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知道這好像挺滑稽，」那個年輕人在製圖板前站起身子說，「可是我想我們還沒有互相正式介紹過。我叫丹·羅森塔爾。」他個子高，塊頭又大，他的面孔說明了他很靦腆。
「比爾·格羅夫。」握手時我告訴他，然後我們都裝做安定下來。我們剛進雷明頓·蘭德公司，被安排坐在同一個玻璃格子間裡，這是在迷宮般的十一樓，光線明亮，人們都壓低聲音說話。時間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地點是紐約。
丹·羅森塔爾的工作，是為公司的「對外宣傳刊物」設計和畫插圖，這份刊物是份華而不實、讓人無法卒讀的月刊，名為《系統》，我的工作是為這份刊物撰稿並編輯。在做著他的工作中最精細的部分時，他好像也能說話、聆聽，我很快變得會幾個鐘頭乃至幾天不去理會工作，所以在他那張清清爽爽的製圖板和我的一貫讓人洩氣、放得亂七八糟的辦公桌之間狹小的空間裡，我們開始幾乎一直會你說一句，我說一句。
那年我二十三歲，丹比我大一歲左右，他說話帶著一種生硬、低沉的親切感，似乎保證他將永遠是個好夥伴。他跟他的父母和弟弟住在布魯克林，「前面一拐就到了科尼島，這樣說，能給你一個概念。」他最近剛從庫珀聯合學院的藝術學院畢業——這所學院不收學費，但是因為挑選學生極為嚴格而出名，我聽說錄取比例為十比一，問他是不是這樣，他說他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兒上的學，比爾？」他問，這一直是個讓人難堪的問題。
我退伍時，美國大兵權利法案提供的大好機會擺在眼前，但是我居然沒有利用——我永遠都不能完全想通是為什麼。部分是害怕：我上高中時成績糟糕，在部隊裡，測我智商為109，我不想再冒著失敗的危險。部分是自負：我計劃儘快成為一名職業作家，那讓上四年大學似乎耽誤事，是浪費。另外還有第三個因素——這要費很大勁才能解釋清楚，但是可以用一種極為簡化的方式講出來，比害怕和自負的那些話容易講——在被問到我為什麼沒上大學時，我的回答頗為經常是：「我得照顧我媽媽。」
「哦，那就太糟糕了。」丹·羅森塔爾面帶擔心地說，「我是說，你錯過上大學太糟糕了。」他好像考慮了一陣子這件事，一邊用一枝細細的畫筆來回描，那裡籠罩著清新的香蕉油味，格子間裡他那側，一直有這種氣味。後來他說：「不管怎麼樣，如果美國大兵法案給被撫養的妻子和孩子發補助，幹嗎他們不給被贍養的母親發補助？」
我從未深入考慮過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從來沒想到過這件事。可是不管我回答得有多麼前言不搭後語，含糊其詞，都沒什麼關係，因為他在我自傳中的黑暗地帶，又發現了一處沼澤區。
「你現在結婚了嗎？」他說。
「嗯哼。」
「那，誰去照顧你媽媽？還是你嗎？」
「沒有，她——嗯，她現在基本上恢復過來了。」我說，那是扯了個謊話。
我知道他不會再追問，他也的確沒有，辦公室友誼使得他不可能那樣。不過我在緊張地翻看《系統》的稿件時，也知道從現在開始，在丹·羅森塔爾旁邊，我得看好自己的嘴巴。
從我記事起，我媽媽就靠離婚贍養費生活。我爸爸一九四二年去世後，什麼都沒給她留下。剛開始，她做過幾份沒面子的辛苦工作——在一家研磨透鏡的作坊幹活，在生產百貨商店用的人體模型的租金低廉的大通間工廠裡幹活——但是像那種工作，令人痛心地不適合一個糊里糊塗、快速衰老、經常變得歇斯底里的女人來做，她經常自以為是雕塑家，至少像我自以為是作家一樣認真。我入伍那段時間，她作為「a類被贍養人」得到了一點實惠，但是不會很多。有一陣子，她跟我姐姐一家住在長島的郊區，可是在那座不快樂的房子裡，出現了個性衝突，很快導致她回到紐約——也就是到了我身邊。我姐姐給我寫過一封信來談這件事，似乎這件事情微妙得無法在電話上談。她解釋說她丈夫覺得跟岳母同住的「觀點」理論上挺合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還說她相信我能夠理解。
