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少年到底還不諳世界的詭異，只能略識世故的顏色。在王冰松欲言又止的冷漠之中，大伯未能從她那哭過的眼眉間讀懂少女的心思，只是自卑地以為她華貴的門戶在嫌棄他的貧寒。他還是被她禮節性地留飯，整個晚餐所有家人的淡淡禮儀，像一扇巨大的石磨，把他多年的相思和深愛，終於一點一點地碾磨成碎片。
儘管主人還是禮貌留宿，但自尊的他已經無法小駐倦足了。他獨自走向江邊，在那裡終夜徘徊——他初嘗失戀的滋味，這種滋味中還有一種受騙和受辱的感覺——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害我間關千里，風塵兩袖來道一聲再見呢？他只能想到死，腳下就是滾滾沱江，他實在不知道這異鄉的河流將把他帶向哪裡。
他艱難活到了次日，初生的夏日結束了他的噩夢，他決定無言揮別這個原本與他漠不相干的江城。1985年的冬夜，我們老少圍坐在武大的小木屋中，大伯老淚還是無法自持，他說他徜徉在那個青石小街上，決定不去辭別，但是很奇怪，他的腳還是把他帶到了那幢樓前，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去，他甚至看見了她和她表妹在花園中的背影——就是這個美麗的背影，一下子把他刺醒了。他突然轉身快步走向碼頭，他怕稍一猶豫就會自尊崩潰，要去祈求她的愛憐。
他決絕地走了，他的教養使他沒有勇氣去質問——到底發生了什麼？要這樣轉瞬劇變。這一轉身就是半個世紀，揮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紅塵，還硝煙彌布，他們的今生就這樣少年般負氣地錯過了。等到若干年後終於能夠聽到她的解釋時，一切都已經晚了，萬千悔恨又何能重挽歲月的腳步。就像昆德拉所說：生命不是話劇，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臺。他們的悲劇一次性上演，就揮霍完他們的一生了。h4
十三/h4受到重創的大伯孑然回到樂山，繼續他的學業和事業。他們劇社的演出還將進行，每個人都在危險的歲月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幾十年之後，他們互相才知道，那時他們多是失去組織的黨員。
就在他從內江回來不久，他突然在樂山的街上邂逅了羅明。他們是武漢時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該組織就被政府強行解散，他們再也未曾謀面，而大伯原不屬於他那一條線，所以也無從知道他是否黨員。羅明實際是早就知道他在樂山，也受命要來聯絡他，但是由於樂山當時的恐怖形勢，他自己暫時停止了活動，丟掉了很多黨員的組織關係。另外的深因則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舊情未了，他還在繼續謀求和王的假夫妻計劃，所以不願大伯進入他們的組織生活和視線。現在他突然出現，直接叫大伯去參加他們的支部活動，而且也不交代受誰指派，大伯在當時的敵我複雜情況下，自然裝著聽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聯絡地點，以便自己弄明情況後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說。
就這樣，組織以為大伯早已和羅明接上頭，就再也沒人來聯絡過了。而羅明也再未出現，直到80年代涉及到大伯的黨籍恢復時，武大黨委多次找頂頭上司和當時的直接證人羅明，羅皆說大伯自動脫黨，不能恢復。武大動員大伯自己去找這個當年的當事人，兩個情敵才有了又一次謀面。但是羅明明知大伯這個當年的老革命，已經受盡了新中國的折磨，卻依然堅持說——他當時給大伯打了暗號，大伯不接。大伯說那時根本沒有暗號一說，更不知道他是黨員。
但是兩個人的事兒誰來做證，一個還是炙手可熱的高官，一個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組織的秤桿則依舊只能向權力傾斜。雖然那時大伯還沒有找到王冰松，還無法破譯這個歷史隱秘；但是心高氣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結，他又怎肯去向這個“青救”時代他都未曾高看過的官痞再三俯首仰乞。於是，他終於戴著脫黨的帽子，走完他的餘生。不過這個時候，他對這個黨實在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了，只是因為朋友們的慫恿，他原本試圖討回一個公道而已。h4
十四/h4他雖然一直無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對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緘其口，從此將愛的火種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沒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堅守著一個貧困學生的最後尊嚴。組織也始終沒來找他，他只好傾心於學業，在比較憲政，哲學，經濟學，邏輯學上用功甚深，至於英語，則完全成了他僅次於母語的本事。
