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推行新政前前後後也有十幾年了，但隨著時間的延續、收復疆域的擴大、各項制度的深入修正，我們推行新政的阻力越來越大，很多改制之策甚至要通過暴力手段才能得以實施，這說明新政出了問題，我們需要冷靜下來好好反思，探尋其中的緣由。」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一直都以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權力之爭，是利益之爭，是學術之爭，所以一直竭盡全力在這幾個方面予以解決，但我們沒有解決好，反而讓各種矛盾越來越激烈。這時飛燕兄突然在晉陽提出了儒道相融、援道入儒的學術改良之策，此策猶如醍醐灌頂，讓人豁然開朗……」李瑋歎服道，「這其實正是我們一直在苦苦尋找的解決之策啊。」
「現在我們知道了，新政推行阻力越來越大的根本原因是我們賴以制定國策的學術思想已經不適應中興大業的需要了，經學腐朽了，老化了，我們需要新的學術思想，需要新儒學，新道學，或者其它某種更好的學術思想，這種新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學術思想將成為朝廷制定國策的新基礎，繼而讓學術和國策相適應，讓朝野上下同心協力，共振社稷，共興大漢。」
李弘眼前一亮，立時便明白了新政步履維艱的原因。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經學當真走到窮途末路了？」
「的確走到窮途末路了。」李瑋說道，「自大儒董仲舒創立以‘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新儒學以來，經學各派歷盡爭論，先有孝宣皇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的石渠閣之議，後有孝章皇帝的使諸儒共正經義的白虎觀之議，最後皇帝親自稱制臨決，經學各派求同存異，互相協調，終於在‘三綱五常’的基礎上實現了經學與讖緯學的結合，經學各派隨即由紛爭走向統一，而‘三綱五常’也在神學的華麗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便是‘汪汪乎丕天之大律’的經學理論法典《白虎通義》。」
「朝廷以皇權的力量結束了經學內部的矛盾與紛爭，經學就此喪失了持續發展的動力。儒學從子學演變為經學，又從經學墮落為神學，從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看看今天的新經學、今古文經學，三家在注經的時候都用讖緯，由此可見經學衰落到了何種地步。讖緯之學流傳了三百多年，已經從骨子裡滲進了經學各派，要想徹底根除神學對經學的侵蝕，沒有外部競爭的動力，沒有新興學術的援助，沒有一代代儒士的努力，根本不可能。」
「但儒學面臨的挑戰還不止如此。」
「儒家的基礎是名教之治，所謂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為主的禮教，包含忠、孝、仁、義、禮、信等教條。這些名教經過董仲舒等大儒的改造後，又新增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神學成分，並發展成為‘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這使得新儒學帶上了濃厚的宗教神學倫理道德觀，遭到了歷代大儒比如揚雄、桓譚、王充等人的猛烈批判，儒學的至尊地位因此受到動搖，接著它又遭到了兩次黨錮之禍，這給了奉儒家學說為圭臬的儒士們以沉重打擊，馬融、蔡邕、鄭玄、許劭等大儒就是在那個時期開始求助於道家學說，以黃老之學註解儒家典籍，以道家學說解釋儒家名教，試圖援道入儒，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新論證，極力挽救和重振儒學。」
「中平元年黃巾起事、西涼邊章韓遂起事，中平六年董卓進京、禍亂社稷，從初平年間開始，袁紹、劉表、曹操等人又互相混戰，這些人表面上高唱著禮法名教，實際上卻幹著種種卑鄙無恥的勾當，把儒家學說的仁義道德作為自己篡奪社稷的工具，肆意踐踏和褻瀆儒家的禮法名教，傳承數百年的儒家名教之治再也無法維持天下的穩定，保護社稷江山，儒學隨即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儒生們也因此悲觀彷徨。更多人清楚地意識到儒學已經衰落、凋零，正在像馬融等大儒一樣積極尋求挽救和振興儒學之道。」
「儒學的生存危機迫在眉睫，而解決儒學危機的辦法就是儒道相融，利用道家黃老之學改良經學，拋棄經學中腐朽的倫理道德觀，恢復儒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從而讓儒學重新煥發青春，重新發揮其巨大的力量，重新承擔起振興大漢的重任。」
李弘沉吟良久，擔憂地說道：「儒道兩家的學說，彼此對立而又相互排斥。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孔子，主張仁義，以名立教。道家以天道無為立論，主張道法自然，萬物自然化生，其治國理念則表現為清靜無為。這兩家學說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嗎？」
李瑋想了一下，緩緩說道：「儒學與道學在其核心和主旨上的確不同，但從某些方面來說，兩者觀點上又有很多近似之處，尤其是黃老之學的主要典籍《黃帝四經》和儒學在治國理念上更是互通互補，彼此並不矛盾。」
儒學主張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義，它要求人們過著倫理社會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聖賢的遺訓，剋制自己的情慾，指導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為社會上德行優良、理智堅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學，在自我方面強調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倫方面恪守禮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齊家、進可以治國平天下。
