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在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舉行了一次滑稽戲一樣的「審判」，被判長期徒刑，現在南京獄中（指斯諾成文的時候）。他與魯迅一起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人物。2毛澤東以後沒有再提到他和楊開慧的生活。從各方面的記述來看，她是一個傑出的婦女，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後來成了大革命中的一個青年領袖，最活躍的女共產黨員之一。他們的結合被當時湖南的新青年認為是「理想的羅曼史」。他們兩人顯然十分忠誠。楊開慧女士後來大約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鍵殺害的。
四
國民革命時期
毛澤東這時候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早在一九一九年，陳獨秀就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絡。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馬林前來上海，安排同中國黨聯絡。不久之後陳獨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會議，幾乎同一個時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國學生也開了會，打算在那裡成立一個共產黨組織。
如果我們想到中國共產黨還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少年，那麼它的成就實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國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黨，也是除了俄國以外，唯一能夠自稱有一支自己的強大軍隊的共產黨。
又是一個晚上，毛繼續他的敘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於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這次有歷史竟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那年十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在上海，黨中央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張國燾[現在四方面軍]，陳公博[現為國民黨官員]，施存統[現為南京官員]，沈玄廬，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害]，李達和李森[後被害]。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黨校校長]，許白昊和施洋。在陝西的黨員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後被害]、鄧中夏、張國燾[現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人民委員]、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盡美和鄧患銘是山東支部的創始人。
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只是時間稍後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創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那年冬天，展開了蓬蓬勃勃的勞工運動。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礦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學生幾乎全陣列織了起來。在學生戰線和工人戰線上，進行了多次的鬥爭。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恆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人銓，這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恆惕的宣傳運動。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派工人運動的一個領袖，以工業學校學生為基礎，是反對我們的。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都是支援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候已經組織成為湖南全省勞工會。但是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達成妥協，並且通過協商，防止了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
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恆惕的運動。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動工會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經達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我到上海去，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其他執行委員，有[後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事，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加倫擔任該校顧問，其他蘇聯顧問也從俄國來到。國共合作開始具有全國革命運動的規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間，我組織了該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趙恆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我到達那裡的時候，正逢黃埔學生打敗雲南軍閥楊希閔和廣西軍閥劉震寰。廣州市和國民黨內部瀰漫著一片樂觀氣氛。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我在廣州擔任《政治週報》的主編，這是國民黨宣傳部出版的一個刊物。後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還負責訓練農民運動組織人員，為此目的，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來自二十一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來的學生。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林祖涵那時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在共產黨內，我特別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裡表示的意見，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頓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後來它在廣州《農民月刊》和在《中國青年》雜誌上刊出了。第二篇論文在湖南出了小冊子。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高潮。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在那裡發動他的第一次政變的時候。在國民黨左右兩派達成和解，國共團結得到重申以後，我於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我在上海指導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接著被派到湖南去擔任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情況下，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並向中央委員合作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採取新的路線。第二年初春，我到達武漢的時候，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我出席會議並討論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誌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通過了決議，採納我的主張並提交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仍然在陳獨秀支配之下。儘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南京開始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他不顧一切反對，執行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對於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對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麼，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可能發揮的作用。