抗戰勝利之時，正好他也畢業。民國政府以及各校班師回朝，他也順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稅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稅局。這個時候國共果然開始分裂，內戰的狼煙又即將燃遍整個國土了。他是長子，下面還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資還要用來賙濟全家。中共整體轉入地下，他再也無從尋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猶存，畢竟他從思想上是堅決反對專制的，更不要說這個政府和他還有殺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則早在他的支援下，投奔大別山的新四軍了。他時刻注意著局勢，在群眾中宣傳民主思想和共產黨的好處，並在暗中和幾個哥們組織了“應變會”，準備緊急時刻儘量保護好稅局資料和財產，以便迎接等待解放軍的到來。1948年底，解放軍一度佔領襄樊，要向沙市進攻，局裡要員皆逃跑，他開始主持“應變會”來維持局面。結果解放軍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復秩序，他聽說江陵專員公署要逮捕他這個組織應變的共黨，只好連夜逃亡武漢。
1949年初的武漢，在下江的渡江戰役之後，國軍已基本棄守。民國政府雖然還在勉強維持秩序，但整個社會已經在等待易幟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黨員王達勳和餘開先，並在他們的指示下開展工作，加入了他們實際掌控的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建設協會”，為大軍進城做好接收工作的準備。至於他的組織關係，武漢的地下黨支部說，要由四川方面來認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會得到重建的。於是，他開始滿懷信心地等待他父子兩代人所捨命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的到來。h4
十五/h4改朝換代，江山易幟，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一定的亂局。但是共產黨的從東北開始，就已經積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經驗，多半分派原來在該地從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黨員幹部來主持接管事宜。30歲的大伯終於迎來了他夢想已久的新中國，他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因為那些接收大員，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時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學老戰友都從延安殺回來了，魏澤同，孫士祥，密加凡，聞黎智，陳約珥等等，幾乎每個人都在軍管委員會擔負著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領導錢瑛大姐，現在是武漢組織部部長。還有一個人也回來了，那就是羅明。他幼稚地認為，這些人都是清楚他歷史的，那他找這些老朋友，應該很快就能恢復組織關係，並得到重要的工作崗位。於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卻很快發現時移世易，世界的炎涼冷暖遠非他的想象了。
錢瑛大姐很熱情的說——你放心，你先去找一個工作，等局勢穩定後，你不來找黨，黨也會去找你的。其它更多的老同學都是說——我們當然能證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時期的事情，還是要等那邊的組織來確認。畢竟社會複雜，叛黨投敵甚至暗藏做匪諜的現象也很多，一切還是要按組織原則來處理。
大伯頓時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發現組織的嘴臉原來竟是這樣的莫測。當年那些並肩戰鬥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舊日的純情，甚至言語中不免視他為一個機會主義者——我們浴血奮戰終於成功之日，你們這些在白區享福偷生的人，還想來分享勝利果實嗎？更何況黨內在天下底定之後，是要重新論資排輩分封建侯的。對於潔身自好的他來說，如果再去死乞白賴地尋求認同，那也確實是一件有傷自尊的事。
幸好他還有一技之長，幸好他的老同學孫士祥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證明他父親是烈士，於是他得到了新社會的第一份職業——在武漢鐵路局扶輪中學教政治課。而且根據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級的工資待遇，每月85元。在那時，這也算不菲的了。