黃老之學是道家的一個學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聯絡，又有區別，它融鑄道法，兼採儒墨、名家、陰陽家等各派之長。（黃老之學不同於老莊之學，這一點務必重要。）
黃老之學以「先天地生」的「道」為世界的本源和決定萬物興衰存亡的客觀法則，要求人們遵循它，並將老子玄遠的「道」加以發揮，廣泛運用於社會、政治、人生各個方面。黃老之學主張「無為而治」，但摒棄了老子消極遁世的內容，將「循理而舉事」的合理行為視為「無為」，從而將其發展為積極「入世」的治道，要求統治者節慾、惠民、行仁義，不要強行干擾老百姓的正常生產、生活，以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恢復、發展。在政治思想上，黃老之學以道家為本，將「法治」與「德治」相結合，認為「無為」不僅是一種高超的統治之術，更具有豐富的道德倫理內涵。這種「無為」非《老子》的那種絕對的、無條件的「無為」，而是一種新的「無為」學說。
由此可見，兩者在最終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過兩者實現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樣而已。
那麼，兩者應該如何融合？在什麼地方融合才能有助於社稷的振興、中興大業的成功？對於今日朝廷來說，朝廷的需要，中興大業的需要，就是兩者應該融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麼？
大漢律法的絕對威嚴，令行禁止。
在皇權和相權有效制衡基礎上的君權至上。
對天子和朝廷的絕對忠誠。
百姓安居樂業。
黃老之學的「無為」並非絕對「無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無為（陛下垂拱）臣有為（參等守職，遵而勿失）。「法」具有無上的神聖性。因此，君主在根據「道」的要求制訂了「法」之後，便應一切「皆斷於法」，而不應該「以私而廢公」、「以我而釋法」，這種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廢天下之公法的「公正無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貫徹，例如，當年孝文皇帝與其廷尉張釋之在處理所謂「犯蹕（bi）」案與「盜取玉環」案時所採取的態度便是這樣一種公正無私的態度。朝廷所信奉的這種「公正無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漢在立國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榮。
「以法治國、公正無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興和大漢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經學死死守著「以德治國、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黃老之學的「無為」是以「有為」為前提的「無為」，是君「無為」而臣「有為」，是一種君主駕馭臣下的統治之術，因此這種「無為」又可以稱為「無不為」。
在《黃帝四經》看來，「道」雖然「無為」，但「道」卻又生「法」，因此作為「執道者」的君主的「無為」也應象「道」那樣，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後的一種「無為」，但是，君主雖然可以「無為」，大臣們還是必須「左執規、右執矩」，以使法令得以實施。也就是說，君主不要事必躬親，事事操勞，要任其自然，要善於利用和依靠大臣們去處理各種政事。在臣下奮發有為的基礎上君主便可以「無為」了，但君主並不是什麼都不幹，君主的職責是「虛靜謹聽」，對大臣們處理政事的情況進行審察，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名實相符，並據此決定生殺賞罰。
大臣們又應該恪守哪些原則呢？一要謙虛謹慎，勤於政事；二要以身作則，摒除私慾；三要寵辱皆忘，知足常樂。如此一來，國政就會出現「以無統有、執一統眾、以寡治眾和以靜而廣」，繼而「得眾心」的國泰民安的局面。
在黃老之學看來，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靜無為，設官分職，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謹，不求名利，謙恭地教導百姓，那麼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樣，君權神授，皇權至高無上，權柄集於君主一身，君主做為天下之儀表，事必躬親，「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事無鉅細，都要一一過問，那麼，則「主勞而臣逸」，皇權和相權嚴重失衡，長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了。
黃老之學的「無為」提倡皇權和相權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穩定當前的官制，實現皇權和相權有效制衡基礎上的君權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應、君權神聖」所主張君主集權，已經對社稷穩定形成了威脅，朝廷必須起用一種新儒學做為國策基礎，從而穩定和鞏固現行制度，並保證此制能長久延續下去。
黃老之學根據天與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陰陽二氣的對立衝突中「陽主陰次、陽動陰靜」的特點，提出了尊卑有序、貴賤有位、等級有別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這一點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為天子」的觀點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曾就湯武除桀紂的問題展開辯論，辯論的主題是湯武除桀紂是「受天命」還是「臣弒君」。
