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懸賞二百萬元的首級
紅軍大學有許多獨特無二的地方。
它的校長是一個二十八歲的指揮員，據說他從來沒有吃過一次敗仗。紅軍大學自稱有一個班的學員全是老戰士，平均年齡是二十七歲，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戰經驗，受過三次傷。有什麼別的學校由於「紙荒」而不得不把敵人的傳單反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或者每個學員的教育費用，包括伙食、衣著、一切在校開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銀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學員的首級賞格加起來總共超過二百萬元？
紅軍大學就是這樣。
最後，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這麼一家。
所以不怕轟炸是因為在陝西和甘肅，除了普通房屋以外，還有很大的住人的窯洞、供佛的巖窟、防敵的堡壘，都有幾百年的歷史。有錢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這種奇怪的建築物，用以防禦洪水、外敵、饑荒，在這些地方囤糧藏寶，捱過歷次的圍困。這些洞窟深挖在黃土巖或硬石巖中，有些有好幾間屋子，可以容納好幾百人，是天造地設的防空洞，不怕原來是中國人民送給蔣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轟炸機的轟炸。紅軍大學就是在這種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達後不久，他們就把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介紹給我。林彪邀我找個日子給他的學員講話。他擬的題目是：「英美對華政策」。我感到為難。我對兩國的對華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況，我也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解釋。但是林彪堅持要我講。他說他們自己可以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他為此安排了一次「麵條宴」，使我感到盛情難卻，只好勉強從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個工廠主的兒子，生於一九〇八年。他的父親因苛捐雜稅而破產，但是林彪還是設法讀完了中學，進了廣州的黃埔軍校學習。他在那裡成績優秀，在蔣介石及其首席顧問俄國將軍布留赫爾手下，受到了緊張的政治軍事訓練。他畢業後不久，北伐開始，林彪被提拔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剛二十歲，就成了國民黨張發奎領導下的著名第四軍裡的一個上校。同年八月，南京發生右派政變後，他率領所屬的一團軍隊在南昌起義中參加了賀龍和葉挺領導下的第二十軍，南昌起義是中國出現共產黨的反對派活動的開始。
林彪和毛澤東一樣，從來沒有受過傷，享有這樣盛名的紅軍指揮員並不多。他在前線身經百戰，在戰地指揮大軍歷時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戰士所經歷的各種艱難困苦他都嚐到過，他的首級的賞格高達十萬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沒有受傷，身體健康。
一九三二年，林彪負責指揮紅軍一軍團，當時該軍團有兩萬支步槍，成了紅軍最厲害的一部。主要由於林彪作為戰術家的出眾才能，奉派前來同它交戰的政府軍無不遭到它的殲滅，打敗或者被其制勝，而它自己則從來沒有被打敗過。據說有時南京部隊一經發現與一軍團對壘，就聞風而逃。然而關於這些著名的「鐵軍」的事，待我到了前線以後再說。
像紅軍的許多能幹的指揮員一樣，林彪從來沒有出過國，除了中文以外，不會說也不會讀任何外語。但是他不到三十歲就博得了紅軍內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國紅軍的軍事刊物《鬥爭》和《戰爭與革命》上發表的文章被南京的軍事刊物轉載，受到他們的研究和評論，在日本和蘇俄也是這樣。他以「短促突擊戰」創始者著稱，馮玉祥將軍曾經就這種戰術發表過評論。據說一軍團的許多勝利都歸因於紅軍熟練地掌握了「短促突擊戰」。
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揮員和他的紅軍大學教員一起到保安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我們是在文娛時間裡到的。有的學員在兩個球場上打籃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條黃河支流旁邊草地上的一個網球場上打網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寫東西，讀新到的書報，或者在他們簡單的「俱樂部」中學習。
這是紅軍大學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學員。紅大一共有四個分部，八百名學員。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員的行政管理下，還有無線電、騎兵、農業、醫務等學校。此外還有一個黨校和一個群眾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學員集合起來聽我將「英美對華政策」。我扼要地談了一下英美的態度，然後同意解答問題。我不久就發現，這是個大錯誤，請我吃的麵條根本就抵償不了我遇到的難堪。向我提出的問題，即使由威爾斯先生1來回答，也要自嘆智瓊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問題：
「英國政府對成立親日的冀察委員會的態度如何，對日軍進駐華北的態度如何？」
「全國復興署2政策在美國的結果如何，對工人階級有什麼好處？」
「如果日本與中國開戰，德、意會幫助日本嗎？」
「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幫助，你估計日本對中國大規模作戰能維持多久？」