之後他又調到鄭州鐵路局，50年夏天又調回武漢一中、湖北省實驗師範、武漢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職務當過教導主任。總之，新社會於他暫時尚未任何禍福，他也就——“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取東家種樹書”——樂得苟且偷安了。黨還會來找他嗎？黨還記得這個當年的民運學運精英嗎？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真的能從此苟安嗎？黨當然還會來找他，卻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於是1955年這個最初的凶年開始向他嚴峻地走來……h4
十六/h4共產黨建國之後，大伯最初幾年的生活應該還算是愜意的。這時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軍團級幹部，妹妹是志願軍文工團員，三弟四弟由他資助上學。三十多歲的他英俊成熟，瀟灑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物件。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樂的時期，他開始試著去遺忘王冰松，遺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戀。
他大約換過幾個女友，其中最讓他動心的是一個白俄姑娘——這個十月革命之後流亡到中國的白俄貴族之後，有著高貴的教養和血統，相貌美麗自不待言。50年代蘇聯要求中國把這些白俄送回，這個女孩希望為他留下，但在最後的時刻，他還是放棄了。按他晚年對我所說——他每到真正要決定婚否之時，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來。整個心靈的空間，都被這個魔幻般完美的女人佔據，他沒有辦法能夠去再愛別人。
一個女人究竟有怎樣的魅力，可以在傷害了他多年之後，還令他如此痴迷——這是我多少年來的困惑。他既然如此愛著她，那為何不去再尋找、再試探解開當年的謎團呢？問題在於，抗戰勝利之後，所有流亡者都歸來故地，但是王冰松卻沒有歸來，她突然消失在整個南方中國了。另外，以我對大伯的瞭解，他就是一個願意默默愛著的人。天性浪漫的他，並未在意愛情的世俗結局，他覺得真正的愛情，不以能否相伴作為尺度來考慮。只要他還在愛著，他內心就在享受著其中的甜蜜與苦澀。很多時候，我們都認為他愛上的是一個幻象，都覺得他毫無希望的等待沒有意義；但是他自己仍舊執迷其中，彷彿冥冥中有誰在提醒，他愛的那個人，也在經受和他一樣的苦難，他不能獨自去幸福。即使他們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遙遠地去分擔她的孤獨和折磨。現在看來，他愛上了愛情本身。
人生就是這樣，如果你錯過了某個機緣，也許你就錯過了你的一生。1955年對他而言，似乎就是這樣的一個命運分水嶺。他在此前未婚，則預示著他在今生再難獲得世俗的生活了。因為那一年，“反胡風運動”開始了。
這個運動似乎是建國後第一次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革命開始要吞噬自己的孩子們了。大伯不是胡風那個圈子的文人，儘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這個運動的重災區，自然各界都要配合揪出幾個分子。那時他在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談哲學的文章，教育局就組織專班發文批判，說他也是胡風集團的觀點。年輕氣盛的他不服，申訴到省教育廳，雖然到底沒有把他打成胡風分子，但與官方的仇隙卻是結下了。h4
十七/h4民間諺語說——跑得過初一，跑不過十五。這是指在劫難逃的意思。新中國為何要一再開展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黨內知識分子，那些過去革命的急先鋒，為何要重複歷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組織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檻外之身，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那時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經過延安回來的同學戰友——那些當初的民主鬥士，怎麼現在都判若兩人了？他只聽說過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沒有親歷，因此無法想象他的學長李銳他們，是怎樣在那種殘酷鬥爭中，被非人地洗腦的。他是研究比較憲政的，自然精通各國政治制度和結構，他發現所謂新中國的現實是——遠比舊中國還要禁錮。革命和革命的結果，完全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他們那一代理想主義青年，之所以要捨命加入與他們原不相干的農民革命運動，是因為他們聽信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相信毛澤東所說的要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聯合政府，相信多黨共存，言論自由，結社合法，人權平等等等畫餅。
