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疼痛還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頭倒在枕頭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覺到了足和膝關節，使我變成了「格格響」，這意思是奧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讓自己聽不到各個關節窩裡骨頭的格格響。我看了看十個手指頭，不得不承認它們全腫了。我最近一次試著敲鼓，結果證明，奧斯卡的手指不單單有點腫，而且眼下已經不能用來從事這種職業，連鼓棒都捏不住了。

連自來水筆也不聽我的使喚。我不得不請布魯諾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額頭也敷上了毛巾，我於是用鉛筆和紙來裝備我的護理員布魯諾，我不願把自來水筆借給他。布魯諾願不願、能不能好好聽著呢？他對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開始的那次旅行的複述會合乎要求嗎？布魯諾坐在小桌前那幅銀蓮花畫下方。現在他轉過頭來，我見到了他的半邊臉，他的怪獸眼朝我的左右兩側望去。他把鉛筆橫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間，裝出等待的樣子。就假定他確實在等待我發話，等待開始記錄的訊號吧！他的思想正圍著他的編結物轉圈。他要用包裝線繩來編結，而奧斯卡的任務正相反，他要藉助豐富的言詞把我混亂的故事理出個頭緒來。布魯諾現在動筆寫了：

我，布魯諾-明斯特貝格，紹爾蘭的阿爾特納人，未婚，無子女，本地療養與護理院私人部護理員。馬策拉特先生是我護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餘。我還護理著別的病人，這裡就不談他們了。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無危險的病人。他從未失去自制能力，以致我不得不把其他的護理員都叫來幫忙。他寫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為能體諒他操勞過度的手指，今天他請我代筆，別再做我的編結物。然而我仍把線繩藏在口袋裡，在他講述的同時，用下肢開始編結一個形象，並根據馬策拉特先生所講的故事，我將給它取名為「東方難民」。這並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個形象。至今為止，我已經編結了他的外祖母，取名為「四條睡裙中的蘋果」；我用線繩編結了他的外祖父，那個筏運工，大膽地取名為「哥倫布」；經過我的編結，他的可憐的媽媽變成了「食魚女人」；根據他的兩個父親馬策拉特和揚-布朗斯基，我編結了一對形象，叫做「兩個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疤痕累累的後背也用線繩編結出來，稱這個模型為「不平坦地段」；個別的建築物，如波蘭郵局、塔樓、市劇院、軍火庫巷、航海博物館、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齊學校、布勒森游泳場、聖心教堂、四季咖啡館、波羅的海巧克力廠、大西洋壁壘的許多地堡、巴黎的艾菲爾鐵塔、柏林什切青火車站、蘭斯大教堂以及馬策拉特先生初見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個結一個結地複製了出來。薩斯佩和布倫陶的公墓的欄杆和墓碑，為我的線繩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圖案。我一線一線地編結，讓魏克塞爾河和塞納河流淌，讓大西洋的浪濤撞擊我的線繩海岸，讓線繩變成卡舒貝的土豆地和諾曼底的牧場。如此這般產生的田野，我稱之為「歐羅巴」，還讓幾組群像定居在那裡。例如：郵局保衛者。殖民地商品商。講壇上的人們。講壇前的人們。拿紙袋的國民小學學生。垂死的博物館看守。準備過聖誕節的青年刑事犯。晚霞前的波蘭騎兵。螞蟻創造歷史。前線劇團為士官與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營裡站著的人給躺倒的人消毒。我現在開始編結東方難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為一組東方難民群像。