所以就那樣開始了。我媽媽跟我靠我掙的很少一點實習期工資生活，我先是在一份行業刊物，然後在合眾社當改稿編輯，我們一起住在哈德遜街的一套公寓裡，那是她找到的。除了有種噬心的感覺，即對一個年輕男性來說，這不能算是一種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我一開始感覺挺舒服。我們相處好得讓人吃驚，可是話說回來，我們一向都相處得不錯。
在整個童年階段，我都佩服她把金錢問題不當回事的做法——也許有甚於佩服她對藝術的不懈追求，或者她如此頻繁地喚起我對她的愛，那一點讓她在我眼裡顯得不同尋常，覺得她挺不錯。如果我們偶爾被租住的地方趕出來，如果我們很少有穿得出去的衣服，有時會捱餓兩三天，等著我爸爸每個月的支票，那種艱辛，只是加強了她躺在床上大聲給我和我姐姐閱讀《遠大前程》時甜蜜的痛苦感。她具有自由精神，我們具有自由精神，只有一個由債權人或者「像你爸爸那種人」組成的世界，才不懂得欣賞我們生活中的浪漫。
現在，她經常向我保證說這樣安排只是暫時的——她肯定很快就會找到辦法「重新站穩腳跟」——可是隨著一個又一個月過去，她根本不去努力，也不去制訂什麼合理計劃，所以我開始失去耐心。這完全沒有意義。我不再想聽她滔滔不絕地說話，也不想跟她一起哈哈大笑；我覺得她喝酒喝得太多，發現她小孩子氣，而且不負責任——這是我爸爸說過的兩方面——我甚至不想去看她：小個子，背駝，穿的是有品位卻從來不是很乾淨的衣服，黃灰色的頭髮稀疏，亂糟糟的，嘴部肌肉鬆弛，一張臉上要麼是鬧脾氣，要麼是興高采烈的樣子。
她的牙齒好多年都有毛病，不好看，而且開始疼。我領她去了北診所，那是格林威治村一座古老的小小的三角形磚制標誌性建築，據說是紐約最古老的免費牙醫門診處。一位和氣的年輕牙醫給她做了檢查，跟我們說她的牙得全拔了。
「哦，不！」她叫道。
沒辦法在這家門診處做拔牙手術，他解釋說，可是如果她去那位醫生在皇后區的私人診所，他可以在那兒給她拔牙，並給她做副假牙，只收正常費用的一半，因為她是這邊的門診病人。
就那樣說定了。我們坐火車去傑麥卡，我一直陪著她，聽她在每次被拔掉一顆牙時，都發出咕咕噥噥的聲音，渾身發抖。看著那位醫生把一顆又一顆醜陋的牙齒放到他的小瓷盤子裡，讓我腳趾收緊，頭皮發麻。看著可怕，但是奇怪地也令人滿足。一顆，一顆，隨著每顆牙齒帶著血掉到盤子上，我想，一顆……一顆……一顆。她又怎麼能把這當作浪漫之事？也許到現在，她終於能夠接受現實了。
那天下午回家的一路上，因為她臉龐的下半部凹陷很深，她不想讓任何人看到。坐車時，她盯著車窗外看，拿一疊紙巾捂著她的嘴巴。她似乎完全被打敗了。那天晚上，開始疼得更厲害時，她在床上翻滾、呻吟，懇求我給她倒杯酒。
「嗯，我看這個主意不太好。」我跟她說，「我是說酒精會暖和你的血液，你要知道，你在流血時，這隻能是雪上加霜。」
「給他打電話，」她命令道，「給那誰誰打電話，那個牙醫。打給皇后區的查號臺。我不管現在幾點鐘，我快死了。你明白我的話嗎？我快死了。」
我按照她說的做了。「很抱歉打電話到您家裡麻煩您，醫生。」我說，「但問題是，我不知道我媽媽能不能喝點東西。」
「噢，當然。」他說。「液體是最好的了，果汁，冰茶，任何一種流行的汽水和軟飲料，那樣不錯。」
「不，我是說——你知道——威士忌。酒類。」
