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徵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於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鑑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后，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荊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一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鑑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一江一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一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一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一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譁眾取一寵一的民一主自一由的制度之中了！/p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覆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一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一導一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范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開啟一看，箱裡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嘆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它是隨方逐圓，面面俱到的。歷史的經驗留給我們的殷鑑，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面事實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於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復國正位，為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復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餘城。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裡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教武，一舉而復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後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於黃老的學術一精一華。司馬遷讚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服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

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几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二邑，乃效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