馬策拉特先生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由但澤，那時已叫做格但斯克啟程。陪同他的有寡婦瑪麗亞-馬策拉特（我的病人稱她為他從前的情人）和小庫爾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兒子）。此外，在這節貨運車皮裡據說還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個穿教團服的聖方濟各派修女，一個繫頭巾的年輕姑娘，奧斯卡-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認作一位名叫盧齊-倫萬德的小姐。經我多次質問，我的病人才承認，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繼續談著一張無名的三角形狐狸臉，後來又稱呼其名，叫盧齊，這並不妨礙我仍把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並記錄下來。與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個有病的伯父。此人不僅帶著家眷，還帶著他的胃癌去西方，話不絕口，車一開就冒充自己是個前社會民主黨黨員。就我的病人記憶所及，直到格丁尼亞（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從奧利瓦來的兩個婦女、許多孩子和一位從朗富爾來的年歲較大的先生，剛過索波特就哭開了，修女們則喃喃祈禱。在格丁尼亞，火車停了五小時。人家又讓兩個婦女和六個孩子上了這節車皮。社會民主黨人對此提出抗議，說他有病，說他身為社會民主黨人從戰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讓出地方，負責運輸的一名波蘭軍官摑了他一記耳光，用相當流利的德語說，什麼社會民主黨人，他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戰時，他在德國的許多地方待過，可從來沒有聽到過社會民主黨人這個詞兒。這個患胃癌的社會民主黨人沒來得及向這名波蘭軍官說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含義、本質和歷史，因為這名軍官已經下了車皮，拉上門，反鎖上了。

我忘了寫，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乾草上。下午，火車開了，幾個婦女嚷道：「我們又開回但澤去了。」但這是個錯覺。火車只是調軌，接著又朝西向斯托爾普駛去。到斯托爾普這一段走了四天，因為列車在車站外的路段上經常被以前的游擊隊和波蘭青年團夥截住。這些年輕人開啟車皮的門，放進一點新鮮空氣，把汙濁空氣和一些旅行行李帶出車皮。每當年輕人佔領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節車皮時，那四個修女總要舉起雙手，緊握住掛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這四個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給年輕人印象很深。他們先畫十字，隨後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鐵路路堤上。

那個社會民主黨人拿出一紙證書給小夥子們看。這是他在但澤或格但斯克時，波蘭當局證明他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會民主黨繳納黨費的黨員的檔案。小夥子們沒有畫十字，一巴掌擊落他手裡的證書，抄走了他的兩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連這個社會民主黨人墊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帶到了新鮮的波莫瑞空氣中去了。

可是，奧斯卡-馬策拉特先生仍說，這些小夥子給他的印象是既能於又有紀律。他說這是由於受了他們的首領的影響，他們的首領儘管年輕，剛夠十六歲，卻已經是個人物的樣兒了。這又使馬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高興地回想起撒灰者團伙的首領，回想起那個施丟特貝克。

當那個同施丟特貝克如此相像的年輕人正要從瑪麗亞-馬策拉特太太手裡奪走背包並終於奪走時，馬策拉特先生在最後一剎那間從背包裡一把抓過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庭照相簿。團伙首領勃然大怒。可是，我的病人開啟照相簿，給那小夥子看他的外祖母科爾雅切克的照片。小夥子也許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便放下了瑪麗亞太太的背包，兩手搭在他的波蘭多角帽上致意，對著馬策拉特一家說了聲：「再見！」又抓起別的乘客的箱子代替馬策拉特家的背包，帶著他的人離開了車皮。

在多虧了那本家庭照相簿才留在這家人手裡的背包中，除裝有幾件替換衣服外，還有殖民地商品店的賬冊和營業稅單據、儲蓄存摺、一串原來屬於馬策拉特先生的母親的紅寶石項飾，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劑裡，再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庭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書，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說，整個旅途中，他的膝上多半放著家庭照相薄，有時也放著那本教科書，翻閱著，儘管四肢劇烈疼痛，這兩本書卻賜予他許多個愉快的、沉思的時辰。

我的病人要求我這樣往下寫：搖晃與震動，駛過道岔和交軌處，伸開四肢躺在一節車皮不停地震顫著的前軸上方，這都促進他長個兒。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往寬里長，而是往高里長了。雖腫但不發炎的關節鬆開了。甚至他的耳朵、鼻子和生殖器官，如我所聽到的，也在貨運車皮撞擊軌縫時變長了。只要運輸列車在野外行駛，馬策拉特先生顯然不感覺痛苦。只要列車一停，又有游擊隊和青年團夥來訪，他就會受刺痛和拉痛的折磨，如前所述，他就用鎮痛照相薄來對付。