「噢。」他委婉地解釋說根本不建議喝酒。
最後不管怎麼樣，我還是給她倒了兩杯，我自己也喝了三四杯，一個人站著，以一種情節劇般的絕望動作趴在窗前。我想我永遠都不能活著離開那裡。
她拿到了新假牙，剛開始戴的不適感結束後，她好像年輕了二十歲。她經常又是微笑，又是大笑，在鏡子前面花很多時間。可是她害怕大家會知道那是假牙，她變得小心翼翼。
「我說話的時候，你能聽到我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音嗎？」她會問我。
「聽不到。」
「嗯，我能聽到。你看到裝假牙的地方有條很難看的小皺紋嗎？很顯眼嗎？」
「不，當然不，根本沒人會注意到。」
她搞雕塑時，參加過三個需要付會費的藝術組織：全國雕塑協會、全國女藝術家協會，還有個名叫「鋼筆與畫筆」的，那是本地格林威治村裡的一個女性俱樂部——我想那是很老、很老的格林威治村的遺留，當時的村裡，有罩衣、焚香、帶交織字母的埃及香菸和埃德納·聖文森特·米萊。在我的督促下，她不情願地同意不再向她在上城的那兩個組織交會費，可是她不肯放棄「鋼筆與畫筆」，因為對她來說，那在「社交上」意義重要。
我無所謂；這個俱樂部的會費並不多，他們有時舉辦畫作和雕塑聯展——很糟糕的下午，有茶和鬆糕、裂縫很嚴重的木地板以及戴著滑稽帽子聚在一起的女士——在這種展覽上，我媽媽很久以前一件佈滿指紋的小型作品也許能獲得一項榮譽獎。
「你要知道，只是最近，他們才讓雕塑家加入‘鋼筆與畫筆’。」她解釋道，解釋的次數遠遠超出了必要。「以前一直只是作家和畫家，當然他們現在可以改名字了，把雕塑家也包括進去，可是我們自稱是‘拿鑿子的’」。她總是覺得那樣說很滑稽，笑了又笑，一邊想用手指遮住自己的牙齒——那是以前，後來是高興地展示她嶄新的假牙。
那段時間，我幾乎沒有認識一個跟我年齡相當的人，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裡留連，想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有一次，有人帶我去一個小範圍聚會，認識了一個名叫艾琳的女孩，接著發現她像我一樣孤獨，不過在掩飾此事上，她比我做得要好。她個子高，身材苗條，一頭茂密的暗紅色頭髮，臉瘦瘦的，長得漂亮，有時候一臉提防而嚴肅的樣子，似乎世界正在強加給她什麼事。她也來自她所謂的「家道中落」的背景（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這個短語，就馬上把它加入我的詞彙庫），她的父母也是早就離婚，她也沒有上過大學，另外還是跟我一樣，她做一份白領的工作來謀生，在一家商業公司做秘書。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她堅持說她喜歡自己的工作，因為那是份「好工作」，可是我想會有足夠的時間勸她別去那樣想。
從一開始，而且是接下來的整整一年時間裡，我們除了去上班，其餘時間幾乎都在一起。那也許不是愛情，但我們當時也不會被說服，因為我們一再告訴對方也告訴自己那是愛情。如果說我們經常吵架，電影則一次次證明了愛情就是那樣。我們無法躲開對方，不過我想過了一陣子，我們都開始懷疑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倆誰都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艾琳想見見我的媽媽，我知道那樣做就錯了，可是想不出可行的拒絕辦法。不出所料，我媽媽不喜歡她。「嗯，她是個討人喜歡的女孩，親愛的。」她後來說，「可是我不明白你怎麼會覺得她很漂亮。」
