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仍在唱:「內侍臣擺駕上九重/高御卿發怒你為哪宗……」
曾經,我很同情他,覺著他很可憐,此刻,卻兀地生出幾分理解,幾分羨慕:肉體的所有感受,最終還是要通過心靈得出結論,快樂與否的標準,全在每個人的心裡。他貧窮卑微他快樂。我優裕高雅我卻不快樂。
老朱終於也走了。偌大的劇場靜下來了,放眼看去,一排排無人的座椅連成了一片空虛。
只有我知道我為《週末》付出了多少心血,這之前我還寫過六個劇本,都是在這一次次的所謂討論中,在「再上一個臺階」的敷衍中,不了了之。前六個劇本放棄也就放棄了,但是《週末》很好,經過了六個劇本的磨鍊,它已相當成熟。如果這樣的劇本仍不能為這個劇團接受,就說明我與這個劇團是真的無法相融了。這裡沒有人事因素,大部分發言也都出於真誠,包括狐狸眼,包括男低音。但這隻能更加證明了問題的嚴峻:我和這個劇團在美學追求上有著相當的差異。我無法改變劇團,又無法放棄自己,於是,就僵住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戲劇是一種集體經驗,集體創作集體欣賞。換句話說,就是要限制個性的過分張揚。我記住了這話,並努力實施,在最大範圍內修正了自己。修正不等於放棄。而在目前,不放棄自己,就意味著放棄劇團放棄這份工作:一個蘿蔔一個坑,你不能總佔著一個坑而長不出蘿蔔。
當初借調來京時領導明確告訴過我,能寫出可供劇團上演的劇本來,就留下,寫不出來,走人,試用期半年,令我驟感壓力。我不懂戲,看得都很少,一個小島上哪裡有戲?十幾年我只看到過一次話劇,軍區話劇團的《雷鋒》,印象中還不是太好。這種事誰也救不了你,唯有自救,我的辦法是:惡補。晚上,竄去各個有演出的劇院看戲,話劇,京劇,滬劇,越劇,《三百年前》《狗兒爺涅》《煙雨》《阿混正傳》;看完戲回來後躺床上接著看劇本,莎士比亞,繆塞,曹禺,老舍;通俗的,高雅的,好看的,難看的,傳統的,現代的,一視同仁相容幷蓄逮著什麼是什麼。白天,寫,硬寫,逼著自己把小說思維轉向戲劇思維,這二者有著完全相反的特性。轉眼,就是半年,我是在試用期快到時才把劇本拿了出來,抒情風格,偏又遇上反「精神汙染」,抒情在當時按有些人的標準不是「精神汙染」也得是「精神汙染」的親戚,至少是有此傾向。幸運的是當時的劇團領導有著同樣傾向並且霸道:這是個好戲!就這麼定了,上!於是,我的命運也就這麼定了,戲上之後,被正式調入。那是一段幸福時光,戲立起來後,層層看好,一路綠燈,獲得了空前的肯定:軍事題材戲劇創作的新突破——領導和專家這樣說。是夜,拍板上這部戲的那位領導同他老伴一塊兒,從劇院出來直接跑到街上,花二十六元錢吃了頓涮羊肉以誌慶賀,那時的二十六元可不能算是小錢。可惜這位認可欣賞我的領導很快因年齡到了退了下來,我是在他退了之後才感覺到了他之於我的寶貴——他退下來後,我就再沒上過戲。