「國際聯盟為什麼失敗？」
「在英國和美國，共產黨都是合法存在的，為什麼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工人政府？」
「在英國組織反法西斯陣線方面有了什麼結果？在美國呢？」
「以巴黎為中心的國際學生運動的前途如何？」
「你認為李滋-羅斯訪日會不會造成英日在對華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見？」
「中國抗日後，美國和英國會幫中國還是幫日本？」
「請談一談，既然美國和英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什麼它們在中國駐有軍艦和軍隊？」
「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對蘇聯的看法如何？」
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回答這些問題可不簡單！而且實際上不止兩個小時。從早上十點開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時候。最後得不出什麼結論，暫告結束。
後來我參觀了各個教室，並同林彪和他的教員們談了話。他們把學校招生條件告訴了我，並且給我看了印好的招生簡章，有好幾千份這樣的簡章秘密地發到了中國各地。四個分部招收「決心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和獻身於民族革命事業的人，不分階級、社會或政治背景。」年齡限制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不分性別。」「報考者必須體格健康，不患傳染病，」而且——這話有點籠統——「不染一切惡習」。
我發現，在實際上，第一分部的學員大部分是紅軍中的營、團、師級指揮員或政委，接受高階軍政訓練。為期四個月。根據紅軍規定，每個在役指揮員或政委每兩年必須至少受四個月這樣的訓練。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首的是連、排、班級指揮員，紅軍中有經驗的戰士，還有從「中學畢業生或有同等學力者、失業教員或軍官、抗日義勇軍幹部和抗日遊擊隊領袖、從事組織和領導工運的工人」中招來的新學員。紅軍在東征山西省時，山西有六十多個中學畢業生參加了紅軍。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課六個月。第四分部主要「訓練工兵、騎兵幹部、炮兵部隊」。我在這裡遇到了一些以前當過機工和學徒的人。後來，我在離開紅色中國時，我還遇到八個坐卡車來的新學員，他們是從上海和北平來上紅軍大學的。林彪告訴我，全國各地報名的有二千多名。當時主要問題是交通問題，因為每個學員都得「潛越」入境。
紅大各分部課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內容可以作為樣品以見一斑。政治課程有：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議、共和國的策略問題、列寧主義、民主主義的歷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況。軍事課程校嚎谷照秸惱鉸暈侍猓碩健15谷照秸械撓位髡絞醯姆17埂?/span>
有些課程有專門的教材。有些是從江西蘇區出版機構帶來的，據說那裡的一個主要印刷廠曾經有八百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課程用的材料是紅軍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的講話，談的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或者利用繳獲的政府檔案、檔案、統計的材料。
對於「紅軍真的要打日本嗎？」這個問題，紅大的這些課程也許是個很好的答覆。這足以說明紅軍早已預見到而且在積極計劃中國如何對日本打一場「獨立戰爭」——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於奇蹟，日本從已經處於日本軍隊的鐵蹄下的廣大中國領土上撤出去。
這不是個愉快的前景。有些在華外國資本家認為這是發瘋。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認，已有千百萬中國人成了日本的亡國奴，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怪中國人現在寧死也不願再未經一戰就放棄他們的自由。
至少紅軍有充分決心要抗戰，而且認為一打仗他們就首先上前線，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們的領導人的熱烈言論中，從軍隊嚴格的實際訓練中，從他們提出要同他們十年宿敵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的建議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從蘇區到處看得到的緊張宣傳活動中看出。
在這種宣傳教育活動中起著一個帶頭作用的是許多叫做人民抗日劇社的青年組成的劇團，他們在蘇區不斷地巡迴旅行，宣傳抗戰，在農民中喚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義意識。
我首次參觀紅軍大學後不久就去看了這個令人驚異的兒童劇社的一場演出。
1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著名英國小說家。2羅斯福的一個新政機構。——譯註
五
紅軍劇社（上）
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幹部出發時，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還有兩三個小時，保安似乎已經傾城而出。
學員、騾夫、婦女、被服工廠和鞋襪工廠的女工、合作社職工、蘇區郵局職工、士兵、木工、拖兒帶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邊那塊大草地湧過去，演員們就在那裡演出。很難想象有比這更加民主的場合了。不遠的網球場上甚至還有幾頭羊在啃草。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麼注意他們了。