後來有一次，艾琳跟我提到一個跟她同住一幢樓的讓人討厭的中年男人時，說「他在藝術的外圍有很多年了，張口閉口都是藝術，以至於他開始期望自己擁有那種特權，即成為從來不從事藝術工作的藝術家。我是說他是個藝術遊民，就像你媽媽那樣。」
「藝術遊民？」
「嗯，你知道，一輩子都在瞎折騰藝術，試圖用並非真正有才氣而且從未真正有才氣的東西來給別人留下印象——你難道不覺得那樣討人厭？你難道不覺得這是浪費每個人的時間？」
出於早已有之的忠誠，我努力為我媽媽辯護，說她不是藝術遊民，可是辯護得缺乏說服力、蹩腳、言過其實，要不是我們想法換了話題，可能又會吵起架來。
有幾天早上，我天亮後才回家，幾乎沒時間換件乾淨襯衫去上班，我媽媽會用一種悲劇性的注視來迎接我，有一兩次她說——好像我是女孩一方：「嗯，我當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幹嗎。」那年晚些時候的一個夜晚，她控制不住地發了脾氣，稱艾琳是「你的那個下賤的愛爾蘭蕩婦」。可那並不是真的很糟糕，因為能讓我在鄙夷的沉默中站起身走出去，關上門，讓她納悶我還回不回來。
那年冬天，我得上了肺炎，好像跟我們走黴運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我在醫院養病時，有次我媽和艾琳——那次之前，她們都巧妙地避免碰頭——發現兩個人乘同一部電梯，在下午探視時間一起進了病房，她們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高高的鐵架床旁一人一邊，隔著我胸口遲遲疑疑地交談，而我的頭放在枕頭上。她們的臉長得極不相同，我看了這張看那張，老的和年輕人的，儘量為兩張臉送上合適的表情。
後來艾琳把我的病號服扯開一邊，往裡面瞅了一眼，開始用手按摩我肋骨上的肌肉。「他的膚色可真好。」她說，她說話帶著悅耳的假顫音。
「嗯，是啊，我一直這樣覺得。」我媽媽平靜地說。
「不過你知道最棒的是什麼？」艾琳說，「最棒的是他渾身上下，都是同一種膚色。」
要是我媽媽沒有選擇沉默，稍微垂下眼瞼，抬起下巴，就像一個寡婦被迫面對一個放肆的女幫廚，那就滑稽了。艾琳只得又把手放回大腿上，低頭看那隻手。
幾天後我出院了，不過先得讓一位溫和而顯得盡職盡責的醫生就充足的營養和正常的作息時間給我上一課。「你體重不足。」他解釋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好像我這輩子裡，長得皮包骨頭並非一直是個帶來尷尬的可怕根子。「你患過幾種肺病，你總體上的身體狀況說明你容易患上肺結核。」
我帶著盛洗漱用品的髒兮兮的牛皮紙小袋子坐地鐵時，不知道怎樣對待那句話，可是我知道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眼前——而且是天曉得往後有多久——還有別的麻煩。
最可怕也是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麻煩出現在一兩個月後，那是一個暖和的夜晚，在艾琳的住處，當時她說她想跟我分手。我們「談情說愛」（那是她的用詞）有一年了，好像根本沒什麼前途。她說她「還對別的男人感興趣」，我說「什麼別的男人？」時，她望向別處，回答得像謎一般，那告訴我這次架我是吵不贏了。
我知道我有一點佔理——她不認識別的男的；但是她也有一點很佔理，那就是她想要再次孤獨的自由，在她的電話旁邊等待的自由，直到有人邀請她去一個地方，那裡會有別的男人，然後從幾個候選人中，她會挑選出一個。很可能比我年齡大，相貌更好，穿著更好，銀行裡有點錢，對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想法，當然他也不會有一位媽媽在身邊。