他晚年不幸,老伴先他而去,幾個孩子均出國定居。五十年代也是劇壇一名驍將,曾把自己兩萬元的稿酬一次性交了黨費,那時的兩萬元頂不上今天的兩百萬二十萬是頂上了。但到了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後,他卻要因一項按規定必須自費的手術,為了區區一兩萬塊錢的手術費低下頭來四處去借。一年春節,他打來電話:韓琳,我這個春節過得很淒涼,家裡只有我和小阿姨……我深為震驚,震驚的不是他的處境,而是他的表述。一個這樣的男人,如不是在現實面前完全地無奈了,無望了,屈服了,怎麼會肯如此背叛自己的自尊?後來,他得了肺癌,手術前我去看他,帶去了花籃和祝福,原以為面對的會是形銷骨立陰涼悽慘,卻不料老人形容開朗談笑自如,分手前還給我寫了幅字:「兇吉福禍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七律,據說是白居易讀《老子》後作的。我把這字拿去裱了,鄭重其事掛在了寫字檯的上方,失意時深深看它兩眼,很是能從中得到些安慰、感悟。這工夫,在剛剛遭受了致命打擊一個人坐在空空的劇場裡時,我又開始在心裡默唸它了,一字字地彷彿唸經。卻是不論怎麼念,虔誠地念,也輕鬆不起來,超脫不起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如果這部戲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別想在這個單位裡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問題,就這麼回去?怎麼跟母親交代?因為父親的緣故,母親對我寄予了無限期望。
「韓琳,」我茫然扭過臉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師,站在座椅之間的過道上,兩眼含笑,問,「完了?」
我一語雙關:「完了。」
他輕聲一笑,走進來在我身邊坐下。「聽我說韓琳,《週末》相當不錯,可以說非常成熟,是一個從生活出發的東西。坦率說,我沒有想到。」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誠懇認真,不像一種安慰,「你很有才華,戲劇感覺很好。」
「那您上午為什麼沒來?」我不禁嚷道。
「有點非辦不可的急事。沒關係,我的意見都跟領導談了。」
「他們怎麼說?」
「他們同意我的意見。當然本子還需要做一個調整,結構上的調整。打個比方,一幅畫,每個區域性都很好,眼睛、鼻子、眉毛、嘴,都很好,很美,可是假如安錯了地方,嘴安在了眼睛的地方——」我笑了起來。他也笑了,明白我明白了。「兩天時間就夠!」這是他最後的話。
我在悶熱的小屋裡整整待了兩天兩夜,吹著電扇,兩腿浸在一隻涼水桶裡,調整劇本,讓「眼睛,鼻子,嘴」各就各位。劇本交上去之後我就躺倒了,高燒,頭疼欲裂。早晨申申來過一趟,收拾房間開啟水送飯,一陣旋風般地忙活之後就走了,她家胖子的「個唱」正在關鍵時刻。這天天很好,夜裡下了場大雨將多日來的悶熱一掃而光,鄰居兩口子上班去了,我得以敞開房間門讓習習的涼風由窗至門自由出入。真舒服啊,我閉上了眼睛,睡意漸濃。有敲門聲,我嘆息了:「進來!」單元門開了,門外的人進來了。是他,我的老師!心中一陣緊張,到現在我也解釋不清這突如其來的緊張。一切都應被理解為正常的:她有病,他來看望病人。他是這病人的同事、老師,有權也有義務表示一下關心。當然,她敬重他的成就,他欣賞她的才華,但這也是一種不超越同行、同事的關係。他們之間沒有一點超越這種關係的東西,可我就是緊張,這算不算是一種預感呢?
