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向不是我寫作的季節，何況，今年我的情緒特別低落。某種倦怠感從冬季就尾隨著我，把我緊緊纏繞，細細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無助的慵懶裡，什麼事都不想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來，尤其對於寫作。
寫作是那麼孤獨，又那麼需要耐心和熱情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常覺得寫作快要變成我的「負擔」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我怕失去了熱情，我更怕——亙古以來，人們重複著同樣的故事，於是，我也避免不了重複又重複——寫人生的愛、恨、生、死，與無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對我說過一句話：
「如果我們能擺脫寫作，我想我們就真正解脫了！」
或者，只有寫作的人才能瞭解這句話。才能瞭解寫作本身帶來的痛楚，你必須跟著劇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地陷進去，你必須共擔他們的苦與樂，你必須在寫作當時，做最完整的奉獻，那段時間中，作者本身，完全沒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長夜裡，思索這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經奉獻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該歡笑的歲月，包括那些陽光閃耀在窗外，細雨輕敲著窗梗，或月光灑遍了大地的時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說《昨夜之燈》中寫了一段：
全世界有多少燈？百盞，千盞，萬盞，萬萬盞……你相信嗎？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盞燈光下，有「我」這麼「一個人」，「孤獨」地把這些故事，不厭其煩地寫下來，寫下來，寫下來……
於是，我會問：「為什麼？」於是，我會說：「我累了。」我從不認為自己的寫作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我也從不覺得自己有「使命感」。當初，吸引我去寫作的是一股無法抗拒的狂熱，其強烈的程度簡直難以描述。而今，歲月悠悠，狂熱漸消。於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這份倦怠感中浮沉著，幾乎是憂鬱而彷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佈，我要放棄寫作了。又隱隱感到莫名的傷痛，好像「寫作」和我的「自我」已經混為一體，真要分開，是太難太難太難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熱的歲月裡，我就把「自我」奉獻給了「寫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驀然回首，才發現茫茫世界，竟然無處有「我」。
這種情緒很難說清楚，也很難表達清楚，總之，今年的我頗為消沉，頗為寥落，而且，自己對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無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幫助我。
七月，天氣很熱。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沉在河流的底層」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我才十幾歲，懵懂中只覺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卻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後，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厭其煩地引用這個句子，說來慚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現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慚愧！我還是不太懂。我給了它一個解釋，河流是流動的，「沉在河流的底層」，表示「動的是水，靜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過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這解釋對不對，我的心情確實如此。
就在今年這樣一個七月的日子裡，有封來自屏東萬巒鄉的短短小箋，不被重視地落到我眼前，上面簡單地寫著：
瓊瑤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認識我，希望以後你能認識我，很奇怪，是嗎？這裡有一個故事；我一直想寫但寫不出來，一個我的故事，我和「鴕鴕」的故事。「鴕鴕」是她的乳名，一個發音而已，湖北話。她今年二十四歲，我二十六歲。
她和我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十分在同學的舞會中認識，這其中發生了許多許多感人的事。
她那兒有我完整的資料：信、素描、字畫、各類的東西。
我這兒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記，信有五百封左右。
一切資料均有，但我寫不出任何一個字。請幫我一個忙好嗎？幫我寫出這個故事。
此祈
愉快
韓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珮，我叫她「鴕鴕」。輔大。我本名就叫韓青，文大。
請聯絡：我家電話（〇八七）八八八×××。
這封信沒有帶給我任何震盪，因為信裡實在沒寫出什麼來。而這類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擱置在一旁，幾乎忘記了它。
幾天後，我收拾我那凌亂的書桌，又看到了這封信，再讀一遍，我順手把它夾在《問斜陽》的劇本里。
再過幾天，我看劇本，它從劇本中落了出來。
怎麼？「它」似乎不肯讓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讀信。讀完了，看看手錶，已經是半夜了。屏東萬巒鄉，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韓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該聽聽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不想寫任何東西，聽一聽總沒有害處。而且，某種直覺告訴我，寫信的人在等迴音，寫信的人急於傾吐，寫信的人正痛苦著——他需要一個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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