所以就結束了。有一陣子，在帶著觀看悲劇的眼光衡量自己的情形時，我想我很可能會死。我還不到約翰·濟慈的年齡，他也是個營養不良的肺結核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我尚未有什麼資格自稱天才，所以我的死，很有可能唯其默默無聞而更讓人傷心——一個英年早逝的年輕人，一個無名戰士，也許除了一個女孩，從來無人哀悼。
可我還是按說要每天八個鐘頭為合眾社苦心撰稿，乘地鐵，留意我在街上到底往哪裡走，沒過多久就會發現，你先是得活著，然後才能做這種事。
有天晚上我到家時，發現我媽媽幾乎壓抑不住為什麼事情而快樂，得跟我說說。有一陣子，我看著她的臉，心裡湧上了不合理的希望，還以為好訊息也許是她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但不是這樣。
「鋼筆與畫筆」俱樂部要舉辦一次晚會，她說，然後是開派對。這個俱樂部的每類成員都要唱首幽默歌曲或者演個小品什麼的，她被選中代表雕塑家那群人出節目。
當時收音機上在播一首愚蠢的廣告歌，給香蕉做廣告。一個帶著南美口音的女孩會出來按照拉丁風格的節奏唱道：
我是奇基塔香蕉，我——專門來提一提
香蕉長熟得以某種方式……
下面是我媽媽的戲仿，是為了逗樂「鋼筆與畫筆」俱樂部的女士，她兩眼放光，在我們那個破舊家裡的地板上，她敏捷地小幅度跳來跳去表演給我看：
噢，我們是雕塑家，我們——專門來提一提
你們對待雕塑家得以某種方式……
她當時五十七歲，我經常想到她瘋了——自從我記事起，就一直有人說她瘋了——但是我想必定是那天晚上，要麼是後來沒過多久，我決定脫身。
我從銀行借了三百塊錢給了我媽媽，解釋說全部由我來還，並費了好一番口舌告訴她，她得自力更生了。
然後我趕快去了艾琳的住處——趕快，好像是害怕「別的男的」也許會先到——問她願不願意馬上嫁給我，她說願意。
「我們倆挺滑稽的，」她後來說。「我們一點都不像，我們事實上共同興趣什麼的一點都沒有，可是當然有種——化學的親和力，不是嗎。」
「是啊。」
好像單單憑著化學親和力，在格林威治村邊上鄰近碼頭安靜地方的一間破舊公寓裡，我們捱過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有時，我媽媽會又是低聲下氣、又是迫切地向我借二十塊、十塊或者五塊錢，直到我和艾琳開始害怕電話響。後來沒過多久，她開始接近自力更生。她當時在以打零工方式，給百貨商店做人體模型的頭部，在家裡工作——至少不再受僱於哪間工廠——可是她想讓我知道她也許很快就會有一件好得多的事。她打聽到全國女藝術家協會準備請一個人負責辦公室以及公關事務。那樣的工作不是很棒嗎？沒有要求這人得會打字，真是走運，但問題是她們很可能想讓她做一段時間志願者，然後才給她開工資。如果她得幾個月時間在那裡全職工作而沒有錢拿，她又怎麼去製作人體模特的頭部？到頭來事情總是不會圓滿，那不算諷刺嗎？
沒錯。
那年秋天晚些時候，我被合眾社炒掉了，因為總體上的不稱職，我想，不過在寥寥幾句親切的炒人談話中，沒有提到這個詞。接下來緊張地過了幾個星期，直到我在一份工會報紙那裡找到一份工作。後來春天時，雷明頓·蘭德公司僱用了我，在那個玻璃圍起來的乏味的小格子間裡，我跟丹·羅森塔爾一起偷懶、聊天的階段就開始了。
我一旦認識到不能跟他講太多關於我自己的事，我們就相處得挺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要取得並維持他的好看法。