據他說，除了那位波蘭施丟特貝克以外，還有許多別的青年強盜和一個年歲較大的游擊隊員對照相簿發生過興趣。這位老戰士甚至坐下來，點上一支香菸，不慌不忙地翻看照相簿，一張照片都不漏，從外祖父科爾雅切克的肖像看起，跟蹤照片豐富的家庭的興旺，直到瑪麗亞-馬策拉特同她的一歲、兩歲、三歲和四歲的兒子小庫爾特一起拍的快照。我的病人看到，他在觀賞幾張家庭田園生活照片時甚至微笑了。只有幾張照片，已故馬策拉特先生上裝上的黨徽和拉姆考農民協會負責人、娶了郵局保衛者揚-布朗斯基之寡妻黑德維希的埃勒斯先生衣領上的黨徽太過於明顯，觸怒了這位游擊隊員。我的病人就在這位持批評態度的男人的眼睛底下，用一把早餐刀的刀尖刮掉了照片上的黨徽，才使他感到滿意。

馬策拉特先生正好想要改變我的看法。他說，這個游擊隊員同其他許多假游擊隊員正相反，曾經是個真游擊隊員。他聲稱：游擊隊員從來不是臨時的，而是一貫的、長久的，他們把被推翻的各屆政府扶上臺，又推翻藉助游擊隊之力才被扶上臺的各屆政府。根據馬策拉特先生的論點——這本該使我明白，在所有從事政治的人中間，本性難移、自我分化的游擊隊員是最具有藝術家天賦的，因為他們把自己剛創造出來的東西隨手就扔掉了。

我自己的情況也差不離。我的編結物剛在石膏裡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了，這種事不是經常發生嗎？我尤其想到我的病人幾個月前給我的委託，他要我用簡單的線繩把俄國的信仰治療者拉斯普庭和德國的詩人君主歌德編結為一個人，根據我的病人的要求，這個人還得跟他，跟我的委託人，十二分相似。為了讓這兩個極端終於有效地產生出一個結合體來，我不知花掉了多少千米的線繩。可是，要讓它像我的病人，像馬策拉特先生所推薦的那個模特兒，我可沒有辦法，也不會滿意。我右手編結成了的，左手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

可是，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敘述的事保持直線運動。那四個修女，他時而說她們是聖方濟各派的，時而又說是仁愛會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個年輕姑娘，她有兩個姓名，但合有一張據說是三角形的狐狸臉，她一再地使他關於那次由東方到西方的旅行報道變得散亂無序。而我，作為複述人，不得不記下兩種甚至多種不同的講法。可是，這並非我分內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個社會民主黨人。在整個旅途中，他沒有改變嘴臉，據我的病人講，直至快到斯托爾普之前，他一路上反覆對同行的乘客講，他也算是一種游擊隊，犧牲了業餘時間，拿健康當兒戲，到處貼標語，一直貼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貼標語的社會民主黨人為數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眼看就要到斯托爾普了，貨運列車卻又停下，也不知是第幾次停車了。這時他還在講貼標語的事。停車的原因是來了一個人數較多的青年團夥。幾乎沒有什麼行李了，小夥子們就動手剝旅客的衣服。他們還算有理性，只限於剝男人的上裝。這位社會民主黨人卻無法理解，他認為，寬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靈巧的裁縫手裡，能裁剪出許多件像樣的上裝來。這位社會民主黨人，如他自己所說，是個無神論者。那些年輕強盜雖然沒有宣佈自己的信仰，卻是屬於那唯一賜福的教會的，他們不要可以派許多用場的修女們的毛料服，偏要這位無神論者的料子裡含木漿的單排扣上裝。他不願脫下上裝、背心和褲子，卻講起他那段社會民主黨標語張貼者的生涯來，時間雖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講著，人家剝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隻穿著前國防軍短統靴的腳踢在了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