他進來,並順手把我敞著的房間門關上了,然後走進來,站住,把拎在手裡的一大網兜水果放在床邊的桌子上,坐下。我想起身,他不讓,卻沒說話,只是那樣微笑著搖頭,含著溫和的責備,這責備讓人從心裡頭感到舒適。該我說話了,卻找不著話說,急中生智一向不是我的長處,心裡一陣焦躁。「藥都按時吃了嗎?」他隨隨便便拿起桌上的藥瓶,自自然然地問,氣氛立刻變得又隨便又自然。我真感謝他的細膩、體貼和聰明。「沒有打針嗎?」他又問,我笑著搖頭。他不看我,看著我的寫字檯說:「不打針也好,藥物對你來說是次要的,你需要的是休息,你太累了,一個人,什麼事兒都要靠自己……」他突然轉過臉來,看我,目光裡深沉的理解使我的心一陣抽搐。我避開了他的眼睛,眼角溢位了淚水。我想他不會發現,我已提前把頭轉向了裡側。屋裡一陣長久的極靜。「還燒嗎?」隨著這聲悄然詢問,額頭上感到了一隻清涼爽滑的手。我不敢動,全身的神經都集中上了額頭,然後又將額頭的感覺向下傳導,傳到四肢、軀幹和胸腔裡那顆滿是皺褶的心。於是心被撫平了,鬆弛慵倦像蜷臥在飄在微塵裡的陽光裡的貓。我願意永遠是這隻貓,我願意時間就此打住世界就此定格。可是那隻手卻不可避免地移開了,心立刻緊縮,沉沉、沉沉地回到了原來的位置,原來的狀態。……忽然,眼前暗了下來,我睜開眼睛,發現窗簾被拉上了,他在昏暗中走回來,解釋說:「外面的光太亮了,你不覺著刺眼嗎?」這時該怎樣回答?我不知道,完全像個傻瓜。他看著我,看了一會兒,俯下身子,他吻我了……我從來沒想到吻是這樣的,最早我以為那只是唇與唇的接觸,後來才知道不是,卻不知道怎樣才是,原來這樣就是!我不能不可憐自己,也算是學過醫的,懂得人體,懂得骨骼肌肉血液器官,卻不懂得生命,生命原來是這樣美妙,美妙得難以言喻,我枉自來世這麼些年,空負了造物主對人的厚愛……某根神經的不安忽然使我警覺,我幾乎是下意識攔住了他用意明顯的手,同時下意識地說:「不。」
「為什麼?」
真的,為什麼?但我沒有力量細想,「不。」我只有機械地重複。
「不會懷孕的。」
「不。」
「真的不?」
「不……」
他放開了手。他站起身來。他走了。
我獨自躺在我的小屋裡,好久,一動不能動,腦子也是,好像是服多了冬眠靈。後來,病加重了,感冒未愈又添腹瀉,我的自我診斷是,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等病完全好了時,我的理智才恢復了。我譴責自己,嚴厲如譴責一個墮落的女人。
我去劇院,這天正是《週末》劇組的建組大會,全團集合,一路上,大夥對我的到來表示出的由衷歡迎使我心情明朗,使我更堅定了對那一切的厭惡。但我不打算不公平地僅指責對方。由後臺進入劇場時我在化妝間裡停了一停,化裝間到處是明亮的鏡子,對鏡照照,鏡中人沉靜,自信,生氣勃勃。我笑笑,走出化裝間,向劇場走去。我已決定了再見他時的表情:大方,誠懇,熱情,莊重。總之,一如既往。我做得到的,只要我想做到。會議開了整整一個上午,領導講話,導演闡述,演員發言……一直到十一點半。心裡不知為什麼總像缺點兒什麼似的空落落的,靜下來想想,不得不承認,這是因為一上午沒有看到他的緣故。幾次有意無意四處掃視了整個劇場,沒有他的影子。他去哪兒了?
