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任期期間，喬治推動了「人權法案」的通過，這項法案禁止任何基於性別，種族，宗教及民族血統的就業歧視，同時鼓勵每個城市成立自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致力於改善婦女在許多區域所遭受的改善。他的支援讓這些委員會在選區內擁有了強大的影響力，使得後來許多參加選舉的議員必須將委員會的訴求加入自己的競選理念中，為後世婦女權益的進一步改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則選擇了成為一名律師。
我繼承了母親的口才，是她的三個孩子中唯一一個能與她辯論卻不落下風的人。小時候，就連最會狡辯的喬治也常常被我說得啞口無言，只得放棄與我爭奪書房的使用權。就跟父親一樣，我很小的時候就確信了我將來要走的道路——與母親一樣，站在法庭上為弱勢的群體而發聲，為爭取正義而奮戰。
我只見過一次我的母親在庭上辯護的模樣，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母親為許多被無故解僱的女工人在法庭上爭取她們應得的報酬和待遇。母親的精力大部分時候都集中在政治事務上，那是她最後一次親自出馬。我永遠都記得她英姿颯爽的模樣，多年以後，回想起贏得起訴的剎那景象，我仍然會忍不住熱淚盈眶。
這個案件，只是母親推動女性權益發展道路上小小的一步，她取得的成就難以計數，最令人稱道除了促進南非聯盟的獨立，還另有兩項。
其中一項，是在1902年，她從下議院議員職位卸任之前，成功在倫敦城推行了「平等法案」，使所有倫敦同業公會取消了對於性別的限制，這讓女性可以進入許多此前僅限於對男性開放的行業——比如進入商業行會並且從事相關的生意，還有一些社會普遍認為女性不適宜擔任的職業，木工，鐵匠，藥劑師，律師，等等。
在這項法案推行5年後，海倫·米勒，第一個我母親為之辯護的女孩，在她的資助下讀完了牛津法學院的課程，並最終通過了律師公會的考核，成為了繼我母親之後，英國曆史上第一位能夠上庭辯護的大律師。
而她，也是我參加律師公會考核時的擔保人。往後的許多年，她一直給予著我在職業上的幫助，我們維持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直到1964年她因病去世為止。
另一項，則是在1915年，一戰結束後，聯合輿論與民眾的壓力，利用過去我父親在政府內留下的人脈，再加上溫斯頓叔叔的據理力爭，終於促使政府通過了「1915年法案」。這項法案給予所有的成年男性及女性平等的投票權，同時，還允許25歲以上並擁有一定財產的女性擁有選舉權。
第二年，英國曆史上第一位以女性身份參加補選並競選成功的女性議員誕生了。
她的名字，是夏綠蒂·莫萊爾，時年25歲，是繼母親後當選的最年輕的下議院議員。
在競選成功以前，她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夏洛特·莫里斯。
1908年，通過內部舉薦，她成為了當時在外交部擔任副國務卿的溫斯頓叔叔的秘書——溫斯頓叔叔完全沒有認出眼前這個打扮成25歲男人模樣的人就是他當年從南非救出的小女孩，更沒有想到她當時才18歲——並且跟隨他一同前去法國，處理了第二次摩納哥危機。
夏綠蒂能流利地說六種語言，並先後在劍橋學院得到了歷史，法律及哲學的碩士學位，擔任溫斯頓叔叔的秘書期間，她給許多內閣成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並得到了極高的工作評價。
很多年以後，我才從她口中得知，她優秀的學習履歷都得益於當年我的母親給予莫萊爾先生的支票，莫萊爾先生用那些金錢為她聘請來了最好的家庭教師，買下了一個貴族頭銜，並最終讓她得以以「夏洛特·莫里斯」這一男性身份，在14歲時進入了劍橋學院學習。
19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辭去了秘書的工作，加入了英國的軍隊。在溫斯頓叔叔的幫助下，她被破格任命為少尉，並直接被分配在了在基欽納將軍的手下——她因此得以參加了香巴尼，阿杜瓦，還有索姆河三場戰役，均表現出色，戰功顯赫，以一手精準無比的槍法聞名全法。甚至就連德國人也在報紙上報道了她令人聞風喪膽的槍法——也就是在這時，夏洛特·莫里斯這個名字開始為大多數的英國人所知。