他說的話有很多是關於他的家庭。他跟我說他的爸爸是個男裝製衣業中的裁衣工，「在自學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績」，可是接著又說：「哈，媽的，說這種話，根本免不了會貶低那個人。你心裡會形成一幅畫面，一個滑稽的小個子整天趴在一臺機器前面，然後整晚談論克爾凱郭爾。我根本不是那個意思。知道嗎？如果你跟某個人關係親密，如果你愛一個人，你想解釋，卻只會讓自己大出洋相。我說起我媽媽時，也是這樣。」
他為他的弟弟菲爾極感自豪，他當時在市裡幾所高中那裡，是有名的天才學生。「他是我訂的，」他有一次說，「我七歲時，我跟我的父母說我想要一個小弟弟，不允許他們說不。他們別無選擇，就為我生了個小弟弟，那樣挺好，可是問題是，我當時沒意識到還要再過幾年，才能跟他玩，跟他說話，教給他什麼東西，當時跟他什麼都做不了，那讓我難以接受。儘管這樣，從他六歲左右開始，我就沒多少可以抱怨了。我們家裡買了架鋼琴，才學了幾個月，菲爾就彈起了古典音樂。我不是開玩笑。該上高中時，市裡最好的學校任他挑。他在女生面前仍然很靦腆，我想他擔心這一點，可是女生在他面前，可是他媽的一點都不靦腆。破電話每天晚上都響，女生，只是打電話跟菲爾聊一會兒。噢，這個混蛋，這孩子條件好得很呢。」
有幾次，丹說他想他差不多準備搬出來自己住，他試探地問起我格林威治村內各處的房租水平，可是這些計劃根本沒有暗示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有什麼矛盾。好像更應該這麼說吧，考慮到他的年齡和所受的教育，他覺得人們如今會認為他應該搬出來，他想做應該做的事。
後來有一天早上，他打電話到辦公室找我，他的嗓音因為震驚和睡眠不足而沙啞，他說：「比爾嗎？聽著，我會有幾天不上班，我不知道會有幾天。我爸爸昨天夜裡去世了。」
他回來上班時，臉色很蒼白，好像縮小了一點。他在咕噥上班的麻煩事時，說了很多個「他媽的」；後來過了一星期左右，他想跟我談談他爸爸的一生。
「你知道裁衣工是幹什麼的嗎？」他問，「嗯，他整天操縱一臺小機器。那臺機器有一個自動刀片，可以說有點像是豎鋸；操作的人拿著也許有二十五層衣料——法蘭絨或者精紡毛料或者不論剛好是什麼料子——他根據某種式樣，比如袖子或者翻領或者外套口袋，操縱刀片把整摞料子切來切去。到處都有絨毛，鑽到你的鼻子，進到你的喉嚨，整個一輩子都生活在他媽的絨毛裡。你能想象一個很聰明的人——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幹那種活幹了三十五年嗎？除了他從來沒有被培訓過從事別的任何職業，沒有比這更好的理由，你想象得到嗎？啊，要命，足以讓你他媽傷透了心。五十二歲。」
丹那年夏天抽起了雪茄，他的襯衫口袋裡總是裝有好幾根，埋頭工作時，嘴裡總是叼了一根抽。在我看來，他並不是真的很喜歡抽——雪茄不時會讓他咳上一陣子——可那似乎是他為進入愚鈍而未老先衰的中年生活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他在二十五歲時，就讓自己進入了那種生活。
「你知道我跟你說過的辦公室裡的那個人嗎？」有天晚上我跟艾琳說。「那個畫畫的？丹·羅森塔爾？我想他在練習怎樣當一個老年人。」
「哦？你什麼意思？」
「嗯，他變得很——哈，我沒法解釋。我甚至拿不準我是不是說得對。」
她也很少能跟我解釋關於她的辦公室裡人們的什麼事。我們的談話經常轉而承認我們根本拿不準我們是不是說對了，接下來會是沉默，直到為什麼事情吵起來。