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孝景皇帝下判斷說，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請他們不要再爭論湯武除桀紂的是非了，其實也就是不贊成湯武除桀紂。在孝景皇帝看來，道家黃生的臣下絕對忠於君主的思想更有利於維護王朝的統治，而轅固的「受天命」理論則會給社稷穩定帶有很大危險，它既可用來論證「強漢」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發動叛亂和推翻本朝統治的藉口。「受天命」的觀點成了當初儒學不能興盛的原因之一。（這個轅固後來又與竇太后爭辯儒道兩家的高低，竇太后大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孝景皇帝給了他一把好刀，否則他就要被野豬咬死了。）
當今天下，長安有個天子，襄陽有個天子，誰是正統？誰應該受天命為天子？是不是應該有德行高尚的人出來受命於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權淪落，誰來做皇帝，估計沒多少在意，甚至包括長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對天子和朝廷的忠誠還是停留在嘴裡。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動盪、生靈塗炭等等，但儒學衰敗是個不爭的事實，儒學衰敗導致人們對儒家的綱常名教、對於「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等儒家學說失望到了極致，在很多人的眼裡，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什麼尊卑有序、貴賤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長時間以來，各方豪雄為了爭奪權柄霸佔疆土，不惜誅殺無仇之民，攻伐無罪之城，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結果，殭屍動以萬計，流血漂櫓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來綠草茵茵、五穀飄香的原野，變得荒無人煙，滿目淒涼，而昔日繁華熱鬧、車水馬龍的城邑，更是成為瓦礫廢墟，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王公貴族、門閥富豪們還是利用手中的權勢和實力窮奢極侈，橫徵暴斂，為所欲為，誓死要榨乾百姓的血肉。他們吃喝玩樂，穿著綾羅綢緞，住著瓊樓高宇，家裡堆滿了金銀和錢糧，過著荒淫生活，而可憐的百姓們被迫背井離鄉，四處流亡，啼飢號寒，人競相食，白骨蔽野。試問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三綱五常？還有什麼禮法名教？還有多少人對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種新儒學，重建尊卑有序、貴賤有位、等級有別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重建禮法名教，並在此基礎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儀，重建大漢王朝的信心和榮耀。
《黃帝四經》重視農業生產，認為根據天地、陰陽、四時的自然規律，應該頒佈相應的農業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統治者就應「恭儉無為」，不要在農忙季節大興土木以「逆天時、亂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財而使百姓無法繼續生產，而要做到這種以不干涉、不影響百姓的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無為」，天子和各級官吏必須在生活上「恭儉樸素」，不尚奢華。
這同樣是當前朝廷急需解決的問題。
重農抑商的政策朝廷頒佈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農夫的收入並沒有顯著提高，而這些年奢華之風卻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門閥世家和商賈富豪，尤其是婚嫁和喪葬，更是成了人們競相攀比花錢的地方。貧苦百姓們在奢華之風的影響下，日子越來越艱難。
儒家的核心是禮，禮制紛繁複雜，諸多禮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需要花費很多錢財，而最花錢的就是婚禮和喪禮。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家資一般在數萬錢至十餘萬錢之間，而一個男子的聘金數基本上是其家資的總數，在萬餘錢至數萬錢之間，加上婚宴花費，一個男子娶親就足以讓其家一貧如洗。
至於喪葬花費更是驚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國的根本，是對人的最基本要求。人們為了表達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風自秦開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對厚葬習俗感嘆說，「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儀不能達。」因為埋葬死者而弄得傾家蕩產、而賣身為奴、而貪贓枉法、而鋌而走險者比比皆是，致使活著的人往往無法維持生活，境遇悲慘。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針對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終」，甚至下詔頒令，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