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早期的美國人不僅熟知他們那個時代的重大法律事件，甚至還熟悉著名律師出庭辯護時使用的語言。丹尼爾·韋伯斯特就是一個例子。斯蒂芬·文森特·貝尼特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說中選擇了丹尼爾·韋伯斯特來和魔鬼辯論，這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魔鬼怎麼可能戰勝這樣一個具有非凡語言能力的人呢？下面是最高法院法官約瑟夫·斯托瑞對韋伯斯特語言特點的描述：blockquote……他措辭簡潔明確，涉獵廣泛，善於從實際生活中旁徵博引；他分析透徹，敢於解決難題；對於錯綜複雜的情況，他善於化繁為簡併用絕大多數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解決；他擅長歸納，常常利用對手的論述證明自己的觀點；他理智慎重，從不因為忘形而在辯論中處於被動之地，或是為了無用的觀點而浪費口舌。/blockquote我全文引用了這段話，是因為它對19世紀深受鉛字影響的人所形成的話語特徵作了最好的描寫。詹姆斯·穆勒對於印刷術所能創造的奇蹟有過種種預測，而這也許可以算得上是他心中的理想和典範了。如果說這樣的典範有些遙不可及的話，那麼它至少可以成為律師們奮鬥的理想。

這個理想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律師或牧師行業。即使在我們日常的商業社會里，印刷術產生的共鳴也隨處可以感覺得到。如果我們可以把廣告作為商業的發言人，那麼其歷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在18和19世紀，那些有商品出售的人絕對是把每個顧客都當成了丹尼爾·韋伯斯特：他們以為那些潛在的顧客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都能做出理性的分析。確實，美國的報紙廣告在某種程度上是印刷術統治下的思想日漸衰落的象徵：以理性開始，以娛樂結束。法蘭克·普瑞斯布利在其經典著作《廣告的歷史和發展》中，討論了印刷術的衰落，他把印刷術的衰亡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把這個階段之前的時期稱作排印技術的「黑暗年代」。他所指的「黑暗年代」開始於1704年，那一年美國的《波士頓新聞信札》上第一次出現了付費廣告。當時共有3個廣告，佔了報紙一欄的4英寸。其中一個是為抓小偷懸賞；另一個是為找回被不知名者「佔用」的鐵砧懸賞；第三個廣告是想賣什麼東西，但和我們今天在《紐約時報》上看到的房地產廣告毫無相似之處：blockquote在紐約長島的牡蠣灣，有一個很好的漂洗作坊，可供出租或出售。此處亦可作為農場，有一新造的磚石房屋，旁邊有另一房子可作廚房和作坊，有糧倉、馬廄、果園和20畝空地。作坊可以單獨出讓或和農場一起出讓。有意者可向紐約的威廉姆·布賴德福特·普林特詢問詳情。/blockquote150多年之後，廣告的形式變化不大。例如，在布賴德福特先生為牡蠣灣的房產作廣告64年之後，保羅·瑞威爾在《波士頓報》上刊登了下面這則廣告：blockquote很多人不幸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失去了他們的門牙，不僅在外觀上不夠美觀，公共場合和私下講話也多有不便：特此告知所有這些人，他們可以安裝假牙，效果保證和真牙一樣好。有意者請聯絡波士頓戈德史密斯的保羅·瑞威爾，靠近克拉克醫生碼頭的盡頭。/blockquote在另一段廣告裡，瑞威爾繼續寫道，那些由約翰·貝克補的牙，或是那些補過的牙仍然鬆動的，可以到他那裡加固。他透露，他的補牙技術師承約翰·貝克本人。

直到瑞威爾廣告100年之後，廣告商們才開始試圖改變出版商要求的線形排版。直到19世紀末，廣告才真正採用了現代的話語模式。即使在1890年，廣告裡仍然除了文字別無他物，廣告被看作是一項嚴肅而理性的事業，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傳播資訊、發表主張。借用斯蒂芬·道葛拉斯[10]在其他情況下所說的話就是：廣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這並不是說，印刷術時代發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實的。文字不能保證內容的真實性，而是形成一個語境，讓人們可以問「這是真的還是假的」。19世紀90年代，語境遭到了徹底摧毀，首先是因為插圖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後來是因為無主題語言的使用。例如，19世紀90年代的廣告商開始在廣告中運用口號。法蘭克·普瑞斯布利認為現代廣告的起源是這兩句口號：「你按下按鈕，剩下的我們來做」和「看見那頭駱駝了嗎？」[11]幾乎在同時，廣告短詩也開始被廣為採用。1892年，寶潔公司向社會徵集短詩，作為象牙牌香皂的廣告。1896年，亨氏公司第一次採用了嬰兒的照片：一個可愛的寶寶坐在寶寶椅裡，面前擺著一碗麥片粥，手裡拿著調羹，臉上露出驚喜的笑容。到19世紀和20世紀相交的時候，廣告商們已不再期待顧客的理性選擇。廣告成為一種半是心理學、半是美學的學問，理性思維只好移師其他領域了。

為了理解鉛字是怎樣幫助早期美國人認識智力、真理和話語性質的，我們應該記住，18和19世紀的閱讀同今天的閱讀有著截然不同的特徵。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鉛字壟斷著人們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鉛字以及口頭表達的傳統，人們沒有其他了解公共資訊的途徑。公眾人物被人熟悉，是因為他們的文字，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為他們的演講術。我們完全可以相信，美國的前十五位總統如果走在街上，沒有人會認出他們是誰。那個時期的著名律師、牧師和科學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們的著作，他們的社會地位、觀點和知識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體現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成為公眾人物的總統、牧師、律師和科學家，你也許會意識到現在的情況有多麼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愛因斯坦，首先進入你腦海的是一個影像，一張圖片上的臉，或一張電視螢幕上的臉(對於愛因斯坦來說，則是一張照片上的臉)。而至於他們說過些什麼，你可能一無所知。這就是思維方法在以文字為中心的文化和以影像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體現。