結果當共軍進城之後，才發現真實的社會是等級森嚴，言路閉塞，個人崇拜，物權歸公，民權剝奪——這難道就是幾代人拋家舍業流血犧牲要為之奮鬥的中國嗎？難道儲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預言的——國民黨手上，民主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手上，民主是有無的問題——這一讖語就這樣輕易兌現了？
這樣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識分子心裡，也曾經有過。但是經過整風洗禮之後，多數堅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則基本閹割，即使殘存，也不敢再斗膽放言了。於是大伯看見的他那些敢跟國民黨叫板的先鋒鬥士，在新中國都變成了膽小謹慎唯唯諾諾的佞臣。更何況革命成功的盛宴還在開辦，只要恭順，多少也能參與分贓；於是明眼人也會明哲保身，轉眼就能世故起來。
但是那些在白區堅持戰鬥的知識分子黨員，對他們而言，勝利來得太突然，他們還沉浸在要實現民主社會的夢想之中。因此，當突然看見新社會的格局，遠不是自己當初的想象之時，他們多數開始深深的困惑了。他們在等待時機，在醞釀思想，他們終將要發言。
更過癮的是蘇區來的共產黨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們是扛著槍桿來解放白區的，那麼白區的共產黨應該向他們感恩——沒有他們，人民和地下黨就還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普遍懷疑白區黨員的人品氣節，認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幹臣，白區黨員是躲著享福，現在還想下山摘桃的搶功者。蘇區黨以武夫為主，白區黨以文士為主；政權是槍桿子裡面出來的，誰要還敢置疑槍桿子應該坐享勝利果實，那就只好繼續用槍桿子對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這些道道之後，再也無心去自證黨員的身份。既然學有所成，憑手藝吃飯，雖嫌稍有屈才，但總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繼續教書育人，走進他的1957年。h4
十八/h4一晃就到了38歲，對男人而言，這應該是一個黃金年代；但是大伯仍舊打著光棍。雖然說媒拉縴的人不少，可他婉拒著各種美意，依然堅守著內心的那個隱痛。這年春天，似乎來得很早，信風之後，便花枝亂顫了。黨中央號召各界給黨提意見，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識分子終於覺得激情澎湃，也想學百花齊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沒有意見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過“組織”的人，內心還是有些謹慎。他本不想說，無奈組織反覆動員，於是他決定趕最皮毛的說一點，表示心到情到。他說的還是反胡風時對他的批判，他覺得理論之爭，應該允許他發表辯論文章，不應該取消他的辯護權。其它更多的反動話，想說，但還是忍了下來。
即便是這樣，他還是把那頂早就預備好了的“右派”帽子給領了回來，而且工資還被下降兩級。他當時也許並未把帽子當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資的損失使他有些心疼，他於是繼續去找上級部門說理。說理的滑稽結果是，再降兩級，他一下子變成了中教八級，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沒想到這個社會這麼黑，再說下去，恐怕要惹大禍，只好苦笑預設了。
那時的人們，很多沒意識到右派身份的嚴重後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農場勞動，他才真正開始感到自己成為了“五類分子”——那是敵人的待遇。三年勞改，正好又處在大饑荒的年代，他先瘦後腫，差點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級覺得他這個老資歷的幹部表現不錯，於是給他摘了帽子。摘了並不意味著一切都過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當於“男兒臉刻黃金印”了。好在他的學養還是被有關部門認同，於是1961年他被調到中科院武漢分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哲學組研究邏輯學，同時擔任《江漢學報》的哲學編輯。總算是回到了他的專業，他也就老老實實地認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五七幹校勞動，以後重新安排到武鋼子弟中學又當起了老師。直到1979年，鄧小平復出後，決定要研究已經陌生多年的美國，安排武大成立美國現當代哲學研究所。經人推薦，又才從茫茫人海之中把這個40年代的武大生打撈出來，負責《美國哲學動態》的編譯工作。
這一年，他已經60歲。他的生命進入老年，整個青春歲月就這麼耽誤下來了。h4
