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係怎麼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麼。」

「你們究竟要做什麼？」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回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於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訊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麼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只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復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於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並不能說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呵！」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嘆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願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衝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說，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說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藉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著表示贊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一邊。」編輯繼續說，「他們說，只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籤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面短短幾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呼籲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願書，唯一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麼關係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牆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牆觀望，只是不敢這麼說。牆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著他說：「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說：「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說：「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過名嗎？」或者說：「你的意思是你不願意在赦免請願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麼說，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說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願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只是許許多多的藉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託烏斯還能說什麼呢？

他終於用笑聲打破了沉默，指著牆上的宣傳畫：「有這個當兵的逼我，問我籤還是不籤，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於是，三個人又笑了一陣。

「好了，」托馬斯笑過以後說，「我想想吧，過幾天我們還能碰碰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