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他們設法給它取個名字。托馬斯要讓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麗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來時腋下夾著那本書，建議讓狗名叫「托爾斯秦」。

「它不能叫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個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麼樣？」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麼滑稽的臉，它太象卡列寧，對，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經常想象中的樣子。」

「叫卡列寧不會影響她的性機能嗎？」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們叫得多了，可能會發展同性戀趨向。」

太奇怪了，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們一般更衷情於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寧是例外，決心與特麗莎相好。托馬斯為此而感謝它，總是敲敲那小狗的頭：「幹得好，卡列寧！我當初要你就為了這個。我不能安頓好她，你可一定得幫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寧的幫助，托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是幾年之後，大約在俄國坦克攻佔他的祖國後的第十天。這是1968中8月，托馬斯接到白天從蘇黎世一所醫院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院長，一位內科大夫，在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上曾與托馬斯結下了友誼。他為托馬斯擔心，堅持讓他去那兒工作。

因為特麗莎的緣故，托馬斯想也沒想便謝絕了瑞士那位院長的邀請。他估計她不會願意離開這兒。在佔領的頭一週裡，她沉浸在一種類似快樂的狀態之中，帶著照相機在街上轉游，然後把一些膠捲交給外國記者們，事實上是記者們搶著要。有一次，她做得太過火，竟然給一位俄國軍官來了一個近鏡頭：衝著一群老百姓舉起左輪手槍。她被捕了，在佔領軍指揮部裡過了一夜。他們還威脅著要槍斃她。可他們剛一放走她，她又帶著照相機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為如此，佔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麼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麼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麼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這倒是真的：她的興奮感只延續了一個星期，那時國家的頭面人物象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種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宇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衝著勃列日列夫和他計程車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丑。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與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檔案。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臺作了演說。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氣，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鐘。

正因為如此，佔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麼不想去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