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對方的擁抱中鬆脫出來，只說了一句話：「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麼高興呀。」這是她的天性允許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

誤解小辭典（繼續）「遊行」

遊行對義大利和法國人來說很容易。他們被父母逼著去教堂時，便以參加黨派作為報復（共產黨，毛澤東黨，托洛茨基黨等等）。然而薩賓娜的父親兩頭都不誤，開始送她去教堂，而後又逼她參加共青團會議。他擔心女兒游離組織之外將有所不測。

她參加強制性的遊行，總是合不上大家的步伐，身後的女孩老對她叫，或者有意踩她的腳後跟。唱歌時，她從來就不知道歌詞，只是把嘴巴張張合合，於是遭到其他女孩子的注意和告發。從小，她就恨遊行。

弗蘭茨曾就讀巴黎，天資不凡，二十歲那年就確定了學者生涯。從二十歲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將會被侷限在大學辦公室、一兩所圖書館，或兩三個演講廳裡。想到這種生活將把他窒息，他總是期望著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象從屋裡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間，他參加了每一次可能的遊行示威，去慶祝什麼，要求什麼，或抗議什麼，去露天裡和人們呆在一起。遊行的隊伍直抵聖耶門大街或從共和廣場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顛倒。他把行進和呼喊看成歐洲以及歐洲史的形象。歐洲就是偉大的進軍，從革命到革命，從鬥爭到鬥爭，永遠向前。

換一種方式說：弗蘭茨感到他的書本生活不真實，他渴望真實的生活，渴望與人們交往，肩並肩地步行，渴望他們的呼叫。他從沒有想過他所認為的不真實生活（在與世隔絕的辦公室或圖書室裡辛勞）事實上正是他的真實生活，而他想象為真實的遊行不是別的，只是戲院，舞場，狂歡——用另一句話來說，是一個夢。

薩賓娜讀書時佐在宿舍裡。五一節，所有的學生大清早都得報到參加遊行，學生幹部們清梳大樓以保無人漏掉。薩賓娜躲進電梯間，直到大樓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間。這裡比她記憶裡的任何地方都安靜，唯一的聲音是遠處遊行音樂的迴響。她彷彿正躲在一個小棚屋裡避難，只能聽到一個敵對世界的海濤喧囂。

移居一兩年後，她偶爾去巴黎參加祖國被入侵的週年紀念。抗議遊行當然在計劃之列，她當然也被捲了進去。年輕的法國人高高舉起拳頭，喊著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喜歡這些口號，但使她驚奇的是，她發現自己不能夠跟著他們一起喊。她只堅持了幾分鐘便離開了遊行隊伍。她向法國朋友們說起這件事，他們都很驚訝。「你的意思是說你不同意反對對你們國家的佔領？」她本來想告訴他們，在共產黨當局和法西斯主義的後面，在所有佔領與入侵的後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的口號的齊步遊行。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也沒法使別人明白這些，便尷尷尬尬地改變了話題。

「紐約的美」

弗蘭茨與薩賓娜在紐約街上一定就是幾個小時。每走一步都有新鮮的景觀，如同他們是循著一條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驚歎不已：一位年輕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禱；幾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婦女靠著一棵樹；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橫過馬路時指揮著一支無形的樂隊；一個噴泉在噴水而一群建築工人坐在噴泉邊上吃午飯；一些奇怪的鐵梯上上下下爬滿建築還配有醜陋的紅欄杆，醜到極致也就顯得美妙；再定過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牆面的摩天大樓，後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樓頂帶有小型的阿拉伯式遊樂廳，有塔樓，遊廊，還有鍍金圓柱。

她想起了自己的畫。也是一些極不調和的東西混在一起：鋼廠的建設工地上添了一盞煤油燈；一盞帶著彩畫玻璃燈罩的舊式燈破成了細細的碎片，撤落在荒涼的沼澤地。

弗蘭茨說，「歐洲人意識中的美總帶有預先規定的尺度，我們總是有一種審美的目的和一個長遠計劃。就是這個東西，使西方人花了幾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廣場。紐約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它沒有目的，不需要人的設計，就象石筍狀溶洞。它那些醜陋形式是偶然產生的，沒有設計的。在這樣不可思議的外圍環境中，它們突然閃耀出奇異的詩意。」

薩賓娜說：「沒有目的的美。說得對。換一種說法，可以是‘錯誤的美’。世界上的美整個兒消失以前，美還會依賴著失誤而存在一陣子。‘錯誤的美’——這是美的歷史上最後一個階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它的產生也是由於錯誤地滴了一滴紅顏料。是的，她的作品都基於「錯誤的美」，紐約是她作品的神秘而可靠的祖國。

弗蘭茨說：「也許人們設計出來的美過於嚴格和冷靜，紐約無目的美比它要豐富多變，但這不是我們歐洲人的美，是一個異己陌生的世界。」

他們最終談攏了嗎？沒有，看法仍然迥異。薩賓娜被紐約美的異生品格所深深吸引，而弗蘭茨覺得這種美新奇卻可怕，他眷眷地思念起歐洲來。

薩賓娜的國家

薩賓娜理解弗蘭茨對美國的乏味感。他是歐洲的化身：母親是維也納人，父親是法國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蘭茨極其羨慕薩賓娜的國家。無論什麼時候，她談起自己以及國內來的朋友，弗蘭茨聽到「監獄」、「迫害」、「敵方坦克」「移民」、「宣傳品」、「禁書」、「非法展覽」這類名詞，就油然生出一種羨慕加嚮往的複雜好奇感。

他對薩賓娜承認：「有個哲學家曾在文章裡說我著作中一切論點都是無法驗證的推測，稱我為‘冒牌的蘇格拉底’，我當時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發了一通火。現在一想，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經歷中最大的打擊！是我一生中戲劇性的種種可能的頂峰！我們倆，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兩維，你進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進入了小人國的領地。」

薩賓娜給以反駁，她說打擊、悲劇以及戲劇性事件不意味著什麼，沒有任何內在的價值，不值得尊敬和羨慕。真正值得羨慕的是弗蘭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靜安寧地獻身於此。

弗蘭茨搖搖頭：「一個社會富裕了，人們就不必雙手勞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動。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和越來越多的學生。學生們要拿學位，就得寫—寫學位論文。既然論文能寫天下萬物，論文題目便是無限。那些寫滿宇的稿紙車載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檔案庫裡。即使在萬靈節，也沒有人去光顧他們。文化正在死去，死於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這就是貴國的一本禁書比我們大學中滔滔萬卷宏論意義大得無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