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是意味深長的，同時又是美的。這一點看來被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給漏掉了。夢不僅僅是一種交流行為（如果你願意，也可視之為密碼交流）；也是一種審美活動，一種幻想遊戲，一種本身有價值的遊演算我們的夢證明，想象——夢見那些不曾發生的事。是人類的最深層需要。這裡存在著危險。如果這些夢境不美，它們就會很快被忘記。特麗莎老是返回她的夢境，腦海裡老是舊夢重溫，最後把它們變成了銘刻。而托馬斯就在特麗莎的夢囈下生活，這夢囈是她夢的殘忍之美所放射出來的催眠迷咒。
「親愛的特麗莎，甜美的特麗莎，我正在失去你嗎？」有一次，他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家酒店裡，他說，「每一夜你都夢見死，好象你真的願意告別這個世界……」
那是在白天，理智與意志又回來了。一滴紅色的葡萄酒饅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無辦法，托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愛我，我知道你對我的不忠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她望著他，眼裡充滿了愛，但是她害怕即將到來的黑夜，害怕那些夢。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與黑夜在抗爭。
不論誰，如果目標是「上進」，那麼某一天他一定會暈眩。怎麼暈法？是害怕掉下去嗎？當了望臺有了防暈的扶欄之後，我們為什麼害怕掉下去呢？不，這種暈眩是另一種東西，它是來自我們身下空洞世界的聲音，引誘著我們，逗弄著我們；它是一種要倒下去的慾望。抗拒這種可怕的慾望，我們保護著自己，
那些裸體女人圍著游泳池行進，那些棺材裡的屍體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經逃離，但這個世界神秘地召喚她回來。這些就是她的暈眩：她聽了一種甜美的（幾乎是歡快的）呼喚，重新宣讀了她的命運和靈魂，聽到了沒有靈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喚她。虛弱的時候，她打算響應這一召喚，回到母親那裡去；打算驅散她身體甲板上靈魂的水手們；打算趨就到母親的朋友們中間去，當有人放響屁時跟著笑；還打算和她們一起圍著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確，直到特麗莎離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親。可我們也不要忘記，她同時沒有一天不是愛她的。只要母親用一種愛的聲音說話，她願意為母親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氣離開母親的唯一原因就是，她從未聽到那種聲音。
特麗莎的母親意識到自己的專橫對女兒不再起作用時，便開始給她寫一些發牢騷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闆、自己的身體以及孩子，並讓特麗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親人。特麗莎想到，二十中後她終於聽到了母親愛她的聲音，她想回到母親身邊去。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她眼下感到如此虛弱，被托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這暴露了她的無能，這種無能總是導向暈眩，導向不可戰勝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親打來電話說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幾個月了。訊息變成了她對托馬斯不忠的絕望反叛。她自責地對自己說，她為了一個男人背叛了母親，可那個男人並不愛她。她願意忘記母親對她施及的一切磨難。她現在已能設身處地對母親有所理解；她們置身於同樣的處境：母親愛她的繼父，正如她愛托馬斯，而繼父用不忠的行為來折磨母親，正如托馬斯用同樣的方式來傷害她。造成母親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麗莎告訴托馬斯她母親病了，她要花一個星期去看她。她的聲音裡充滿惡意。
托馬斯反對她去，感覺到她回到母親那兒去的真正動因不過是暈眩。他給那個小鎮的醫院掛了個電話，查詢全鎮關於癌症的詳細記載，不難發現特麗莎的母親根本沒有癌症的懷疑，甚至一年多來從未看過病，
特麗莎順從托馬斯沒有去探視母親。可幾個小時之後，她摔倒在大街上，傷了膝蓋。她走路開始步履不穩了，幾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麼東西，至少也得給什麼東西絆一下。
一種無法剋制的要倒下去的慾念支配著她。她生活在不斷暈眩的狀態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總是說：「扶我起來吧。」托馬斯不斷地耐心把她扶起來，
「我想與你在我的畫室裡做愛。那兒象一個圍滿了人群的舞臺，觀眾不許靠近我們，但他們不得不注視著我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景觀對特麗莎來說已失去了初始的殘酷，甚至開始使她有些興奮。她與托馬斯做愛，總是小聲地向他叨唸那些細節。
隨後，她突然想到一個辦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馬斯的不忠而不去責怪：他只須帶著她，帶著她去與情婦幽會！她的身體也許又會成為她們中間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體將成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
另一個自我。「我會為你去給她們脫衣服的，給她們洗澡，然後把她們帶給你……」他們緊緊樓抱在了起時，她總是如此低語。她期望著他們兩人融合成一個兩性人，其他女人的身體將成為他們的玩物。
呵，成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個自我！托馬斯根本不願理解這一點，特麗莎卻無法擺脫它。她試圖培養自己與薩賓娜的友誼，開始主動為薩賓娜照相什麼的。特麗莎應邀去薩賓娜的畫室，終於看到了這間寬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寬，講臺一樣的床。薩賓娜把斜靠著牆的畫展示給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沒到這裡來過。」她甚至搬出她在學校時畫的一張舊畫：正在建設中的煉鋼廠。那時是最嚴格的現實主義教育時期（據說非現實主義的藝術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以當時爭強好勝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師還「嚴格」，作畫時隱藏了一一切筆觸，畫得幾乎象彩色照片。
「這張畫，我偶然滴了一點紅色顏料在上面。開始我叫苦不迭，後來倒欣賞起它來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來象一道裂縫。它把這個建築工地變成了一個關合的陳舊景幕，景幕上畫了些建築工地而已。我開始來玩味這士道裂縫，把它塗滿，老想著在那後面該看見什麼。這就開始了我第一個時期的畫，我稱它為‘在景物之後’。當然，我不能把這些畫給任何人看，我會被美術學院踢出來的。那些畫，表面上總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現實主義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縫的景幕後面，隱藏著不同的東西，神秘而又抽象的東西。」
停了一下，她又說：「表面的東西是明白無誤的謊言，下面卻是神秘莫測的真理。」
特麗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傾聽，那模樣，教授們在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她開始領悟薩賓娜的作品，過去的和現在的，的確在處理著同一觀念，融會著兩種主題，兩個世界。它們正如常言所說，都有雙重暴光。一張風景畫同時又顯現出一盞老式檯燈的燈光。一種由蘋果、堅果以及一小梯綴滿燭光的聖誕樹所組合的田園寧靜生活，卻透現出一隻撕破畫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對薩賓娜的傾慕之情，因為薩賓娜把她當一個朋友。她的傾慕使畏怯和猜疑緩解了，變成了友誼。
她幾乎忘記了自已是來拍照的。薩賓娜不得不提醒她。特麗莎終於把視線從那些畫上移開，投向那張擺在房子中央的、講臺一樣的床。
床的旁邊是一張小桌，桌上放著一個人頭模型，那種理髮師們用來放假髮的頭型。薩賓娜的假髮架上沒有假髮，倒套著一頂圓頂禮帽。「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說。
這是一種黑黑的、硬硬的圓頂禮帽——特麗莎只在電影裡見過，就是卓別林戴的那種。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來打量了一陣，說：「願意讓我拍一張你戴著它的照片嗎？」
這個主意讓薩賓娜笑了好久。特麗莎把禮帽放下，拿起照相機開始拍。
約摸拍了一個小時，她突然問：「照點裸體的怎麼樣？」「裸體照？」薩賓娜笑了。「是的，」特麗莎更大膽地重複她的建議，「裸體的。」
「那得喝酒。」薩賓娜把酒瓶開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