臺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紅軍大力提倡拉丁化來促進群眾教育。節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節目充滿了明顯的宣傳，一點也不精緻，道具都很簡單。但是優點是從鑼鼓鐃鈸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來，採用活的題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國京劇那種沒有意義的歷史故事。最後，演出生氣勃勃，幽默風趣，演員和群眾打成一片，這就彌補了一部分細膩精美的不足。紅軍劇社的觀眾似乎真的在聽著臺上的說話：同那些神情厭煩的京劇觀眾相比，這真使人驚奇，因為在中國，看戲的把時間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熱毛巾扔來扔去、到別的包廂裡去訪客上面，只是偶爾才看一下臺上的戲。
第一個短劇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滿洲一村莊為背景，幕起時日軍到達，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趕走。第二幕中，日本軍官在一個農民家設宴，把中國人當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國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販在叫賣嗎啡和海洛因，強迫每一農民買一份。一個青年拒絕，就被叫出來訊問：「你不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衛生條例，你不愛你的‘聖上’溥儀，」拷打他的人這麼說。「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個青年就馬上給處決了。
接著一場戲是農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氣氛中叫賣貨物。突然來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們要當場察看身份證，忘記帶在身上的就被槍決了。接著兩個日本軍官大吃一個小販的豬肉。吃完後他要他們付錢時，他們奇怪地看著他說：「你要我們付錢？可是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塘沽停戰、何應欽一梅津協定、冀察委員會都給了我們，也沒有要一個銅板！為了一點點肉，你卻要我們付錢！」他們立刻把他當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當然，最後村子裡的人忍無可忍了。商販們把貨攤和遮陽的大傘推倒，農民們拿起長矛，婦女兒童拿起菜刀趕來，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戰到底」。這個短劇很幽默風趣，用了本地方言。觀眾不時鬨堂大笑，或者對日本人表示厭惡和仇恨的咒罵，他們情緒很激動。對他們來說，這不僅僅是政治宣傳，也不是滑稽戲，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員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年，而且是陝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觀眾由於全神貫注於劇中的思想，就把這一點完全給忘記了。
這場以滑稽戲為形式的表演所蘊藏的殘酷的現實意義，並沒有因為劇中的風趣和幽默而模糊起來，至少對一個在場的年輕戰士是如此。他在演劇結束時站了起來，用感情激動的嗓子大聲喊道：「打死日本強盜！打倒殺害中國人民的兇手！打回老家去！」全場觀眾都齊聲高喊他的口號。我後來打聽到這個少年是個東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殺死了。
就在這個時候，漫遊的羊群引起了鬨堂大笑，緩和了氣氛。原來它們正在滿不在乎地啃球網，那是開場前忘記收起來的。一些學員趕去追逐羊群，把文娛部門這一重要財產搶救下來，引起了觀眾一陣鬨笑。
第二個節目是《豐收舞》，由劇社的十幾個女孩子優美地演出。她們光著腳，穿著農民的衣褲和花背心，頭上繫著綢頭巾，跳起舞來動作整齊優美。我後來知道，其中有兩個姑娘是從江西一路走過來的，她們原來在瑞金的紅軍戲劇學校學習舞蹈。她們是真正有才華的。
另外一個獨特而好玩的節目叫做《統一戰線舞》，表演中國動員抗日。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魔術變出這些服裝來的，忽然之間有一群群青年穿著白色的水手服，帶著水手帽，穿著短褲——先是以騎兵隊形，後來以空軍隊形，步兵隊形，最後以海軍隊形出現。中國人是演啞劇的天生藝術家，他們的姿態十分寫實地傳達了舞蹈的精神。
接著是一個叫做《紅色機器舞》。小舞蹈家們用音響和姿勢，用胳膊、大腿、頭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擬了氣缸的發動、齒輪和軲轆的轉動、發動機的轟鳴——未來的機器時代的中國的遠景。
在演出之間，觀眾中不時有人叫喊，要請別人即興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個陝西本地姑娘——工廠女工——唱了本省的一個古老民歌，由一個陝西農民用土製琵琶伴奏。另一個「點名」演出是一個學員吹口琴，又有一個學員唱一首南方人愛唱的歌。接著，使我感到完全手足無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國新聞記者獨唱！
她們不肯放過我。天曉得，我除了狐步舞、圓舞曲、《波希米》和《聖母瑪麗亞》以外，什麼也不會，而這些樂曲對這批鬥志昂揚的觀眾來說是很不合適的。我甚至已記不起《馬賽曲》是怎麼唱的了。他們仍繼續要求。我在極度尷尬的情況下終於唱了《盪鞦韆的人》。他們很有禮貌。沒有叫我再來一個。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個節目，我這才感到心頭一塊大石落地。這個節目是一個有革命主題的社會劇——一個管賬的同他的房東太太談戀愛。接著又是舞蹈，舞蹈之後是一個關於西南方面新聞的活報劇和兒童們合唱《國際歌》。從燈光集中的一個圓柱上拉出繩子來掛著萬國旗，周圍伏著許多舞蹈演員。她們慢慢地跟著歌詞抬起身來，挺立著，最後在歌聲結束時高舉著緊握的拳頭。
