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醫生舔舔嘴唇，略調整坐姿，隱約透出不安：「是這樣的，據護士說，昨天晚上監護儀報警，把大家都嚇到了，臥室裡進進出出，一些藥瓶……被打碎了。」
簡靜笑了：「包括嗎啡？」
陶醫生點點頭。
「損失量大概是多少？」
陶醫生又鎮定起來：「這很好算。鹽酸嗎啡注射液是紅處方，我這邊只留下了一盒注射液，一盒10支，每支1毫升，10毫克，當天我用過一支，護士在他臨睡前也用過一支，還剩下兩支完好，損失是60毫克。」
簡靜頷首，嗎啡的致死量是200-500毫克，遠不到標準。但60毫克的嗎啡就可以引起成人急性中毒，更莫論病入膏肓的董事長。
尤其是……「據我所知，嗎啡可能會導致呼吸抑制。」她道。
「是的，但機率很低，也容易緩解。我也準備了納洛酮，假如患者出現類似的問題，也很容易解決。」
簡靜明白了。
「家屬都知道患者在注射嗎啡嗎？」
「當然，只有家屬知情並同意才能用。」
很好，又是慣例的誰都有嫌疑，誰都排除不了。
「昨天晚上是哪個護士留下來照看董事長？」
「俞護士。」
「我想和她談談。」
俞護士四十歲，面貌端正，做過十多年的公立醫院護士。後來辭職，專門給有錢人做一對一的看護。
她說話很有條理：「這兩天，我就住在病人套間的次臥裡，有什麼動靜，我都會看一看。昨天晚上三點二十分鐘，監護儀突然警報，我馬上趕到他的房間，當時心跳已經停止，我馬上給他做心臟復甦和除顫，搶救了十五分鐘，還是沒能救過來。」
「你認為，這種情況屬於正常範圍嗎？」
她停頓了一會兒，斟字酌句：「以患者的情況，什麼時候過世都不奇怪。」
做慣文字工作，簡靜對詞彙的選擇十分敏感，盯著她的眼睛問：「不奇怪，但也不能算正常，對嗎？」
「怎麼講呢。」俞護士為難地皺眉，「每個病人的情況都不一樣，快速惡化也很常見，我實在沒有辦法告訴你‘是’或者‘不是’。」
「那我換個問題。」她道，「請你把昨天晚上的情況，和我仔細說一遍。」
俞護士的眉頭微微鬆開，陷入回憶。
「昨天下午，我給病人打了一針，他睡了一會兒，精神好多了。吃過晚飯，他和蔡律師聊了會兒。十點左右，我遵照醫囑給病人打了第二針，他很快睡著了。十點半，我回到房間，大概十一點左右入睡，三點二十，被警報吵醒。」
「和蔡律師見面是幾點？」
「七點左右，具體時間我不清楚。」
「後面還有人和他見過面嗎？」
「有，事實上——」俞護士微妙的頓了一頓，「好像每個人都來過。」
簡靜：「好像？」
俞護士：「我並沒有一直待在房間裡，他們要談的事比較私人，我想我不適合留下來。」
簡靜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個「？」，暫時不細問，反而道：「十一點以後，有人進過房間嗎？」
俞護士擰眉，眼角的細紋裡藏滿主人的困惑：「我……不確定。」
「您只要說出記得的事就行了。」簡靜道。
「當時我迷迷糊糊的，可能是做夢，或者聽錯了。」
簡靜再三向她保證，這只是隨便聊聊，並不是警方錄口供，不需要她負責。
俞護士這才吞吞吐吐吐地說：「我聽到門開的聲音，過了會兒，有什麼東西碰了一下，當時我想，可能是董事長翻了個身，後來也沒別的動靜了。我當時沒放心上，畢竟病人戴著監護儀，假如心跳停止，馬上會有警報。」
「您還記得別的什麼事嗎？」
她搖頭。
「那就到這裡吧。」簡靜合上了本子，「蔡律師還在嗎？請你把他叫過來，我有事想問他。」
蔡律師沒走，但他的嘴巴實在太緊了。
簡靜問：「昨天晚上七點鐘，你和董事長聊了什麼？」
蔡律師答：「這是客戶的隱私，無可奉告。」
簡靜又問：「聽說，董事長在昨天晚上，決定要修改遺囑？」
蔡律師推推眼鏡，謹慎道：「這個說法不準確，董事長的要求是今天上午商談遺囑的事，具體的內容，誰也不知道。」
「您應該明白。」簡靜前傾身體，注視他的雙眼，「假如僅僅如此，不會造成目前的疑慮。我想所有人都懷疑，董事長的死和遺囑的更改有關。」
蔡律師沉默。
她道：「我想知道，董事長的遺囑是怎麼回事？」
「這麼說吧，我為江家服務很多年了，董事長在十幾年前就開始立遺囑，這些年他身體漸漸變差，對遺囑也就更加上心，修改過很多次，最後一份遺囑是兩個月前定下的。」
「有誰知道這最後一份遺囑？」
「我和另一名見證人，但我發誓，沒有向任何人提及過遺囑的內容。」蔡律師說。
「董事長是怎麼告訴其他人遺囑的事的？」
蔡律師說：「三天前，他對所有人宣佈了兩件事：第一，他立了一份遺囑，委託執行人是我，第二，他死後，只有所有子女對他的死亡均無疑義，遺囑才能被公佈並執行。」
「沒有提到過內容？」
「至少明面上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