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黎黎說：「屋裡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國，無國乃無家，走吧，別耽誤了。」

金珍還是一動不動地坐著，像是離別的愁悵將他牢牢地粘在了凳子上，動不了了！

外面又響起汽車喇叭聲，比剛才拖長了聲音。小黎黎看金珍還是沒動，跟老夫人使個眼色，意思是喊她說句話。

老夫人上來，雙手輕輕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說：「走吧，珍弟，總是要走的，師孃等著你來信。」

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朦朦朧朧地立起身，恍恍惚惚地邁開步子，往門口走去，卻沒有話語，腳步也是輕輕的，像夢遊似的走，把家裡人都弄得糊里糊塗的，都如夢遊似的跟他走。走到門前，金珍猛然轉過身來，咚地一聲跪在地上，對著兩位老人沒有猶豫地磕了一個響頭，帶淚地喊一聲：

「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們的兒……」

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點多鐘，就是從這一刻起，幾乎像一棵樹又像一個傳說一樣在n大學校園裡既沉靜又喧囂地度過十餘年的數學天才金珍，即將踏上神秘的不歸路。臨行前，他向兩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個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與親人們作別，從而使原本已帶淚的離別變得更加淚流滿面，好像離別的雙方都預先知道這次離別的不同尋常。可以不誇張地說，從那之後，沒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裡，他隨著吉普車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隻大鳥帶走，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消失了。感覺是這個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經擁有便把他的過去和以後徹底隔開了，也把他和現實世界徹底隔開了。以後，人們只知道他呆在某一個地方，這地方的通訊地址是——

本市36號信箱。

彷彿很近，就在身邊。

可實際上無人知曉這究竟是個什麼地方——

【容先生訪談實錄】

我曾問過幾個在郵局工作的學生，本市36號信箱是個什麼單位、在哪裡，得到的答覆都是不知道，好像這是地球以外的一個地址。開始我們都以為這地方就在本市，但當我們收到珍弟第一封來信時，信在路上走的時間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個掩人耳目的東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遠，甚至可能在很遠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後第三天寫的，我們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沒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欄裡是毛主席的一句詩：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是毛主席的親筆手跡，印成紅色。最特別的是，信封上沒有始發郵局的郵戳，只有接收局的郵戳。以後，每次來信都這樣，同樣的信封，同樣的沒有始發郵戳，郵路時間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主席的詩句被換成當時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還一樣。什麼叫國家機密？從珍弟神秘怪誕的來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點點。

是珍弟走的當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颳著大風，天氣驟然降溫，吃飯的時候，父親突然覺得有點頭痛，都以為是著涼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後，便早早上樓去休息了。沒幾個小時，等母親上床去休息時，發現父親身上還是熱乎的，但人已沒了氣息。父親就這樣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幾片藥是毒藥，好像父親知道沒有珍弟他的課題研究註定要流產，所以就乾淨利索地結束了自己。

當然，事實不是這樣的，是腦溢血奪走了父親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來，開始我們有些猶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單位又那麼神秘重要，又那麼遠——我當時已篤定珍弟沒在本市。但母親最後還是決定喊，母親說：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們的兒子，父親去世當然要喊他回來。就這樣，我們給珍弟拍去電報，通知他回來參加葬禮。

但來的卻是一個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給父親敬獻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禮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個，但我們還是感覺不到安慰，甚至還有些憂傷。說真的，以我們對珍弟的瞭解，只要他能回來是一定會回來的，他是個非常認死理的人，認定的事他會採取任何方法去做，不會前怕狼後怕虎的。他不回來，我們當然想法很多，不知為什麼，也許是來人說的有些話太隱晦，什麼以後家裡有啥事金珍回來的可能性都很小；什麼他們都是容金珍親密無間的兄弟，他們來就代表容金珍來；什麼這個他無法回答我們，那個他不能說的，等等。這些話我聽著想著，有時候我會突然懷疑珍弟已經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後的來信越來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這樣，老是見信見不到人，我真的越來越懷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個事關國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機構裡，生命也許是最容易偉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榮的，而給死者親屬製造人死猶在的假象，可以說就是我們體現光榮常用的一種方式，是光榮的一部分。總之，隨著珍弟一年年的不回來，看不到他人，聽不到他聲，光憑几封信，我對他能不能安然回來已經越來越沒信心了。