我們不是理想的一對。現在覺得，我們結婚時太年輕，結婚的原因我們現在都覺得不夠充分。有時，我們會愉快地聊很久，像是要證明我們是好伴侶；然而即使在那時，她說話中一些矯揉造作的地方仍然讓我感覺不自在。她不說「是啊」，而是說「西啊」，經常是在香菸的煙霧中眯著眼睛時；她還說「如常」——我想那是會計部門的風趣話——不說「一切」，而是經常說「全體」，那是聰明而講究實際的紐約秘書的用詞，而她只允許自己成為那樣的人。
嗯，幾乎一直是這樣。在之前一年冬天，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她去新學校報名上表演課。到家後，她會上氣不接下氣地談到所學的東西，很急切地想談，根本不帶任何秘書腔；那是我們在一起最好的時光。那些個夜晚，誰都不會猜到這個可愛的戲劇藝術學生每星期四十個鐘頭，都是在一家名為博特尼工廠的紡織廠裡辛苦工作。
新學校那個學年結束時，她上的那個班上的全體學生在第二大道上一間灰撲撲的舊劇院舉行了演出，觀眾主要是他們的親戚朋友。有選自大家熟悉的美國戲劇中有兩三個角色的一幕，其他學生選擇獨自表演，就像艾琳那樣。她挑選的，是輕鬆但並非沒有分量的一段——是一段較長、微妙而自成一體的獨白，來自埃爾默·賴斯的《夢幻女孩》——每個人都跟她說她的表演及獨白很棒。
那天晚上她表演得很出彩，以至於新學校為她提供了第二年的獎學金。這時問題出來了，她考慮了好幾天——她在公寓裡削土豆或者熨衣服時久久不出聲——然後宣佈她決定拒絕這份獎學金。上了一整天班後晚上再去上學就太累人了。哦，這一年還不錯，挺有「意思」，可是繼續上就傻了：即使免費，也會在其他方面花很多錢。況且，沒人能通過這些無足輕重的成人教育課程，在表演方面學到很多。如果她真的想學——在任何專業意義上——她都得去全日制學習，而那當然不可能。
「為什麼？」
「你什麼意思，‘為什麼’？」
「嗯，天哪，艾琳，你不需要那份工作，你明天就可以把那份破工作辭了，我能負責——」
「哦，你能負責什麼？」她轉身面對著我，兩個小拳頭架在屁股上，這種姿態總是意味著我們要大吵一架。
我愛那個只想告訴我「戲劇」事情的女孩，愛那個表演完《夢幻女孩》中的一幕後在雷鳴般的掌聲中，平靜而羞澀地站在那兒的女孩，而不怎麼喜歡博特尼工廠那個可靠的打字員，不喜歡那個不情願削土豆的人，不喜歡在熨衣板前皺著眉頭證明我們有多麼貧窮的那個動作緩慢、疲勞的女人。我絕對不想娶任何一個會說「哦，你能負責什麼？」的人。
沒錯，那次吵得很厲害，一直吵到把鄰居都吵醒了，也未能解決，而我們以前吵得最厲害時，都沒有這樣過。到那時，我們的生活，似乎全是磨損的神經和未癒合的傷口；我想那年夏天我們就有可能分手，而且這樣可能一勞永逸，如果不是我們得知艾琳有了身孕。
聽到有個孩子即將出世，丹·羅森塔爾從製圖板前快樂地站直身子跟我握手。然而那個簡短的儀式後，我們又都坐下時，他若有所思地瞄著我。「你怎麼可能當爸爸，」他問，「當你看上去還像是個小孩的時候？」
之後不久的一個週末，在秋天剛冷下來的一天，我出門在河邊一塊空地上收集碎木頭。我們住的公寓樓年久失修，不過我們有一座「管用的」壁爐。我只挑選能劈成適合壁爐大小的柴火的木板，我收集夠燒幾天的之後，就把木板扔過圍著空地的高高的鐵絲網。從遠處看，那圈鐵絲網也許難爬，可是鬆鬆垮垮的地方夠多，挺容易就有地方踩。我爬上去翻過來，剛剛跳到街上，就看到丹·羅森塔爾在向我走來。
「哎，」他說，「你爬過那道鐵絲網，動作挺漂亮嘛。你看上去動作很敏捷。」
那話說得令人愉快。我記得還感到高興的是，他看到的我上身穿著一件舊的部隊野戰夾克，下身是藍色牛仔褲。他穿著套裝、打著領帶，還穿了件樣子新的輕便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