出差了。還有一個禮拜回來。
心裡一陣悵然若失。為什麼這樣?難道在厭惡的同時還存在著思念?不,不是思念。這不過是想在唯一知道這齷齪秘密的另一個人面前表白自己坦蕩的急切罷了。這秘密太沉重,唯此才能減輕它在自己心上的壓力。我等著他的歸來,我要徹底結束錯誤,恢復正常。要讓他知道,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種人。女人並不都如男人一廂情願所揣測的那樣。希望他不要把我在病痛中的軟弱當做對女人的經驗接受下來,那不過是一個錯誤,一個正常狀態下不會發生的錯誤。
這其間我應邀又去了我那位男友家一次,程式內容與上次完全相同,做飯,吃飯,說話,只是在分手前有了一點變化:臨出他家門的時候,他把兩隻手輕輕放到了我的肩上,輕到那只是一個姿態,幾乎沒有實質上的碰觸,然後,輕聲問我:「可以嗎?」我眼也不眨地乾脆說道:「不可以。」他點點頭,收回了手,絲毫不以為忤,大概是把我的拒絕理解成了矜持、羞澀。一個男人連想親熱親熱都要先徵求意見,要先問一聲「可以嗎?」那答案就只能是,不可以。憑著這個「面」,這個「肉」,這個怯懦膩歪不敢承擔就不可以。那一瞬我想起了他的吻,堅決果斷地,不容置疑地,居高臨下地,更重要的——適時準確恰到好處地!……全身禁不住又是一陣顫慄,通了電一般。
我等著他回來。
他回來了。
在完全沒有精神準備的情況下,我遇到了他,是在路上,從宿舍去劇院的路上。面孔半點兒也不耽擱地發起燒來,我沒有辦法,只好盯著路旁矮牆似的冬青拼命想:這麼多樹怎麼會長得一般高呢?修剪過?並沒有見誰修剪啊!真可笑,一般高。……他在看我。我沒看他,但全身都感覺到了他的目光,那目光深厚銳利,心又抽搐了。「病徹底好了?」他總算開口了。我點點頭。「我走的時候太匆忙。」我點點頭。「我買到那本書了。只買到兩本。你一本。」拒絕嗎?可這是書,一本時下令人趨之若鶩的書,拒絕了反倒顯得心中有鬼。收下?又怕他錯誤地理解了這接受。怎麼辦?給他錢。對,給錢!……下次單位開會,他拿來了書,我一手接書一手遞過去攥在手心裡的九元八毛三分錢,那三分是三枚一分的硬幣,亮亮的從我手裡跳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看著錢,沒有說話;我拿著書走了,也沒有說話。以後,好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說話。有人在時說,沒有人時不說。
一切跟想象的全不一樣!
正常似乎沒法恢復了。我害怕見到他,見到他就緊張,緊張得連傻瓜也會看出些許端倪;又渴望見到他,他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沒有,生活便殘缺不全了。那種種精心設計的大方誠懇熱情莊重全沒用上,用不上!我為自己驚訝,我想準是我的神經出毛病了。出毛病的是神經嗎?我自己十分清楚,不是。我厭惡自己,厭惡他,厭惡我們之間的那件事情。可是又渴望,抑制不住地渴望,渴望著重新體驗,胸中如有兩軍對壘,互不相讓,戰爭不斷升級,愈演愈烈,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這事必須有一個結果,否則,我永無寧日!他呢,他怎麼想?我們仍不說話。有人在時說,沒人在不說。
下午,政治學習,傳達中央軍委檔案以及層層下發的相關檔案,以支部為單位,他最後一個到的。卻並不馬上進來,而是站在門口向坐得滿滿的屋裡掃視。我看到了他的目光,立刻觸電似的低下頭來。不一會兒,有人在我身邊坐下來了,是他。我沒有抬頭,但知道是他。檔案很長。很好。有人在睡覺,發出深睡時才有的均勻粗重的呼吸聲。我一心一意尋找睡覺的人,總找不到。睡覺的人經常偽裝得看起來像是聽得最專心的人,兩手支著額頭,臉向桌面,一副專心聆聽苦苦思考的樣子。我覺著很好笑,真覺得好笑。我發現我的心在漸漸平靜,發現這件棘手的事其實並不可怕,只要不再刺激它也別總那樣「繃」著,它就會自行消亡。比如現在,他剛在我身邊坐下時,我全身的肌肉包括骨骼肌平滑肌心肌確實一齊發生了共振般的痙攣,但不能總是痙攣,它們的能量有限,痙攣了一陣就疲倦了,疲倦消失後一切便恢復了正常,有好幾次當我在找尋睡覺人時確實把身邊的他忘了。我解脫了。左胳膊被人輕輕碰了一下,下意識地轉過臉去,看到了放在肘邊桌上的一張紙條。
——太枯燥了。無聲地說點什麼吧,好嗎?
骨骼肌平滑肌心肌們一齊痙攣!紙片消失了。過一會兒,又回來了,紙上多了一句話。
——為什麼不願意理我?我得罪你了嗎?
也許談談不是壞事?也許談開了反而好!我拿起了筆。
——沒有。我依然尊重你。
——我寧可用這尊重去換取一點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