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就沒有再討論土地問題。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它根本投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然而，大會以後，還是組織了全國農民協會，我是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儘管共產黨對農民運動採取冷淡的態度，而國民黨也肯定感到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已經有了一種驚人的戰鬥精神。高階官員和軍事將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陳獨秀把我調出了湖南，認為那裡發生的一些情況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已經發生。在廣州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十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這時，黨內情況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之後，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臺了。」
五
蘇維埃運動（上）
關於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的引起很多爭論的事件，我和毛澤東曾有一次談話，我覺得完全有必要在這裡一提。這並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傳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他個人對一箇中國共產黨人一生經歷中的轉折點的看法，在這裡提一下，還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問毛澤東，在他看來，對於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南京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他認為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對，對於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子。」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據毛澤東說，他「能說，而且說得太多了，卻不提出任何實現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客觀地來說，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陳獨秀實在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武裝起義的現實終於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當時的形勢。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於驚惶和失敗。」
毛澤東說，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據毛澤東說，「甚至於不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但是，到頭來還是羅易促成了同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電報，指示黨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得到了一個抄件，馬上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那時是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這種輕率的做法的結果1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漢政權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蔣介石所摧毀。
看來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麼「意見」，而是乾脆發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當然，武漢的大失敗，後來成了俄國國內在世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鬥爭的焦點，在這個階段以後，俄國反對派被摧毀，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被弄臭，蘇聯開始認真「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它由此出發，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產黨在和國民黨分裂以前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政策，從工人和農民中建立了黨的軍隊，毛澤東也並不認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會被打敗，「但是，蘇維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規模展開，就可能有一個後來無論如何不會被消滅的根據地……」
毛澤東的自述現在已經談到蘇維埃的開端。蘇維埃是從革命的廢墟上興起的，它要赤手空拳從失敗中鬥爭出一個勝利的結果來。他接著說：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葉挺率領的第二十軍，同朱德合作，領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紅軍的前身組織起來了。一星期以後，即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非常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自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我就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對於這個決定，我是積極出了力的。出席會議的其他十位委員中，有蔡和森、彭公達和翟秋白。黨採取了新的路線，同國民黨合作的一切希望暫時是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無可救藥地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了。長期的公開奪取政權的鬥爭現在開始了。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我在那裡的綱領，要求實現下面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政權；(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當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反對，後來它才把這一點作為—個口號提出來。
九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已經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軍隊的第一批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漢陽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稱為‘工農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由漢陽礦工組成。第二團是由平江、瀏陽、醴陵和湖南其他兩縣的部分農民赤衛隊組成。第三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團的一部分。這支軍隊經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軍的總綱領，卻為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後者似乎只是採取觀望的政策，而不是積極反對的政策。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略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計程車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新師成立以後，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衛團的一個指揮員餘灑度，任第一軍軍長。餘多少是因部下的態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國民黨那裡去了。現在他在南京給蔣介石工作。