然後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跟著是埋在我個人命運裡幾十年的一枚炸彈也爆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說我一直在苦戀那個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種大膽離奇的設想、妖怪的推理相繼粉墨登場，什麼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麼愛他就是愛國民黨，什麼我是國民黨的情婦，什麼我是國民黨的特務等等，反正說什麼的都有，說什麼都是想當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報貼出的當天下午，幾十個學生就稀里嘩啦地包圍了我家，也許是父親的餘威吧，他們只是烏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沒有衝進屋把我揪出去，後來校長又及時趕來把他們勸走了。這是第一次對我發難，有點點到為止的意思，沒太過激的行為。第二次是一個多月後，一下捲來幾百人，前面壓著校長等好幾個當時學校的權威人物，來了就衝進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頂國民黨情婦的高帽子，匯入被批鬥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樣的遊行示眾。完了，又把我和化學系的一個生活作風有些腐化傳言的女教師關在一間女廁所裡，白天拉出來鬥，晚上押回來寫材料。後來我倆還被當眾剃成陰陽頭，完全變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親在批鬥現場見到我，嚇得當場昏厥過去。

母親躺倒在醫院裡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這日子簡直比在油鍋上煎還難受！這天晚上，我偷偷給珍弟寫了封電報，只有一句話：如果你還活著就回來救我！是以母親的名義寫的。第二天，一個同情我的學生幫我將電報拿去發了。電報發出後，我想過各種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無迴音，其次是像前次父親死時一樣來一個陌生人，至於珍弟親自來的想頭幾乎就沒有，更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地出現在我面前——（未完待續）

這一天，容先生正陪她的同黨在化學系教學樓前接受批鬥。兩人站在大樓進出門廳的臺階上，頭上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兩邊是獵獵紅旗和標語什麼的，下面是化學系三個班的學生和部分老師，約有二百來號人，都席地而坐，發言的人會站起來，感覺還是很有秩序的。就這樣，從上午10點多鐘開始，又是揭發，又是審判的。中午，他們在現場吃飯（有人送的），容先生她們在現場背毛主席語錄。到下午四點多鐘時，兩人腳早已站麻木，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這時，一輛掛著軍牌照的吉普車突然開過來，停在樓前，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去。車上下來三個人，兩個高個子，一左一右夾著一個小個子，徑自朝批鬥現場走來。快走近臺階時，幾個值勤的紅衛兵攔住他們，問他們是什麼人，中間的小個子很蠻橫地說：

「我們是來帶容因易的！」

「你是什麼人？」

「來帶他的人！」

一紅衛兵看他說話口氣這麼大，沉下臉，厲聲回敬他：「她是國民黨情婦，不能走！」

那小個子狠狠地盯他一眼，突然呸了一聲，罵道：「你放屁！她要是國民黨，那我也不成國民黨啦？你知道我是誰？告訴你，今天我非把她帶走不可，讓開！」

說著，一把推開攔他的人，衝上臺階去。

這時，不知誰喊道：「他膽敢罵我們紅衛兵，把他捆起來！」

一下子，人都站起來，湧上去，團著他一頓亂拳。這時如果沒人保護他，亂拳之下說死人就是要死人的，幸虧有陪他的人保護他，這兩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就趕出一個小圈子，他就站在圈子裡面，兩人像保鏢一樣地護著他，一邊雙雙高喊著：

「我們是毛主席的人，誰敢打我們誰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紅衛兵！我們是毛主席最親的人，散開！散開！」

完全靠著萬夫不擋之勇，兩人終於把小個子從人團裡救出去，一個人護著他往前跑，一個人跑著跑著，卻突然地轉過身，從身上摸出手槍，朝天開一槍，大聲喝道：

「都給我站著！我是毛主席派來的！」

所有人都被這突然的槍響和他的威嚴鎮住，怔怔地望著他。但後面不時有人在喊紅衛兵不怕死、別怕他什麼的，眼看局面又要發生突變，這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本證件——鮮豔的紅色，封皮上有個很大的國徽——開啟證件內頁，高舉著，亮給大家看：

「你們看，我們是毛主席的人！我們在執行毛主席下達的任務，誰要敢鬧事，毛主席就會派部隊來把他抓起來！現在我們都是毛主席的人，有話好好說，請你們的領導同志站出來，毛主席有話要說。」

人群裡站出來兩個頭目，那人收起手槍，請兩人在一邊耳語一番後，兩個頭目明顯被說服了，回頭就對大家說他們確實是毛主席最親的人，要大家都回原地坐下。不一會兒，現場又安靜下來，已經跑出幾十米遠的兩人又迴轉過來，一個頭目甚至很遠地迎上去握住小個子的手，另一個頭目則向大家介紹說他是毛主席的英雄，要大家鼓掌歡迎。掌聲稀稀拉拉的，說明大家對英雄還是有情緒。也許是怕再生事，那個先前開槍的人沒讓英雄過來，他迎上去跟他竊竊私語幾句，把他送上車，喊司機開車走，自己則留下沒走。車子發動後，英雄從車窗裡探出頭，大聲喊道：

「姐，你別害怕，我這就去喊人來救你！」

此人就是金珍！

容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