這也是一個幾乎沒有娛樂的文化和一個充滿娛樂的文化所體現出來的不同。農家小孩一手執書一手扶犁，母親在週日的下午向家人大聲朗讀，商人宣讀剪刀進貨的通知——這些讀者和今天的讀者完全不同。對於他們，沒有多少讀閒書的機會，因為他們沒有時間。閱讀對於他們有一種神聖的因素，即使說不上神聖，至少也是一種被賦予特殊意義的每日一次或每週一次的儀式。我們還應該記住，那時人們的生活中還沒有電，憑藉燭光或煤油燈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顯然，那時的人們大多隻能在拂曉和開始工作前的那段時間進行閱讀，所以閱讀的目的肯定是嚴肅、專注而明確的。在1790年或1830年或1860年的人眼中，把閱讀獨立於其他活動而作為一種測試讀者「理解能力」的手段，可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除了理解，閱讀還有什麼意義呢？據我們所知，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閱讀問題」，當然，除了那些無法上學的人以外。上學就意味著學習閱讀，因為如果不能閱讀，你就不能加入到文化的對話中去。大多數人都能夠閱讀並且也參加了文化對話。對於這些人來說，閱讀為他們和外部世界的聯絡提供了紐帶，同時也幫助他們形成了對於世界的認識。書本一行一行、一頁一頁地把這個世界展示出來。在書本里，這個世界是嚴肅的，人們依據理性生活，通過富有邏輯的批評和其他方式不斷地完善自己。

回顧18世紀和19世紀的美國，我們隨處可以感覺到鉛字的共鳴，尤其是它和各種公眾表達方式之間的那種無法理清的關係。查爾斯·比爾德[12]說過，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是美國憲法制定者的首要動機。這也許是對的。但我們也應該想到，制定這樣的法律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參加公眾生活必須具備駕馭鉛字的能力。對於他們來說，沒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大多數州的選舉年齡定為21歲，為什麼傑弗遜認為普及教育是美國最大希望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如阿蘭·內文斯[13]和亨利·斯蒂爾·康馬傑指出的，沒有財產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參加選舉，而沒有文化的人卻不行的原因。

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14]在一本書中寫道，激勵美國人的是一種永無止境的開拓精神，這也許沒錯。但同時，正如保羅·安德森所說的：「不管讀的是莎士比亞、愛默生或是梭羅，農家孩子一手執書一手扶犁絕不是擺擺樣子的。」使堪薩斯成為第一個允許婦女參加學校選舉的州，或者，使懷俄明成為第一個實現完全平等選舉權的州，光靠開拓精神是不夠的。婦女也許比男子更擅長閱讀，甚至在邊遠地區，公眾話語的主要途徑也是來源於鉛字。那些能夠閱讀的人，不可避免地已經成為對話的一部分。佩裡·米勒說過，美國人的宗教熱情為他們注入了能量，或者，如早期的歷史學家所說的，美國誕生於一種應運而生的理想。這些說法也許都是對的，我無心質疑。我只想指出一點，他們筆下的美國曾通行一種公眾話語，這種話語的形式是印刷機的產物。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用白紙黑字來表明態度、表達思想、制定法律、銷售商品、創造文學和宣揚宗教。這一切都是通過印刷術實現的，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美國才得以躋身於世界優秀文明之林。

對於印刷機統治美國人思想的那個時期，我給了它一個名稱，叫「闡釋年代」。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所有成熟話語所擁有的特徵，都被偏愛闡釋的印刷術發揚光大：富有邏輯的複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於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到了19世紀末期，由於某些我急於解釋的原因，「闡釋年代」開始逐漸逝去，另一個時代出現的早期跡象已經顯現。這個新的時代就是「娛樂業時代」。

[1] 斯巴克斯，《林肯—道葛拉斯1858年的辯論》，伊利諾伊州歷史圖書館，1908，第4頁。

[2] 有人質疑這些辯論文字的準確性。羅伯特·黑特逐字報道了這些辯論，有人指責他修改了林肯辯論中的「用詞不當」。當然，說這些話的肯定是林肯的政敵，他們因為林肯表現出來的超人感染力深感不安。黑特竭力否認他曾經修改過林肯的演講稿。

[3] 指美國黑奴斯科特向州法院要求自由人身份，結果敗訴。

[4] 指南方和北方在黑奴問題上的分歧，林肯借「分裂的房子」暗喻國家所處的危險狀態。

[5] 伊拉斯謨(desideriuserasmus,約1466—1536)，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人文主義者。

[6]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stuart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

[7] 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edwards,1703—1758)，美國基督教清教派最大的神學家和哲學家。

[8] 塞涅卡(luciusannaeussencca,約西元前4世紀)，古羅馬哲學家、戲劇家，晚期斯多葛派主要代表之一。

[9] 納蒂·班波(nattyburnppo)，美國作家詹姆斯·費尼莫·庫柏小說中的主人公，代表美國早期開拓者的形象。

[10] 斯蒂芬·道葛拉斯(stephendouglas,1813—1861)，美國民主黨領袖和演說家，畢生瘋狂鼓吹美國擴張政策。

[11] 駱駝牌香菸的廣告。

[12] 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beard,1874—1948)，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強調社會經濟的衝突和變動對歷史起推動作用。

[13] 阿蘭·內文斯(allannevins,1890—1971)，美國曆史學家，著作家和教育家。

[14] 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rickjacksonjurner,1861—1932)，美國著名教師和學者，強調要用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來闡明歷史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