這支領導農民起義的小小隊伍，穿過湖南向南轉移。它得突破成千上萬的國民黨部隊，進行多次戰鬥，經受多次挫折。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餘灑度逃跑以後，部隊到達寧都時進行了改編。陳浩被任命為剩下來大約一團兵力的部隊的指揮員；後來他也‘叛變’了。但是，在這個最早的部隊中，有許多人始終忠心耿耿，直到今天還在紅軍中，例如現任一軍團政委的羅榮桓，現任軍長的楊立三。這支小隊伍最後上井岡山2的時候，人數總共只有一千左右。
由於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批准，又由於第一軍遭受嚴重損失，而且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象是註定要失敗的，因此中央委員會這時明確地批評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黨的前委的職務。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桿子運動’。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後來的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部隊補充了新兵，這個師人員又充實了，我擔任了師長。」
1從國民黨左派觀點來看的這個事件和這個時期一個有趣的敘述，見唐良禮[譯音]著《中國革命內幕史》（一九三〇年倫敦）。2井岡山在湘贛邊界，是個不可攻破的山寨，原來為土匪所佔。史沫特萊所著《中國的紅軍在前進》（一九三三年紐約）一書對共產黨攻佔此山及後來在那裡的情況有所記述。
五
蘇維埃運動（下）
「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師守住了井岡山的根據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邊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選舉出來了。主席是杜修經。在這個蘇維埃以及後來的蘇維埃中，我們推行了一個民主的綱領，採取溫和的政策，建築在緩慢而不斷的發展這一基礎上。這樣一來，井岡山就遭到黨內盲動主義者的斥責，他們要求對地主實行搶、燒、殺的恐怖政策，為了使他們喪膽。第一軍前敵委員會拒絕採用這種策略，所以被頭腦發熱的人汙衊為‘改良主義者’。我因為沒有實行更加‘激進的’政策，遭到他們猛烈的攻擊。
一九二七年冬天，兩個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當土匪頭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參加了紅軍。這使紅軍的實力增加到將近三團人。王、袁都被任為團長，我是軍長。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國民革命，現在願意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了師。我們一同制訂丁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包括六個縣的蘇區，逐步地穩定並鞏固湘贛粵邊區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向更廣大的地區發展。這個戰略同黨的建議是相反的，後者一味作迅速發展的空想。在軍隊內部，朱德和我得同兩個傾向作鬥爭：第一個傾向是要立即進攻長沙，我們認為這是冒險主義；第二個傾向是要撤退到廣東邊界以南去，我們認為這是‘退卻主義’。根據我們當時的看法，我們的主要任務有二：分地和建立蘇維埃。我們要武裝群眾來加速這個過程。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優待被俘敵軍，以及總的來說主張民主的溫和主義。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井岡山召開了一個代表會議，出席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的代表。在蘇區的黨員中，對於上述各點仍然有一些意見分歧。在這次會議上，各種不同的意見充分地發表出來子。少數人認為在上述政策的基礎上我們的前途大受限制，但是多數人相信這個政策，因此當宣告蘇維埃運動將獲得勝利的決議案提交表決的時候很容易就通過了。但是，黨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批准這個運動。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的訊息傳到井岡山的時候，才得到批准。
對於那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導人和農村地區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消除了，黨恢復了一致。
六人的決議總結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的經驗。它的結論是贊成把重點放在土地運動上。大約在這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暴動，為建立新蘇區打下了基礎。在西面的賀龍和在東面的徐海東，開始建立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區域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和張國燾去了那裡。一九二七年冬天，方誌敏和邵式平在鄰接福建的江西東北部邊界，也開展了一個運動，後來發展成為強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彭湃率領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隊到海陸豐去，那裡成立了一個蘇維埃，由於它執行盲動主義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毀。它的一部分軍隊在古大存指揮下從那個地區突圍，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聯絡，後來成為紅軍第十一軍的核心。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游擊隊，開始在江西的興國、東固活躍起來。這個運動以吉安一帶為根據地，這些游擊隊後來成為第三軍的核心，而這個地區本身則成為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在福建西部，張鼎丞、鄧子恢和後來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蘇維埃。
在井岡山‘反冒險主義鬥爭’時期，第一軍打敗了白軍兩次攻佔井岡山的企圖。對於我們正在建立的那種機動部隊說來，井岡山證明是絕好的根據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種的農作物足夠供給一支小小的軍隊。它方圓有五百里，縱橫約八十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稱，叫它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岡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廢的山。五井這個名稱是從山麓五口大井得來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個村就是以這五口井相稱。
我們的隊伍在井岡山會師以後，進行了改編，著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任軍長，我任黨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鍵的部隊發生起義和譁變以後，井岡山來了更多的軍隊，這樣就產生了紅軍第五軍。彭德懷任軍長。除了彭德懷以外，還有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犧牲的鄧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犧牲的黃公略；和滕代遠。
來了這麼多軍隊，山上的條件變得很差了。部隊沒有冬衣，糧食奇缺。我們有好幾個月幾乎只靠吃南瓜過活，戰士們喊出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南瓜！’——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懷守井岡山，自己突破了白軍的封鎖，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結束。
第四軍這時迅速而順利地展開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戰鬥。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當地的紅軍部隊會合。我們接著分兵挺進永定、上杭和龍巖，在這幾縣成立了蘇維埃。紅軍來到以前就存在於這些地區的戰鬥的群眾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幫助我們能夠在穩定的基礎上，非常迅速地鞏固蘇維埃政權。通過群眾性的土地運動和游擊隊活動，紅軍的影響擴大到了其他幾個縣，但是共產黨人到後來才在那裡充分掌握權力。
紅軍在物質上和政治上的情況都有了改進，但是還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例如‘游擊主義’就是一種弱點，反映在缺乏紀律，極端民主化和組織渙散上面。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流寇思想’——不願意安心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喜歡流動、變換環境，喜歡新奇的經歷和事件。還有軍閥主義殘餘，個別指揮員虐待甚至毆打戰士，憑個人好惡，對人有所歧視或者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