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4月上萬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震動了中共，也震動了世界。隨後的《亞洲週刊》說《黃禍》預見了氣功團體的強大能量，並稱「文學的洞見往往出奇的準確」。事實上，這種類比多次出現，流民、生態、人蛇等方面一齣現問題，就會有人提到《黃禍》。甚至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國掀起反美運動，也被聯想到《黃禍》中的一些情節。
我則在祈禱，《黃禍》中那些元素的再現到此為止，後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萬不要再繼續成為現實。
◎穩定之下的危機
十年來，我的內心沒有隨時間的過去而放鬆，反而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劫難正在逼近。無疑會有人認為我把問題極端化了。我說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但類似的說法歷史上從未斷過，中國國歌的歌詞也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哪個年代的憂國之士不曾擔心中國要亡？鴉片戰爭面臨的列強、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還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馬上就要沒有明天？可是中國都一樣過來了。今天談論的中國危機，是不是還會像過去一樣，不過是一種當事者迷的過度解釋，中國還是會安然過去。畢竟幾千年的歷史航船都走下來了，怎麼會偏偏就在今天觸礁沉沒？
對此，首先應該談的不是危機，而是中國目前為什麼會這樣穩定？如果真存在那麼嚴重的危機，為什麼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這種穩定之下，感到著最大的危機。
今日中國除了政權以外，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體上對社會進行整合。政治反對派、意識形態、國家化軍隊、宗教、公民社會那些任何完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整體性整合機制，不是已經死亡就是被剷除，或是在壓制下無法生長。唯一的整體整合力量只剩下政權。中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所未有的穩定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這個社會當中，除了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凝聚社會，引導人民，對政權形成挑戰，一切都只能在政權的指揮棒下執行。
所以，當今中國的基本狀態是這樣的：一方面是社會自由度擴大，出現了很多新的空間，原來那種社會分子之間被強加的剛性連線逐漸解除，但是並沒有新的組織化形式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越來越散漫，雖然人人都在鑽營，但都是一盤散沙的個體行為，或侷限在很小範圍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權控制和管理整個社會。形象地形容這種狀態，就是一隻政權的桶裝著十三億人的散沙。散沙內部進行著活躍而無序的分子運動，而桶因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經「脆化」，從毛澤東時代的鐵桶變成了今天的玻璃桶。然而散沙無論如何不會挑戰桶，哪怕桶是玻璃桶，這就是今日中國在外人眼裡顯得穩定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穩定並不是吉兆，卻應該說蘊含著極大的危險。危險在於，萬一一次意外的震動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會喪失，社會就會失控，那時的中國將會怎樣，能夠怎樣呢？所有的危機將一同爆發，桶裡的散沙也就會漫天飛揚，無法收拾。
不願意看到這種前景，問題就成了中共政權到底會不會垮？如果它能夠永遠屹立，也就沒有什麼可愁。即使過得不太好，至少不會有大災難。然而回答顯然應該是否定的。不談具體，僅從共產黨自己尊奉的「歷史唯物主義」，世上就沒有永恆的事物，中共自身當然也不例外。何況它的高度腐敗、意識形態缺失、喪失民心等，都已經構成它可能垮臺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它以自覺的死亡挽救中國，然而現實沒有讓我們看到那種前景的絲毫希望。
◎我們能否逃出劫難
有人也許會說，中共政權垮了難道天就會塌？車到山前自有路。歷史有過多次大起大落，政權崩潰也層出不窮，不都過來了。不錯，歷史有多種可能，但今天中國與過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還有一個「框架」在支撐，一個「底座」在承託──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態。
一個社會發生政權崩潰，只要文化結構保持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調整人際關係原則和價值系統還在，人們就可以在沒有法律和警察的情況下自行維繫，社會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發散的，即使社會失去了政權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維持基本穩定，獲得一個緩衝時間以重建政權、法律等上層建築，繼而重新整合社會。
如果這種文化結構沒有了，那就危險了。人們只要沒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損害，那麼政權垮臺，控制消失，人與人的關係就將以爭鬥為主，社會因此會進入發散狀態，動亂將迅速放大，社會重新建立統一政權和有效法律的過程，將需要漫長時間。
如果那時人口不多，有一個好的生態，事情也不會到最糟程度。人們雖然不能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塊地耕種，找一片水捕魚，或是找一片樹林狩獵，總之能活下去，直到社會重新穩定，建立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態環境下有重新建立整合的物質基礎，人們也有為更大利益而聯合的可能，因此那種整合會從區域性逐步向整體擴充套件，最終實現新的統一。在那種過程中，即使社會政治發生大變化，卻不妨礙民族和文明的延續。歷史上很多民族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絕望，今天的中國既失去了能夠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沒有了能在最後關頭承託社會的生態底座，一旦唯一能夠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垮掉，就可能落入一個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墜落過程。最終災難非常可能是毀滅性的。人類歷史曾數度發生過大文明的毀滅，我們沒有理由盲目相信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
嘲笑這種擔憂是容易的，但遠不如正視這種擔憂對中國更有益。「杞人憂天」頂多是白費了憂慮，而「不見棺材不落淚」卻會在看見棺材時悔之莫及。前者的代價微不足道，後者的代價卻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識經常告誡「以防萬一」，那麼哪怕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只有萬分之一（何止），我們也只用萬分之一的力量應對，十三億中國人中就至少應該有十三萬人投入為危機做準備。而事實上有幾個人？且都被視為「有病」。
悲觀論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導「臨事而懼，三思而行，好謀而成」的慎行原則，就是要多考慮不好的可能。從這種意義上，悲觀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悲觀論者面臨一種悖論，人們如果聽信他們的預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們的預言就會落空，也就會因此被譏笑為杞人憂天。
所以萬能的上帝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做預言時總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人們全都不信。
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