十九/h41939年就已入黨的王冰松究竟到哪裡去了呢？不僅大伯失去了她的訊息，武漢那些原“青救”團員，也都記得這個美麗的“紅色小姐”。進入80年代之後，中國開始重新整理自己的歷史，為各種冤假錯案平反，於是那些蟄居多年的老革命，開始活躍聚會，要為自己曾經波瀾壯闊的歷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後尚存的也都是滿頭霜鬢了，大家一起憶舊，多要向大伯問起她，因為也有人約略知道他們當初是曾經深交過的。尤其看見大伯還一直單身，難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無言以告，他人則更覺得驚鴻杳然，一去無跡了。
原來1943年之後，羅明用計消除了大伯這一隱患，便更加努力地開始追求王冰松；甚至以組織命令的方式，要求她跟他同居，以便開展地下工作。這時的王冰松，雖然因為誤會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頭的傷仍舊在暗夜滲血。而天性獨立的她，且別說向來對羅明沒生愛意，就算略有零星好感，如果他採取組織手段來謀求發展，那更只能是適得其反。
王冰松畢竟不是農婦黨員，她的出身教養和天賦紅顏，都讓她一路走來，追求者眾多而閱人無數。羅明這個來自於赤水的青年，顯然不入法眼。但她越來越感覺到，他那張組織的網日趨緊密，她雖然熱衷共產主義，但並非就一定要嫁給一個共產黨員，於是她決定採取反叛的方式來掙脫這張所謂的愛的羅網——她接受一個非黨員的追求了。
當時的地下黨還有一個今天看來十分荒唐的紀律——男黨員可以娶非黨女性，女黨員則必須嫁黨員男性——說這是保密的需要。當抗戰勝利，王冰松向組織上級羅明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並承認自己的所愛是一個非黨知識分子時，羅明惱羞成怒，堅決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豈能為他所左右，儘管羅明威脅說要中斷她的組織關係，她還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當然，偏狹的羅明也堅決地執行了他的組織紀律；從此，樂山地下黨又多了一個自動脫黨的人士。
1949之後，王冰松夫妻調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運動時，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殺。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開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艱難歲月。
羅明是武漢易幟時中共的三大接收要員之一，建國後自然春風得意。1950年代他到北京休養，認識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中南區統計局長】，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色膽包天去函，邀請她去北京與他幽會——說可以再談談她的組織問題。她未予理睬，他竟然再次去信說——如果這樣，那你想恢復黨籍或者重新入黨皆不可能了。
她在幾十年後給我大伯的信中說——我非常氣憤，認為這是對我的侮辱，我從來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又一次陶然夫婦和我同去中山公園一遊，他知訊後坐著小汽車趕來，看見他得意洋洋的驕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連話也不想和他說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對他還有一些尊重，後從葦堤【大伯他們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黨員】處得知他在樂山的作為，更加認識他了。我雖脫黨多年，比起他來，我無愧色。h4
二十/h4一個政黨打著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社會的旗幟，吸引了萬千仁人志士為之填溝轉壑，但最後在理想青年屍骨上所建成的這個國家，卻從起點開始就沒有公道可言。公道對我們這個社會多數人來說，都還是一種奢侈的訴求；更多的我們只是想要少一點冤屈和迫害，因為人真正難以忍受的還是屈辱，它甚至超過了飢餓。
65歲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還依舊過著單身生活。因為單身，所以他只能和一個年輕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廚房廁所——這在當年叫“團結戶”。他的工資在右派平反時恢復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經提過的一級，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後直到全國普調，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編的《美國哲學動態》，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譯，不僅沒有稿費，他的職稱還依舊是副教授。
全國都在平反冤假錯案，他的許多老戰友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大家現在開始要為他打抱不平，紛紛前來慫恿他要求解決歷史問題。如果他的黨籍從1938年承認，那他就可以享受紅軍時期的老幹部離休待遇，那住房工資等等就立馬不成問題了。在這個等級社會里，這是現實的好處，更何況他也確實冤屈，那他何不也試試運氣呢？
