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蘭生也想自己建立一個獨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號。目前，只有西寧那個影展如火如荼越辦越好，但謝蘭生想辦一個電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辦，抗議的人還被關押，這次，他在幾個偏遠省份走了一走、問了一問，其中幾個很支援他，但全部都明確表示參展影片必須過審，還說省裡可以配合，在電影節舉辦之前把電影片迅速審審，讓電影節如期進行，謝蘭生挺無奈的。
他還是覺得審查尺度太緊了。
…………
告別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負責人，謝蘭生跟電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見了見。
對著川局，他再一次表達出了他對審查的建議：希望審查委員會能削減管理者的人數，增加從業者的人數，這裡從業者既包括導演、製片、影評人、策展人、記者，也包括文化社會學的學者、兒童教育專家，甚至可以參考歐美，還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帶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說，削減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業自治的成分，同時促進審查人員的年輕化、「無罪化」，別總是秋後算賬，「誰給過了就等於誰犯錯了，就等於誰覺悟不夠高了」。在這樣的機制之下，從業者從專業角度闡釋電影說服其他人，爭取更多行業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還是覺得現今標準太嚴太嚴了。打個比方，商業片中「負面現象」必須已經被解決了、已經不存在了，「當下問題」不被正視。第二位拿「歐洲三大」的大導曾呼籲分級，電影局則回覆他說「電影全部代表中國」，可問題是，中國就是這樣複雜呀，因為複雜，才立體，才勾人。
經常有人說導演們「攝製爛片還怨審查」「怎麼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蘭生覺得十分無語。在正常的狀況之下，總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這個題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那個題材，百花爭鳴。「a擅長拍某個題材，那bcde都應該擅長拍同個題材，他們要是拍不出來他們就是破爛導演」的邏輯完全是狗屁。
…………
到下午，謝蘭生跟電影學院一個領導又聊了聊，同時還有加州大學的一個終身教授，研究娛樂法的。
謝蘭生想說，如果審查必須存在，那它未來發展方向該是「人治」變少，「法治」變多，可是，中國娛樂法、電影法這個領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沒有，相關規定一片混亂，娛樂產業市場規模、法制建設並不匹配。美國娛樂法、電影法的研究則十分活躍，加州大學法學專業一直包含相關課程，也提供碩博學位，於是，謝蘭生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提了一嘴，政法大學、電影學院是不是能開設課程，培養人才，從法制的那條路來推動審查的前進，比如，完善電影公司行政訴訟的流程。
中國2004年就開始草擬《電影產業促進法》，也是「文化產業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據說，其中進展並不順利，許多問題懸而不決，到現在也沒出來[注]。
他們幾人想談甚歡。看的出來，電影學院那個領導對增設「法學」也覺新鮮。目前，電影產業的投融資、版權保護等也要律師。
再出來，謝蘭生跟那個教授自然而然地繼續聊。
「分級目前並不現實，準備工作是很多的。」那個教授說，「首先，如果電影施行分級，各電影院如何保證少年兒童無法進去？能全做到嗎？《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執行力度一直很軟。這個部分不做推進電影分級無法實施。」「第二，目前中國電影盜版依然橫行，十分猖獗，這個問題不解決掉電影分級還是不現實。第三……」
「嗯，對，還有市場以及觀眾。」謝蘭生說，「遙遠將來審查、分級比較可能雙管齊下。審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級負責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個官方控制，一個民間控制，這樣不少內容就能上了。不過，中國電影沒好萊塢幾十年的成熟機制，好萊塢的大製片廠出品10部保證不虧，可咱們……現在，如果審查的基礎上再加分級等等東西，每部電影市場更小，電影公司盈利更難。準備工作也包括這些。」
「是……」
蘭生其實並不認為電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觀地認識到一件事情：它始終在政治當中，無法掙脫，艱難求生。
美英法等沒有審查，可是人們可以發現，雖然它們沒有外部審查，卻有內部審查，或者說市場審查、自我審查。
以美國為例。1900年左右鎳幣影院天天播放yh電影，針對下層美國觀眾，於是1908年聖誕期間紐約市長關停影院，隨後，《一個國家的誕生》被一半的州強制禁映，整個邦統一標準在這時候提上日程。同時，yh電影橫行市場，美國的反電影勢力十分廣泛十分強大，而製片廠迫切需要一個和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袖善舞的威爾·海斯成立了「海斯辦公室」，他幫片商與政府等進行周旋爭取上映，並出臺了個《海斯法典》，規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討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電影派。好萊塢八大製片廠聯合支援《海斯法典》，而因為八大製片廠壟斷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從，也就是說，「行業自律」是強制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八大」剝離旗下影院，對《海斯法典》的反抗為成為了一個可能。而後，1953年《奇蹟》勝訴，1960年，電視衝擊電影行業，好萊塢的工業體系為了生存迸發能量，把「新價值」帶進電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電影資源分級制度》正式實施。可隨後，大製片廠一直包攬好萊塢的電影大片，自由主義與美國夢等「新價值」約定俗成，行業、市場無比默契，「反叛電影」觀眾極少。所以，這能叫作完全自由嗎？謝蘭生也不大清楚。
總之，目前來看，比較現實的做法，一個是在審查委員會爭取到更多席位，實現更多行業自治，一個是法律框架內規範化整個流程，實現更多法治管理，第三個是在各方面為審查+分級雙管齊下做些準備，最後一個是，等時機到了，就全面推動審查轉為分級，雖然似乎十分縹緲。
在分手前，謝蘭生跟對方教授又說到了資本問題。
他們兩人全都認為成熟機制是必要的。好萊塢的「電影預算=預售金額x3」「投資銀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個個投，吃市場不吃專案，因為最後總是賺20%」「保險負責超支部分」等等模式並不可行，因為那是獨佔了80%全球票房的好萊塢。不過，中國市場目前這些「對賭協議」「保底發行」讓電影公司確確實實心急火燎狗急跳牆……
再告別是六點鐘了。
蘭生接到莘野電話。對方帶著磁的聲音透過聽筒又傳過來：「還不回來？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謝蘭生笑，「這就回了。」
這一天，跟電影節的負責人談，跟電影局的副局長談，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談，跟電影發的教授談，謝蘭生竟不覺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後一段最後一句來了：
【人類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個字裡：‘等待’與‘希望’。」】
作者有話要說：最後再說說電影審查可能有的發展方向，比較枯燥，但也是這篇文章最最常見的議題……
[注]：2017年，《電影產業促進法》終於出來了……這比以前法治些了，可是依然亂七八糟……裡面只有兩三條在法律上算具體規定，orz。
不過，雖然說‘等待’與‘希望’，從2003年到現在，17年了，似乎尺度沒有變化……如果不是更嚴的話……
資本方面哪天再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