戰爭結束後，夏綠蒂在授勳儀式上以自己本來的女性容貌現身，向整個世界宣告了自己的真實身份。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溫斯頓叔叔如此失態，當他看見身穿軍裝，留著一頭短髮的夏綠蒂向他走來的時候，眼珠似乎都要從眼眶中跳出，雙頰漲得通紅。他以為自己會見到闊別已久的秘書，四年來，他一直空缺著那個位置，等待著夏洛特·莫里斯的歸來，認為沒人能做得比她更好。他從未有一刻想過，夏洛特·莫里斯會是個女人。
而我的母親則微笑了起來，她給了夏綠蒂一個熱情的擁抱，同樣親了親她的額頭。
「幹得好，夏綠蒂。」我聽見她這麼對那個身姿挺拔的年輕女孩說道。
成為下議院議員過後，她很快進入了溫斯頓叔叔所在的戰爭辦公室，並被提拔為戰爭事務次官——此後漫長的一生中，她都在與英國政府內對於女性的成見搏鬥，艱難地在內閣中拼搏出了一番天地，後來英國的第一位女性首相，撒切爾夫人，便是在她的栽培下成長起來的。
她終生未婚，將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政治生涯。
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溫斯頓叔叔擔任首相的期間，她被任命為戰爭大臣——一個任何人都不認為女性有資格，有能力擔當的職位。夏綠蒂沒讓任何一個準備看她笑話的人得逞，也沒讓任何一個對她給予厚寄的人失望。
當被問及是什麼讓她在政治上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時，兩鬢已經斑白的夏綠蒂微笑了起來，翡翠一般的雙眼仍然跟我第一次在授勳儀式上看見她時一樣神采奕奕。「我有最好的老師，他教會了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她給出了回答。
所有人都以為那是溫斯頓叔叔，包括我，直到母親去世後，我才得知了真相。
母親的健康在她40歲以後便日益衰弱，據她說，這是第二次布林戰爭期間的經歷給她身體留下的後遺症。「這叫做戰爭的代價，我的孩子。」她笑著說道，親了親我的額頭，「沒有哪場戰爭是不需要代價就能阻止的。」
1915年後，母親曾經考慮再一次參加大選，重新進入下議院，但最終因為惡化的健康狀況，不得不放棄這一計劃。在那之後，她大部分的時光都在選擇在布倫海姆宮度過。午後，她經常會一個人在花園裡散步，偶爾在涼亭裡坐下，用一條毯子裹著自己的腿，眺望著遠處潺潺的河流。
我始終覺得，她並不是獨自一人。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發覺，母親偶爾會在四下無人時對著空氣竊竊私語，會溫柔地注視著某個空無一物的角落，露出甜蜜的微笑，就好像她在與某個看不見的影子對話。我曾經將這件事告訴了溫斯頓叔叔，因為我擔憂母親也許在父親去世以後，因為過度哀傷而神志不清。但那時溫斯頓叔叔只是大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也許就是某個鬼魂，」他說道，「鬼魂是真實存在的，我就親耳聽見過他們說話。」
我當時，只以為溫斯頓叔叔在哄騙年幼時的我。
1927年，母親的健康每日愈下，阿爾伯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著她。每逢工作有閒暇，或者學校有假期，喬治與我也會回到布倫海姆宮探望她。母親看上去似乎並不為即將到來的死亡而感到難過，有一天，她從午睡中悠悠醒轉，看見守在床鋪旁的我，便露出了笑容。
「我以為這一次醒不來了呢，」她小聲對我說，「我向來對這種事情的預感特別準。」
「別胡說，母親，」我緊緊握住她的手，多年過去，依舊能從她肌膚上摸到第二次布林戰爭留下的傷痕與繭子，就像母親說過的，戰爭的印記是永遠不會消退的，「你還能活上很久，很久很久。」
