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逼死我嗎？——葉子農連奧布萊恩都沒抱怨，能怪罪她嗎？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頭紮在沙發裡，也顧不得什麼優雅了，更沒心思研究服裝店。她腦子已經亂成了一團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須從這個無路可走的困境裡找出一個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葉子農，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國確實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又確實是在一天天變好。

儘管葉子農並沒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願以自卑的心態去聽《我的祖國》這樣主題的音樂會，但事實上她已經不能再把他關下去了。因為一條絲襪阻礙了葉子農的態度，導致一個研究了20多年馬克思主義的人不敢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正當性，不敢承認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當性，而且他又是葉輝將軍的兒子，這個事實是有例證效應的，這個負面影響也是會被人利用的，這個結果她擔不起。

是她讓葉子農來巴黎的，如果葉子農在巴黎遇害，這個結果她也擔不起。

把葉子農強行送回北京？中國人最恨漢奸，中國人裡也有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誰又能保證在北京就一定沒風險呢？還有一種可能：葉子農被仇視社會制度的極端分子加害了，再轉嫁給政府，製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設似乎都很虛幻，但卻都不能排除理論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葉子農的死活從此就跟自己沒關係了，這就是說葉子農死不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隻要自己不擔責任……這個假設稍一深想就讓她後背滲出了一層冷汗，因為這完全不是她的真實內心，她的真實內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葉子農死。

強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著她跟葉子農從此分手了，這個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這個分法。大難臨頭各自飛，太沒「格」了，那不是她戴夢巖的所為，那樣的話還不如讓她現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極端的假設：如果葉子農在哪裡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點呢？還是在北京遇害好一點？那還不如死在巴黎，起碼不是被當成漢奸誅殺的。巴黎與北京，怎麼判斷兩者的危險係數呢？這個事情屬於「危險係數」的判斷嗎……

……

她不知在沙發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卻始終沒找出一個解。她也想到過給梁士喬打個電話，聽聽梁哥的意見，而這個念頭也只是在她腦子裡一閃就過去了，梁士喬的意見不用問她也知道，不是強行將葉子農送回北京就是繼續強制保護，站在梁士喬的角度，他首先考慮的不可能是葉子農，只能是她戴夢巖。

她想得頭疼，連午飯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餓了，以至於躺得太久骨頭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間裡來回走了幾圈，茫然地在窗前佇立，不知是窗外的視野開闊了她的思路，還是在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思路錯了，關與放本來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論事思考，她永遠解不開這個結。

不知道怎麼活，還不知道怎麼死嗎？笨蛋！她在心裡罵了一句自己。

她換了一種思維，按自己的邏輯做了一個推理：子農的命比我重要，能讓子農舍命的東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個結果都擔不起，擔不起就不擔了。

她心裡一下子豁然了，也輕鬆了。

她走到電話前，想通知雷蒙諾保安公司取消護衛計劃，既然不需要保護了就別讓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剛拿起電話卻又放下了，因為按合同規定即使取消計劃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對方誤解為她在爭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損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錶，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這時她感覺到餓了，卻也顧不上吃東西了，她拿上車鑰匙和手袋下樓，開車去了瑪麗亞音樂大劇院。

在瑪麗亞音樂大劇院的售票處，她買了兩張5月19日的門票，也就是中國首都交響樂團在巴黎的最後一場演出。兩張票不再是包廂，而且是座位既靠邊又靠後的經濟票，不管是選擇的演出場次還是座位，都照顧到了葉子農的低調性格。

買好了音樂會的門票，她再次去了派拉姆公寓。

葉子農還在餐桌看時裝畫報，抬頭看著進門的戴夢巖，笑了笑，說：「嘿，你也不歇踏實了再來戰鬥，這連續作戰的戰法不適合解決非理性矛盾。」

戴夢巖也不說話，放下包收拾餐桌上的碗筷，就進廚房了，洗碗、煮咖啡，然後用托盤端來兩杯滾燙的咖啡，把一堆時裝畫報往一邊推了推，放下咖啡。

葉子農看了看咖啡，笑著問：「啥意思，緩和？還是戰鬥升級了？」

戴夢巖坐好，歉意地說：「是我不冷靜，我們重新談。」

咖啡太燙了，葉子農輕輕抿了一口，說：「你這咖啡……能當談話基礎用嗎？」

戴夢巖說：「能，這次是真拿出氣量了，誰的理站住腳就聽誰的。」

葉子農看著她，確信她說的不是氣話了，這才說：「好。」

戴夢巖說：「不管怎麼說，生命是第一位的。」

葉子農說：「那趙一曼、張自忠豈不虧死了？你得說群眾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第一了，還有第一嗎？這是一個在不同條件下有不同適用的概念，不能濫用。群眾生命的第一位是以警察、軍人的犧牲精神為基礎的，對於軍人和警察，使命和榮譽是第一位的。」

