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利納斯的十一月份有時也下雨,但並不多見。這種情況很稀罕,以至《日報》或《索引報》,或者兩家報紙都為此發表社論。一夜之間,山坡換上一片柔和的綠色,空氣也清新了。從農業角度來看,這時候下雨並不特別有利,除非連著下,而連續下雨的情況極少極少。往往是天氣重新幹燥,絨毛似的青草又枯萎了,再就給薄霜凍壞,已經萌芽的草種全部浪費掉。
戰爭的幾年中雨水比較多,不少人把反常的天氣歸罪於在法國的大炮發射。報上的文章和人們的爭論都認真地對待這件事。
大戰後的第一個冬季,我們派往法國的軍隊不多,不過我們有好幾百萬人在訓練,準備開赴戰場。
戰爭不僅使人痛苦,也使人興奮。德國人沒有受到遏止。事實上,他們重新採取主動,有條不紊地向巴黎進逼,天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把他們阻擋住——究竟能不能阻擋住。如果我們有救的話,潘興將軍救得了我們。他的制服整飭、帶有軍人氣概的形象在所有的報紙上天天出現。他的下巴像花崗石一般堅強,上衣沒有絲毫皺褶。他是一個完美的軍人的縮影。誰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想的。
我們自信是不會打敗的,可是我們彷彿在吃敗仗。白麵根本買不到,除非搭配四倍數量的黑麵。買得起的人用白麵做麵包餅乾,用黑麵當雞食。
國民軍在第三軍後備隊的訓練場上操練,都是五十出頭的人,不能算當兵的好材料,但是他們每週做兩次健身操,佩著國民軍的徽章,戴著海外作戰部隊的帽子,互相吆喝,沒完沒了地爭論誰應當做軍官。威廉·伯特在做俯臥撐的時候當場死在訓練地點。他的心臟吃不消。
還有「一分鐘人」(原文為minuteman,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時的民兵組織,命令一下,立即應召入伍),他們經常在電影院和教堂裡發表擁護美國的一分鐘的簡短演說,因而得到這個稱號。他們也佩戴徽章。
婦女們卷繃帶,穿紅十字會的制服,自以為是慈悲天使。每個人都為別人編織一些東西。有的織保暖護腕,那是一種毛線織的短筒,免得士兵袖管裡灌風;有的織頭罩,只在眼睛前方留出一個窟窿,免得新鋼盔冰頭。
真正優質的皮革全用來製作軍官的靴子和武裝帶。這種叫山姆·勃朗的皮帶很神氣,只有軍官才能佩用。它包括一條寬腰帶和一條從左肩章底下穿過、斜勒在胸前的窄帶。我們是從英國人那裡學來的,原先可能是掛沉重的佩劍的,連英國人都把它的用途忘了。如今除了檢閱,沒有人再佩劍,但是陣亡的軍官沒有一個不用山姆·勃朗皮帶的。一條好皮帶的價格高達二十五元。
我們從英國人那裡學來不少東西——如果他們打仗不在行,我們也不會去學。男人開始把手帕塞在袖管裡,有些帶紈絝子弟習氣的中校用上了輕便手杖。不過有一個習慣我們抵制了好久。戴手錶實在太蠢。看來我們在這方面永遠不會學英國佬。
我們也有內部的敵人,我們也提高了警惕。聖約瑟出現過一次間諜恐怖,薩利納斯既然是發展中的城市,當然也不甘落後。
二十年來,芬歇爾先生一直在薩利納斯當手工裁縫。他長得矮矮墩墩,說話的口音叫人聽了發笑。他整天盤著腿坐在阿利沙爾街他的小裁縫鋪的桌子前,晚上步行回到中央大街他那幢白色的小房子去。他經常粉刷他的房子和房前的白木樁籬笆。戰前誰都沒有想過他的口音,戰後我們突然明白了。那是德國口音。我們這裡也有德國人。儘管他竭盡所有買了戰時公債,這也幫不了他的忙。用這種假象來掩蓋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