「別為我的死亡傷神，女兒，」她親了親我的額頭，說道，「就像你的父親一樣，我也不會真正離開。我會一直留在這兒，陪伴在我的孩子們身邊。」
1927年底，阿爾伯特在布倫海姆宮的花園中發現了安詳逝去的母親，一條溫暖的羊毛毯子搭在膝頭，她微微偏過頭去，就如同睡著了一般，手裡則攥著一張照片，那是1896年夏天，母親與父親前去參加梅姨婚禮時，在弗洛爾城堡前留下的照片。他們注視著彼此，十指相握，笑容燦爛，年輕的容顏神采飛揚，看上去幸福無比。
當哥哥將照片交給我的時候，我發覺母親的身邊被照出了一道淡淡的輪廓，就像有個少女站在她身後似的。
也許只是光線問題，我那時想，沒有放在心上，翻過照片，我發現了母親寫下的一行字。
「我希望時間能停留在那一天。」
葬禮過後，阿爾伯特與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在布倫海姆宮裡整理母親留下的遺物。在書房中，我們找到了母親留下的一份手稿，那似乎是用一種非常奇怪的語言所寫成，以兩個，三個，或者四個的字母組合為一個詞，字母上還有奇怪的符號。阿爾伯特找來了所有的語言學家，最終，有一個精通中文的翻譯學者指出這很有可能是一種表音標註，每一組字母組合代表著一箇中文文字，但他並不確定，因為沒有人這麼標記過中文的發音。
那時，哥哥沒有采信他的說法，我雖然半信半疑，但我是最小的妹妹，在這件事上沒有決定權。不過，當時我也同意哥哥的看法，不認為母親有可能懂得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家的語言。後來，這份手稿便被阿爾伯特收了起來，此後的幾十年間一直不曾提起。
直到1972年。
在那一年，阿爾伯特與喬治先後過世，我成為了母親唯一還活著的孩子，也成了她留下遺物的保管人。到那時，我才再一次看見了那份神秘的手稿。於是，這一次，我決定試試看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找來了一個駐英中國大使館的翻譯，是個女孩。她一看見那份手稿，便極其肯定地告訴我，我的母親的確是用一種叫做「拼音」的方式寫下了裡面的內容。她唯一不明白的是，在幾十年前才發明出的拼音，一個生於1877年的美國人怎麼會懂得呢？
我意識到，這份手稿中可能藏著母親最大的秘密，以至於她要用這種隱秘的方式寫下。
我將手稿分成了一百多份，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和身份找來了上百個翻譯，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才將裡面的內容全部翻譯出來，並整理完畢。到那時，我才真正明白，我的名字究竟是命名於誰，我的父親為何又會稱呼母親為伊莎貝拉。
到那時，我才真正知道，母親一直告訴我的話，關於那些她和父親不會真正離開的事，都是真的，
她從未與父親分離過，而死亡只讓他們得以真正的重逢。也許在幾十年後，我的父親會替代那個未能留在世間的珍珠灰影子，與我母親共同在帝國大廈的樓頂放聲歌唱。
根據母親在最後留下的遺願，這份手稿不得在2018年9月以前發表。按照她的說法，是因為她不想生活在未來的伊莎貝拉·楊會早早看見自己的一生。但她卻也希望，那些曾經隱藏在歷史背後的故事，那個不曾被世人記住的珍珠灰色的影子，還有她真實而又不可思議的經歷，能夠被這個世界所知。
手稿中有許多內容，是母親根據後來發生的事情加以推測後，整理而成，因此，或許會有些與真相出入的地方。在建議下，這些可能不實的細節被解釋為了「pov敘述的不可靠性」，使得讀者可以從後來真實發生的事情中，反推而得出自己的結論，我相信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瑪德阿姨也參與到了手稿的整理當中，儘管年事已高，她仍然清楚地記得當年的往事。感謝她提供了許多與路易莎·菲茨赫伯，及與羅斯貝爾小姐有關的內容，使得在手稿中缺失的部分故事能夠得到完善。
她將這份手稿命名為《yes！yourgrace》。
謝謝你讀完這個故事。
康斯薇露·阿伯莎·弗蘭西斯·斯賓塞-丘吉爾。
寫於197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