戴夢巖說：「過去共產黨搞地下鬥爭，都是鑽老鼠洞了？」

葉子農說：「鬥爭與生活、政治集團與個人、政治鬥爭形式與個人生活態度，屬性和規則都不同，沒有類比性。」

戴夢巖說：「好，我說的沒站住腳，該你了。」

葉子農說：「柏林不給居留只能回北京也罷，來巴黎給夢姐當差也罷，都是我個人的正常生活，沒刻意躲什麼。如果我是必須死的，你已經讓我多活了幾天，這就是真相。對於理論上的危險，不否認，不放大。咱別用‘必須’抬舉自己，咱沒那麼重要。」

戴夢巖質問：「理論上的危險就不是危險了？」

葉子農說：「車禍、酗酒、自殺、天災……哪個都比政治謀殺死的人多，人類就不生活了嗎？我也不是非跟活過不去，過馬路我也走斑馬線，地震了我也往外跑。人嘛，活著就有麻煩，就得有擔當。誰都不想有麻煩，也不是所有的麻煩都能躲過的，躲你能躲的，受你該受的，這就是生活。一輩子自我鄙視，那是生不如死，那還活個啥勁呢？那才是必死，連個碰運氣的機會都沒有。從鼠洞裡走出去不一定死，起碼還有個碰運氣的機會。」

戴夢巖說：「別嫌我囉嗦，我再問你一次：態度比活還重要嗎？」

葉子農說：「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態度裡，都按自己的標準衡量各種關係，什麼關係承載什麼內容，核定多少擔當。有人要錢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連橫穿個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看人了，所以叫大千世界嘛。」

戴夢巖從包裡拿出剛買的兩張音樂會門票放到葉子農面前。

葉子農拿起門票看看日期、座次、票價，明白了，也愣住了。

戴夢巖說：「我不懂政治，我信你，你覺得比命都重要的東西，那就一定很重要。都是中國人，誰不希望中國好呢？我也不希望你去做對國家不利的事。」

葉子農放下門票，說：「如果因為我出事了你就揹包袱，那我還是在屋裡待著吧。」

戴夢巖起身走到門前，拿下了那條絲襪，塞進包裡，坐下。

葉子農小心地問：「塞包裡啥意思呀？」

戴夢巖說：「我那邊還有一隻呢，我穿啊。」

葉子農以咖啡代酒，端起杯子說：「不找死，不找活，平常過日子。」

戴夢巖說：「聽你的，不找死，不找活。」然後端起杯子碰了一下。

葉子農感激地點了一下頭，說了一句：「謝謝！」

戴夢巖說：「自由了，出去看看巴黎？」

葉子農說：「吃。」

戴夢巖說：「我哪頓飯餓著你了？」

葉子農說：「活命的吃跟美食的吃，不一樣。」

戴夢巖想了想，說：「那我就先帶你看幾家餐館，都是巴黎有名的，就當兜風了，喜歡吃哪家你自己選。」

葉子農高興地說：「好。」

……

葉子農來巴黎以後，從機場到派拉姆公寓就是他對巴黎的全部印象。一個多月了，他沒有邁出過房門一步，甚至沒觸控過門把手。當他一腳邁出房門的時候，他的心裡獲得了一種掙脫壓抑的輕鬆，作為一個他這樣的社會成員，他承擔了他認為應該承擔的社會義務。

派拉姆公寓的保安都知道309號住著一個從不出門的中國籍男人，當戴夢巖與葉子農一起走出公寓的時候，樓梯口和大門口的保安都用異樣的眼神看著葉子農。

戴夢巖駕車在巴黎的大街上兜風，葉子農愜意地抽著煙，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享受著開闊的視野。從這一刻起，他們這種不是戀人的關係又翻開了生死擔當的一頁。