演出結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舊未減。因此第二天我去訪問人民抗日劇社的社長危拱之女士。
五
紅軍劇社（下）
危女士於一九〇七年生於河南，參加紅軍已有十年。她原來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宣傳隊，一九二七年馮玉祥與南京的政變妥協以後，她就同許多年輕學生一起離開那裡，在漢口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派她去歐洲，在法國學習了一個時期以後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後回國，闖過國民黨對紅色中國的封鎖，開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紅軍劇社的歷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紹。演劇團體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組織起來的。據危女士說，在那裡，在瑞金的著名的高爾基學校裡，從蘇區各地招來了一千多名學員，紅軍訓練了大約六十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子裡和在前線巡迴演出。每個劇團都收到各村蘇維埃要求去演戲的邀請。農民們由於文化生活貧乏，對於任何娛樂都是很受歡迎的，他們自動安排交通、吃飯、住宿的問題。
危女士在南方時任副社長，到了西北以後負責全部戲劇工作。她在江西參加長征，使幾十個經歷長征而仍活下來婦女之一。在南方的軍隊到西北之前，陝西蘇區就已有了劇社，但在江西的演員到大以後，戲劇藝術顯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現在一共約有三十個這樣的巡迴劇社，甘肅也有一些。我以後旅行時還會碰到。
危女士繼續說：「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演員幾乎都是在當地招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現在都已成了導演了。」我遇到好幾個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還只有十幾歲，可是已經過長征，現在負責組織和訓練各個村子裡的兒童劇社。
「農民們老遠來看我們紅軍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我們臨近白區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後，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階軍官如果知道是絕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後就不願再打紅軍了！」
這些劇團使我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什麼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顯然沒有，而是他們裝置這麼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雷要。他們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就是能夠用這種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戲劇。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象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那兒，給他們吃什麼就愉快地吃什麼，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走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紅軍的劇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寫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藝的幹部給他們寫的，但是大多數是宣傳部門的作家和藝術家寫的。有些短劇是成仿吾寫的，他是一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三年前參加紅軍，另外一些是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寫的，她現在也參加了紅軍。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是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就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佔領一個地方以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瞭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紅軍東征山西時，成百上千的農民聽說隨軍來了紅軍劇社，都成群結隊來看他們演出，自願接受用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的戲劇進行的宣傳。
