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阿公會像個小孩子一樣和我以及莉姨家的小女孩兒們在地上玩耍。雖然他嘴上總是說「胡說八道」以及發牢騷，但是他的擁抱和親吻從來沒遇到過冷遇。他給琳賽買了輛破車，並把它修好了。當琳賽把這輛車給弄壞之後，阿公又給她買了一輛，又修好了。這僅僅是為了讓琳賽感覺到自己並不是「一無所有」。我想起自己衝母親、琳賽或是阿嬤發脾氣的時候，阿公就會展現出自己很少嚴肅的一面。因為，正如他有次對我說的：「對於一個男人的評價要看他怎樣對待自己家裡的女人。」他的智慧來源於自己的經驗，來源於自己早年間沒能好好對待自己家裡女人的失敗。
在那間殯儀館裡，我站起來，下定決心告訴大家阿公有多麼重要。「我從來沒一個像樣的父親，」我解釋道，「但是阿公一直在那裡為我守候，他教給了我男人應該知道的東西。」接著我就講到他對我人生的影響之重：「他是任何人所能祈求得到的最好的父親。」
葬禮過後，許多人告訴我他們非常欣賞我的膽量和勇氣。但是母親並沒有這樣，對此我感到非常奇怪。當我在人群中發現她時，她看起來好像陷進了一種恍惚狀態：寡言少語，就連對那些向她走近的人也是；動作遲緩，整個人沒精打采的。
阿嬤看起來也像丟了魂兒似的。肯塔基通常是最能讓她能感到自在的地方。在米德爾敦，她永遠也不能真正地做自己。在我們最喜歡吃早餐的帕金斯餐館，阿嬤的嗓門經常招致人家經理要求她說話聲音小一點，或是注意自己的髒話。「那個混蛋。」阿嬤經常低聲咕噥道，帶著被壓抑和不舒服的感覺。但是在傑克遜那家唯一值得一去的比爾家宴餐廳，阿嬤會衝著廚房裡的人們大喊「他媽的快點」，而他們也會笑著說：「好的，邦尼。」然後阿嬤就會看著我說：「你知道我只是在和他們鬧著玩吧？他們知道我不是刻薄的老潑婦。」
在傑克遜的老朋友們和真正的鄉下人之間，阿嬤不需要任何的掩飾。就在幾年前，在她哥哥的葬禮上，她和外甥女丹妮絲覺得有個抬棺人是個變態，於是她倆就闖進了他在殯儀館的辦公室，翻看他的物件。她們發現有數不清的雜誌，其中還有幾期的ibeaverhunt/i（直譯是《海狸捕獵》，我向諸位保證，這雜誌肯定不是關於水棲哺乳動物海狸的）。阿嬤覺得非常搞笑。「去他的ibeaverhunt/i！」她大叫道，「誰想出的這個名字？」於是阿嬤和丹妮絲想到了一個計劃，就是把這些雜誌帶回家，然後寄給這個抬棺人的妻子。考慮了一會兒後，她就改變了這個主意。「要是倒霉的話，」阿嬤曾告訴我，「我們在回俄亥俄州的路上如果出次車禍，警察就會發現在我的車上有這種雜誌。如果身邊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女同性戀的話那我可就糗大了——而且只有變態的女同性戀才會看這種雜誌！」所以她們就把那些雜誌丟掉了，以「給那個變態上一課」，然後就再也沒有提起。阿嬤的這一面很少在傑克遜以外的地方展現出來過。
傑克遜的迪頓殯儀館——也正是她曾偷走那些ibeaverhunt/i雜誌的地方——的結構就像一座教堂。大樓正中是一座大殿，兩邊是有沙發和桌子的大房間。另外兩邊是走廊，走廊裡有幾個小一點的房間——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一個小廚房和廁所。這間不大的殯儀館我已經去過好多次了，每次都會與阿姨、舅舅和表親們還有我的曾外祖父母們告別。而不管阿嬤去迪頓殯儀館是去埋葬自己的老友、兄弟還是親愛的母親，她都會和每一名賓客打招呼，開懷地笑，愜意地罵。
可是在阿公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四處尋找阿嬤的安慰，卻發現她自己待在殯儀館的一個角落裡，正在給一些我從來不知道會沒電的電池充電，當時我就感覺特別奇怪。她兩眼空洞地注視著地板，眼神里面的熱情不再，而被替換成一種陌生的東西。我跪在她身前，把頭埋進她的膝間，一句話也沒說。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阿嬤原來也是會被現實擊倒的。
回過頭來看，阿嬤和母親當時的行為都不僅僅是出於悲傷。琳賽、麥特和阿嬤盡了最大的努力不讓我發現。阿嬤不讓我住在母親家，藉口說自己因為悲傷而需要我的陪伴。或許他們是想給我一個哀悼阿公的空間。但我也不敢確定。