戴夢巖開著車，冷不丁地說：「我恨奧布萊恩。」

葉子農說：「恨倒說不上，單就這事說，不怎麼讓人尊敬吧。」

戴夢巖說：「我沒你那麼大度。」

葉子農淡淡地說：「都是人的那點事，趕上就趕上了，沒啥大不大度的。」

戴夢巖說：「你不是人嗎？」

葉子農說：「好歹你也是受過洗的，該知道‘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句話吧。」

戴夢巖點下頭說：「知道，《聖經》裡的。」

葉子農說：「你、我、奧布萊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沒發生質變，就都是人的那點事，只是隨著條件的變化以什麼形態呈現而已，已有的日後必有，已行的日後必行。《聖經》跟你說這個啥意思呢？知道點，大驚小怪就少點，心態就平和點。」

戴夢巖說：「你怎麼懂這麼多啊。」

葉子農說：「你怎麼這麼有錢哪。」

戴夢巖說：「我問你呢。」

葉子農說：「所以，都沒啥。達摩面壁、愚公挖山，各下功夫，各摘果子。」

3

5月19日，中國首都交響樂團在巴黎的最後一場演出，觀眾依然很多，只是相比首場演出少了一些官方人物和媒體。考慮到觀看演出的大部分都是巴黎的華人，葉子農和戴夢巖直到臨近開幕才進入劇院，座位又是靠邊、靠後的，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瑪麗亞音樂大劇院有著悠久的歷史，建築富麗堂皇，可以容納1200個座位。中國首都交響樂團演出陣容強大，其中指揮、首席鋼琴、首席小提琴都是世界著名的音樂家。

第一個曲目是小提琴協奏曲《茉莉花》，一開場就贏來了觀眾熱烈的掌聲。

交響樂《我的祖國》放在了演出最高潮的部分，也是觀眾最期待的。指揮家易海峰已經完全沉浸在音樂里了，每個動作、每個眼神……都無不達到了忘我的境界。

葉子農聽過這支曲子，卻從來沒有這樣直接、真切和有現場感染力地聽過，這是一種不一樣的觸動。隨著音樂的起伏，他的思緒和感慨也在流動。

交響樂《我的祖國》問世時間並不長，首次演出是在1990年8月1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建軍節音樂晚會上，儘管那只是一場普通的音樂晚會，對於《我的祖國》這支曲子甚至不乏試演的成分，然而這支曲子就這麼以它不經意的方式轟動了。

這是一支偉大的曲子。

這是一支時代催生的曲子。

100多年來，中國的音樂伴隨著一個民族的苦難和掙扎，呻吟與吶喊、頌揚與鬥爭的聲音佔據了中國近代史的絕大部分板塊，直到改革開放，從大眾對港臺音樂的飢不擇食到如今不是愛得死去活來就是痛得死去活來的極端個人化，好像除了數傷疤這世上就沒別的事了……中國的經濟已經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而人的歷史尺度的認識卻相對滯後於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是正常的，是人的認識能力漸進成熟的一般規律。然而，作曲家易海峰先生敏銳地意識到：一個時代來臨了！人們的思想終會沉澱、從容，發展的國力和堅實的經濟基礎必將催生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音符。於是，一支偉大的曲子誕生了。

中國人，從幾千年從容走過的泱泱風範到100多年來屈辱與抗爭的陣痛，到中國越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發展、壯大、沉澱、從容，中華民族必將回歸炎黃血脈最本質特徵的泱泱風範，時代和未來需要這支凝聚中華民族認同感的曲子，需要一支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人逐漸迴歸炎黃血脈最本質狀態的曲子，無論你在任何角落，只要你還是個中國人，只要你身上還有炎黃的血脈，一聽到這個音符你就會自豪地想到：我是中國人。

葉子農是用自己的心在傾聽這支曲子。

它不是寫實的，如壯麗山河之類。

它不是敘事的，如歷史變遷、民族歷程之類。

它不是抒情的，如決心、信心、悲壯、豪邁之類。

作曲家只寫一種狀態，抽象的、概念的。4個元素：美好、從容、堅韌、博大。從音樂的關係和方式上說，是「我」看到了什麼，而不是「我」表達什麼，而「我」看到的這個不是肉眼之實的，是思維的眼睛以歷史的大尺度所看到的，是炎黃血脈最本質狀態的，它出離時代，出離了政治、宗教、信仰，出離了地域、國度，出離了階層、族群……

它是符號的、標誌的。

葉子農願意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它也必將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