國民軍不願意吸收他。他們不希望成員中有一個間諜來刺探他們保衛薩利納斯的秘密計劃。裁縫鋪的生意一落千丈,有誰願意穿敵人做的衣服呢?芬歇爾先生整天坐在裁縫桌前,沒活可幹,只好把一塊舊料子縫了又拆,拆了又縫。
我們想盡冷酷的手段對付芬歇爾先生。他每天在我們家門口走過,以前對每個男人、女人、小孩和狗都打招呼,大家也回答他。現在誰都不理他,我腦子裡想象得出他那矮墩墩、形影相弔的模樣和臉上一副自尊心受到傷害的神情。
我的小妹妹和我在對付芬歇爾先生的問題上盡了職責。這件事真叫人慚愧,如今回想起來還會出一身冷汗,嗓子發緊。一天傍晚,我們站在前院的草地上,見他挪動著兩條肥腿,小步走來。他那頂刷得一塵不染的黑呢帽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我記不清我們事先有沒有商量過,反正肯定準備了一個計劃,執行得非常默契。
他走近時,妹妹和我並排慢慢走到對街。芬歇爾先生抬頭看到我們正朝他迎上去。他走到我們身前時,我們在街溝上站住。
他滿臉笑容地說:「晚上好,約翰。晚上好,瑪麗。」
我們直挺挺地並排站著,同聲喊道:「德皇萬歲!」
至今我還記得他臉上的表情和他那對天真的藍眼睛裡吃驚的神色。他想說什麼又說不出,就哭了起來。他甚至不想掩飾自己在哭,就站在那裡抽泣。你知道我們怎麼著?——瑪麗和我尷尬地穿過街道,回到我家的前院。我們難受極了。我現在想起來仍舊難受。
當時我們年紀太小,還不能好好地整一下芬歇爾先生。那需要健壯的男人才幹得了——大概得三十來個。一個星期天的晚上,他們先在酒吧間集合,然後排成四路縱隊,齊聲喊著「一、二、一!’向中央大街進發。他們推倒了芬歇爾先生的白色木樁籬笆,把他那幢房子的門面燒了。擁護德國皇帝的狗雜種休想逃脫我們的懲罰。這一來,薩利納斯就能昂首闊步,同聖約瑟並駕齊驅了。
沃森維爾當然也要忙碌一番。他們往一個波蘭人身上塗了柏油,粘滿了羽毛。那人說話帶口音,被誤認為德國人。
戰爭時期非做不可的事情,我們薩利納斯人都做了,非想不可的事情都想了。我們聽到謠傳的喜訊就雀躍歡呼,聽到壞訊息就驚恐萬分。每個人都有秘密訊息,為了保守秘密,不得不轉彎抹角地加以傳播。我們的生活方式像通常戰時的那樣情況改變了。工資和價格上漲。聽說商品要短缺,我們就搶購囤積食品。文靜的太太為了一個番茄罐頭都會廝打起來。
並不全是卑劣或歇斯底里。也有英雄主義。有些原可以免除兵役的人報名從了軍,有些出於道德或宗教原因而反對戰爭的人走上了通常伴隨戰爭而來的各各他之路。(各各他:《聖經·新約》中耶穌被釘十字架殉難的地點,亦作觸髏地。)有些人竭盡所有,奉獻給戰爭,因為這是最後一仗,這次打贏了,我們就能像拔掉肉中刺那樣,把戰爭從地球上消除,再也不讓這種可怕荒唐的事重演。
戰死沙場沒有尊嚴可言。多半是血肉橫飛,到頭來腥臭骯髒;但是隨著電報的來到,一個家庭的傷心、無奈和絕望的悲哀卻含有巨大的、幾乎是美妙的尊嚴。沒有什麼話可說,沒有什麼事可做,只有一個希望——希望他死時沒有痛苦——那是多麼可憐的、無可選擇的希望啊。確實也有一些人,當他們的悲哀開始失去韻味時,就逐漸變得自豪,由於他們的損失而感到越來越了不起。到了戰爭結束後,其中一些人還能從中得益。那是很自然的事,正如一個以掙錢為生活宗旨的人自然要發戰爭財一樣。誰都不會因此而責怪他,但是指望他拿出一部分橫財來購買戰時公債。我們認為我們薩利納斯人都作了安排,一應俱全,包括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