就在這時，原樂山時期武大地下黨的失散脫黨問題，因為牽涉面太多，上訴上訪者太多，一時成為中組部督辦的大案。全國的相關黨史辦在樂山召開了現場會議，要爭取一次性解決這個巨大的歷史問題。也遞交過申請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終於看見了一點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黨史辦的一箇中年人來拜訪大伯，給他談起了樂山會議的情況。並再三感嘆，他的問題就卡在羅明手上，而羅明還是在職的分管宣傳教育的副省級領導，這個案子涉及到羅明本人，如果沒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體解決武大地下黨問題的便車了。大伯只能苦笑，並表示自己絕不再去找羅明祈求了。這個中年人突然話鋒一轉說——不過，這次上海來的一個代表，曾經提到了你的名字，說你是那個時期的黨員。大伯一驚，急忙問是誰，中年人說你等著，我回去拿會議記錄來。
王冰松神奇地出現了。她還活著，在上海一家打字機廠當質量檢測員，為了解決她的組織問題，也參與了樂山地下黨中心縣委所屬的這場上訴大案。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沒有忘記這個一生珍藏併為之快樂和痛苦過的名字。
大伯看見那個會議記錄，無限往事浮上心頭，再也無法強忍的老淚，縱橫直下。對他而言，這個名字的出現，遠比他是否還能平反昭雪更為重要。他默默地為這個名字耗盡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還好嗎？她這些年又是如何走過來的？她當初究竟為了什麼，要召喚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愛？h4
二十一/h4與此同時，地下黨的其它戰友也開始互相尋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書記魏澤同也打聽到了他的訊息，同時也急忙轉告了王冰松；兩個生死茫茫四十幾年的老人，都激動萬分地拿筆要趕緊給對方去信——他們錯過得太久，他們的餘生已經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長達十頁。睽隔近半個世紀的當年戀人，各自小心翼翼地迴護著舊日傷口，王顧左右地噓寒問暖，各自訴說著漫長的別況。顯然他終於忍不住要問，而她也隱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終於也要一吐為快了。最後揭開的真相，誰都難以想到竟會是這樣
當1943年他們彼此找到，開始頻繁通訊互訴衷腸時，羅明正瘋狂地追求著她。她一直沒有告訴羅明，但當他們決定要在內江見面時，作為黨員，按照當時的紀律，她還是向羅明彙報了——因為她知道，羅明也認識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羅明立即給她來信說——“張【大伯】已自動脫離大姑母，現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資本家】的資助讀書。如張來訪，請不必理睬。”按當時他們的約定，大姑母即是地下黨的代名詞。
這個訊息對二十出頭情竇初開的王冰松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脫黨已經是背離了他們相識的初衷，更何況他還已經有了岳父。有了家室這猶作罷，還在繼續欺騙她一個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豈不是無恥之尤。但是，她已經沒時間去函追問了，因為他已經在來內江的路上。當他在那個悲劇的黃昏姍姍來遲時，等待他的必然是一個單純少女的橫眉冷對。
年輕氣盛不知世事險惡的他，何嘗能平心面對這樣的情景。他負氣離去，用一生的孤傲獨處來紀念著他內心那個愛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來其中還埋存瞭如此卑劣的一個陰謀。他現在才想起，原來他從內江回來後羅明的出現，是因為得到了王冰松的訊息。羅明不願他再去找黨，迴歸組織與他們相逢從而揭穿這個騙局，乾脆一次性地中斷他的關係，使他從此成為一個失去組織的人，永世不得翻身。而羅明對組織，也有了他至死堅持的說法。
當我現在拿著他們這些通訊含淚閱讀時，我看到的不僅是兩個可憐的“組織”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緣和一生，我更加驚觫的是，我看見了一個如此卑鄙陰險的黨領導的黑暗內心。這個組織從40年代開始，就這樣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留下這樣一些人來把持朝綱，建立自己的殘酷廟堂，繼續進行著對所有善良人們的加害。h4
二十二/h4即便有了如此真實的揭發，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遠逝，生命半殘，他能夠憑藉這個去懲辦那個仍高踞權位的人嗎？他不就是造了一個謠言嗎？他可以說他就是這樣聽說的，你又能如何？你們中斷的愛情對革命沒有任何損失，組織難道還會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煙獨坐，默默垂淚。當他知道她已經寡居三十幾年，內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軀還想在生命的黃昏，再給她一點溫暖，於是去信委婉試探——我們的生命曾經有過一個美好的序曲，然而整個人生的正本就這樣空白地翻過去了，我們還能在一起共創一個幸福的尾聲嗎？