總的來說，這是把「藝術搞成宣傳」到了極端的程度，很多人會說，「為什麼把藝術扯了進去？」但從廣義來說，這就是藝術，因為它為觀眾帶來了生活的幻覺，如果說這是一種簡單的藝術的話，那是因為它所根據的活的材料和它作為物件的活的人在對待人生的問題上也是簡單的。對中國的人民大眾來說，藝術和宣傳是劃不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於：什麼是人生經驗中可以理解的，什麼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你也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盛大的巡迴宣傳演山，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這種思想的存在權利。我現在也很難說，但是這很可能是紅軍最有永久價值的貢獻，即使他們最終遭到失敗和打垮。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即使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如今已經犧牲了，對這些農民來說，中國古舊文化的禁忌束縛是決不會再那樣有效了。不論命運使這些紅軍顛沛流離到什麼想象不到的地方，他們都有力地要求進行深入的社會改革——對此，農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們給窮人和受壓迫者帶來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信念。
不論他們有時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不論他們的過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劇，不論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或那個問題上的強調或重視有多麼誇大，但是他們真誠的迫切的宣傳目標始終是要震撼、喚起中國農村中的億萬人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喚起他們的人權意識，同儒道兩教的膽小怕事、消極無為、靜止不變的思想作鬥爭，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而且沒有疑問，有的時候也纏住他們，強迫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新氣象——而鬥爭，為共產競心目中的具有正義、平等、自由、人類尊嚴的生活而鬥爭。農民階級經過兩千年的沉睡以後在覺醒的狀態下逐漸站起來，由此而產生的這種越來越大的壓力，較之南京方面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
這種「共產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由於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學知識，引起了偉大的夢想，開始「回到民間去」，到他們國家的基層鄉土中去，把他們新獲得的知識「啟示’一些給知識上貧乏的農村，給生活在黑暗中的農民，爭取他們的聯盟，一起來建設一種「比較富裕的生活」。一個更好的世界是能夠創造的，而且只有他們才能夠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樣的信念的鼓舞下，他們把實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帶到人民中去，徵求他們的認可和支援。他們贏得的支援似乎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們通過宣傳和具體行動使億萬人民對於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紅軍之中常常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我是在一批過著暴力生活的學生中間，只是因為歷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緣故，這種暴力的生活對他們來說，較之踢足球、教科書、談戀愛，較之其他國家中青年的主要關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時我幾乎不能相信，只是由於這一批堅決的青年，有了一種思想的武裝之後，竟然能夠對南京的千軍萬馬進行了群眾性鬥爭達十年之久。這種不可置信的戰鬥友誼是怎麼產生的呢?是用什麼連結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來自什麼地方?也許可以說，它畢竟還是沒有成熟，但這是為什麼？它看來基本上仍舊象是一種有力的示威，象一種青年運動，這又是為什麼？
只有當你瞭解中國的歷史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所經過的那種突出的孕育過程的時候，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答覆。這一孕育的合法產兒顯然就是現在這支紅軍。幾百年來，中國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駕於人民之上，儕身於高高在上統治人民大眾的一小批官僚階級之列——所憑藉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僅有的一些知識據為已有，以此來作為控制鄉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來啟蒙。但是新的孕育卻產生了一種現象——這個嬰兒不但要同「愚昧的大眾」共享知識，而且甚至要把大眾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時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麼才能夠把這震撼中國胎盤的極其自然的動盪解釋清楚。我怎麼才能夠把這緩慢的受孕、臨產的胎動、產時的陣痛、產後的結果描寫出來?我可以一一列舉簡單的歷史事實；但我無法表達它對人造成的苦難劇痛。這時，毛澤東開始向我談到他的一些個人歷史，我一個晚上接著一個晚上，一邊寫著他的個人歷史，一邊開始認識到，這不僅是他的個人歷史，也是共戶主義——一種對中國有實際意義的適合國情的共產主義，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認為的那樣，不過是從國外領來的孤兒——如何成長，為什麼能贏得成千上萬青年男女的擁護和支援的記錄。這種個人歷史，我後來在紅軍許多其他領導人身上也會不斷聽到，只是細節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讀者要想知道的，就是這樣的故事。下面就是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