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來，特麗莎只是她母親這種標示的繼續，她母親正是這樣來拋棄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拋在身後遠遠的。

（如果說特麗莎有些神經質的動作，姿態缺乏某種自然的優雅，我們是不會驚訝的。她母親傲慢、粗野、自毀自虐的舉止給她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特麗莎的母親要求公正。她想看見罪行遭到懲處清算。這就是她堅持讓女兒伴著她留在那無貞潔世界裡的原因。在那裡，青春與美麗一文不值，世界不過是肉體巨大的集中營，人人都差不多，靈魂是看不見的。

現在我們比較能理解了，為什麼特麗莎久久凝視和不時瞥視鏡子，並有一種犯禁負疚的感覺。她是在與母親作戰，是在期待著找到一個與別人不同的軀體，期待自己臉上顯示出從最底層釋放出來的水手一樣的靈魂。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靈魂——那悲傷、怯懦、自我封閉的心靈——隱藏在身體內的底層，羞於顯露自己。

於是，那一天她初識托馬斯，在餐館的醉鬼們當中曲折穿行，她的軀體被盤中的啤酒沉沉地垂壓，她的靈魂在胃或胰臟的什麼位置。後來，托馬斯叫她，那聲叫喚的意義太大了，因為呼喚者既不知道她母親，也不知道那幫醉鬼，對他們日復一日單調的猥褻髒話也一無所知。他的上流身分使他超凡出眾。

另外，還有些事也使他顯得與眾不同：他的桌子上放著一本開啟了的書。這個店子從未有人把書開啟放在桌上。在特麗莎的眼裡，那些書是友誼默契的象徵。她也愛讀書，她只有一件武器來與這個包圍著她的惡濁世界相對抗：從市圖書館借來的書，首先又是小說。她讀了大量小說，從菲爾丁到托馬斯.曼。這些書不僅提供了一種能使她擺脫無聊生活的虛幻可能性，作為一種物體，它們還有著另一種意義：她喜歡腋下夾一本書在街上走。這與一百年前花花公子們的華美手杖一樣有意義，使她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把書比作公子們的華美手杖還不很準確。手杖不但使主人區別於其他人，還使它的主人新派、時鬃。書使特麗莎與眾不同，卻是過時的時尚了。當然，她還太年輕，看不到她在別人眼裡的老時鬃意昧。她居然認為年輕人走路時戴著個收音機耳機實在傻氣，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個喚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時又是個與她有友誼默契的人。他喚她的聲音是和善的，於是，特麗莎感到她的靈魂從血管裡和毛孔裡衝出體外，向他展示開來。

托馬期從蘇黎世回到布拉格後，開始想到他與特麗莎的結識只不過是六個極其偶然機遇的結果，總覺得有些不安。

事實上，難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帶來的事件，才更見意義重大和值得注意麼？

機遇，只有機遇才給我們啟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預期的事情，日日重複的事情，總是無言無語，只有機遇能勸我的說話。我們讀出其中含義，就如吉普賽人從沉入杯底的吻啡渣裡讀出幻象。

托馬斯出現在餐館裡的特麗莎面前是絕對偶然的。他坐在那兒，展卷讀書，突然接頭看見了她，微笑著說：「請來一杯白蘭地。」

那一刻，收音機碰巧在放音樂。她去櫃檯後面倒白蘭地，順手將音量調大了一些。她聽出是貝多芬。自從布拉格的某一個絃樂四重奏演出隊到他的鎮上演出以來，她便知道了貝多芬的音樂。特麗莎（如我們所知，她總是渴望「上進」）去明瞭音樂會。大廳裡幾乎是空的，除她以外，聽眾只有當地藥技師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們面對著臺下一支「三重奏」的觀眾團，還是好心地沒有取消演出。他們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後三部四重奏樂曲。

後來，藥劑師邀請樂手們吃飯，也叫了觀眾席中這位女孩子同往。從那的起，貝多芬便成了她對世界另一個面的想象，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當她端著白蘭地繞出櫃檯時，她努力想弄懂這個機遇的啟示：她應召給一位吸引著她的陌生男人送白蘭地的時刻，偏偏就是她聽到貝多芬之瞬間，這是多麼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們都寓含在機遇之中。如果愛情是不能忘懷的，機緣一定會立即展翅向它飛落，象鳥兒飛向方濟各翅膀。

他把她喚轉來付酒錢，合上書（友誼默契的象徵）。她想問問他讀的什麼書。、「你能把酒錢記在我帳上嗎？」他問。

「可以的。」她問，「你住幾號房間？」

他把鑰匙給她看，鑰匙系在一個木牌子上，上面畫了個紅色的六宇。「怪了，」她說，「六。」

「有什麼奇怪的？」他問。

她突然記取父母離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號，可她回答說：「你住在六號房，而我的班六點鐘完。」（我們據此可以稱讚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車七點開。」陌生人說。

她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給了一張賬單請他簽字，又將其交至服務檯。等她幹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麼？她興奮地離開旅館。

旅館對面是一個荒蕪的小公園，破敗得只能在這骯髒小鎮上找到。但對特麗莎來說，它一直是一個美麗的小島：那裡有草地，有四棵白楊樹，有幾條長凳，有一樹垂柳，還有一點兒叫連翹的灌木叢。

他坐在一張黃色的長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館大門。天，正是她以前讀書時常坐的那張凳子！於是她知道（機緣的鳥兒開始在她的肩頭閃閃發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運。他叫住她，邀請她坐在自己身邊。（她靈魂的水手們已經衝上她身體的甲板了。）然後，她送他走列車站，他把名片給了她以示告別：「如果你偶然有機會來布拉格的話……」

他在最後一刻塞給她的遠不止一張名片，而是對所有機緣的召喚（那本書，貝多芬，數字六，黃色的公園長凳）。這一切給了她離開家庭去改變命運的勇氣。也許正是這些機緣（相當平常簡單，順便說，

甚至無多興味，卻是人們在這毫無生氣的小鎮裡所期望的），使她愛情萌動，並給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無怠倦。

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都在與機緣的碰撞中度過。更準確地說，是在與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過，我們稱之為巧合。「巧合」是指兩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時發生了，相遇了：托馬斯出現在旅館餐廳的同時，收音機裡播放貝多芬。我們甚至沒有注意到大量的這樣的巧合。如果托馬斯坐的席位被當地屠夫佔了，特麗莎就不會注意到收音機在播放貝多芬（儘管貝多芬與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種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愛情加強了她對美的敏感，也就忘不了那音樂；無論什麼時候聽到它，都會被深深打動。那一刻發生在她周圍的一切皆因為音樂而生輝，而顯得美好起來。

在特麗莎去見托馬斯時腋下夾的那本小說中，安娜與沃倫斯基是在一種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們倆在火車站相見，其時有一個人被火車軋死。在這部小說的結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車下。這是文章的對應——如音樂中開頭與結尾有著同一動機也許顯得太小說味了一些，我也同意這麼說。但是得有個條件，就是別把那些「虛假的」、「杜撰的」、「違背生活真實」的概念，也用在「小說味」這個詞語上。因為人類的生活確切地說，就是用這種方式構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