她何等聰明的女子，豈能不懂他的關關哀鳴。她回信說——志超兄，我實在沒有想到你的一生，竟會因我而被毀至此；越想越覺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諒我今天已經是幾個外孫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沒有把我的青春美麗給你，未能陪你熬過那麼多苦難孤獨，現在我又怎麼能將自己的衰朽殘年去面對你呢？更何況兒孫繞膝，我要扔下他們再去陪你，也終覺殘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來今生已是無法償還，如果還有來生，我們再約好嗎……
一個曾經驕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願如世俗的黃昏戀一樣來再續前緣。但是，她要設法來搬去壓在她心中的那塊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給他愛情了，那她也要來為他鳴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復黨籍，有個儘量公道的晚年。於是她動員了當初所有的那些戰友來為他證明，許雲、孫士祥、魏澤同、密加凡等等都寫出了證明，她甚至通過胡克實要找胡耀邦來干預。她自己則給武大黨委寫下了這樣的長函【節選】
張志超曾擔任“青救”武昌區團宣傳部長，為人熱情，能幹有才。但他對羅明有時有所嘲諷。我在內江時仍保持學生時的單純，熱情坦誠，滿懷理想，但是受了當時作為我的黨內上級領導人羅明來函的影響，因此當張志超來訪時，我態度冷淡。張志超是一個敏感、自尊心強、有傲氣的人，當然有所察覺，本約次日再見，不想他卻不辭而別，就此失掉聯絡。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願保證我沒有虛構任何事實情節。羅明對我所說情況，純屬子虛烏有的誣陷，結合他在樂山任中心縣委書記五年的所作所為，除了砍掉大批地下黨同志外，在武大從未發展一個新黨員。張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組織的聯絡，他反倒打一耙，說張自動脫黨。回憶“青救”時期張志超的才華能力，我不禁深深為之嘆息……
武漢和上海，都在大江之邊，然而“溯游從之，道阻且長”——他們已經隔絕了半個世紀。鴻雁往返，密密相約，他們在期盼著今生的劫後重逢。終於王冰松摔折的腿傷痊癒，她決定艱難成行了。
那天，激動的大伯換上了整潔的對襟服裝，讓我趕緊擦拭窗戶。臨近中午，我聽見一個宛若女生的恬美聲音——請問張志超先生是住這兒嗎？我趕緊回頭，看見一個風韻猶存的老人略顯侷促地站著。她已星霜上頭，魚紋在臉，但是仍有一種高貴的美，在樸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從廚房衝出來，站在簷下的石階上，陡然像石雕一樣呆望著來人。儘管這是相約已久的聚首，但兩個老人彼此矚望著對方的容顏，依舊一時不敢相認；或者說他們一生的期許、渴望、誤會和尋覓，積澱了萬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時，卻頓時遺忘了語言。
他們幾乎對峙了一分鐘，才輕輕地彼此喚一聲名字，然後把蒼老的手緊握在一起。我看見他們依舊是無言哽咽，淚光在歷盡滄桑的眼眸中閃爍。沒有擁抱，沒有熱吻，他們非常自持地顫抖對視，最後把漫長一生的悲涼，化著了幾聲如泣般的苦笑。
這是44年之後的第一面，也是最後一面。他們一起重遊了傷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誰曾知當日驚鴻又照影重來？他們重登鶴樓，遙看孤帆遠影，可曾想過這“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的祖國，就是他們曾經要為之奮鬥的一個未來？聞一多先生當年在《死水》中的吶喊——這不是我的中國，不對不對——那悲憤的聲音是否還在他們這一代革命者心中迴響？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經無法去逼問他們那苦澀的心靈了。
此別之後，終成永訣。大伯未久即被診斷出胃癌，他的黨籍依舊因為羅明的存在而難以恢復；他依舊只能按退休人員的醫療費用來輾轉病榻。當1989年他再次看見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權，又再次上演駭人聽聞的悲劇之後，他徹底死心了。他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把我託付給他的一個方外之交——北京廣濟寺的明哲上師；然後又囑託我給他買來一瓶安眠藥。之後，他就開始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
1990年，一個被組織徹底編織了命運的理想主義者，飲恨長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