剛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注意到有些事情已經偏離了軌道。對於阿公的去世，每個人的處理方式都不盡相同。琳賽大把大把的時間都是和朋友們在一起，到處跑來跑去的。我儘可能地與阿嬤親近，大量地閱讀《聖經》。母親則睡得比以前更多，而我當時以為這就是她的應對方式。在家裡，她連最基本的控制自己的脾氣都做不到。如果琳賽刷碗的時候邋遢了一點，或是忘了出去遛狗，母親的怒氣就會宣洩出來：「我父親是唯一一個能理解我的人！」她時常這樣大喊大叫。「我已經失去了他，而你們卻沒讓我的日子好過一丁點兒！」不過母親一直就很愛發脾氣，所以我對此也沒太在意。
除了母親自己的悲傷之外，別人的悲傷都會讓她感到厭煩。莉姨的悲傷是不正當的，因為母親和阿公之間有著特殊的感情。就連阿嬤的悲傷也沒有道理，因為阿嬤甚至不喜歡阿公，而且又不和他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琳賽和我則應該自己走出悲傷的陰影，因為剛剛死去的是母親的父親，而不是我們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們的生活即將改變的跡象是在一個早上，我起床後就溜達到母親家的房子，我知道琳賽和母親正在裡面睡覺。我先去了琳賽的房間，可是原來她是在我房間睡的。我跪在她身邊把她叫醒了，然後她就緊緊地抱住了我。過了一小會兒，她誠摯地說：「我們能一起渡過這個難關的，j.。」——j.是她對我的暱稱——「我答應你。」但我仍不知道她前天晚上怎麼會睡在我的房間。不過用不了多久我就會明白她答應要和我一起渡過的難關是什麼了。
葬禮過後沒幾天，我走上阿嬤家的前門廊，在那裡俯視著街道，然後看到了一場難以置信的騷亂。媽媽裹著浴巾站在自家前院，衝著唯一深愛著她的人們大喊大叫，衝著麥特，「你就他媽的是個失敗的小人物」；衝著琳賽，「你就是個自私的婊子，他是我的父親，又不是你的，所以別搞得好像是你死了父親一樣」；衝著她那個非常善良但其實私底下是個女同性戀的朋友塔米，「你裝作是我的朋友，其實只是為了睡我」。
我趕緊跑過去，乞求母親冷靜下來，但那時已經有一輛警車趕到了。一位警察揪住母親的肩膀，而母親則摔到了地上，一邊掙扎一邊四處亂踢。那時我就在前門廊那裡，而那位警察揪住母親把她押到了警車那兒，而這一路上她都在掙扎。門廊那裡還有血跡，有人說母親曾嘗試把自己的手腕割掉。我不認為警察把她給逮捕了，但我也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些什麼。阿嬤也趕到了，把我和琳賽帶走了。我記得當時自己在想，如果阿公在就好了，他肯定會知道應該做什麼。
阿公之死讓之前潛伏在黑暗中的某些東西浮現了出來。我想只有我那樣的小孩子才會沒注意到那些不祥之兆。一年之前，母親丟掉了自己在米德爾敦市醫院的工作，原因是她在急診室裡滑旱冰。當時我把母親這種古怪的舉動看作是與鮑勃離婚後的不良後果。與之相似的是，每當阿嬤偶爾提起母親「吃藥吃多了」在我看來也不過是隨便的評論，因為阿嬤這個人本來就是想說啥就說啥，卻沒把這當作對愈來愈糟糕的情況的一項診斷。
母親丟掉工作後沒多久，當我正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旅途當中時，她只聯絡過我一次。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大人們——即一邊是阿嬤，另一邊是吉米舅舅和他的妻子唐娜舅媽——正在幕後爭論我是否應當永久地搬到加利福尼亞州去住。
母親在街上的摔打和大喊大叫只不過是那些我所沒見過的事情的最高潮而已。我們搬到普雷布林縣沒多久，母親就開始服用處方麻醉藥物了。我相信這個問題的開端是一張正經的處方，但很快母親就開始從自己的病人那裡偷藥吃，然後吃藥吃到興奮地以為把急診室當成旱冰場是個不錯的主意。而阿公的去世則讓以前半運作狀態的癮君子變成了一個無法遵守最基本的成人行為準則的女人。
於是這樣，阿公的去世永遠地改變了我們家的軌道。在他去世之前，我已經習慣了把時間在母親家和阿嬤家之間分配，這種生活雖然雜亂無章，但也比較快樂。母親的男朋友們來了又走，母親的狀況好了又壞，但是我一直有著一條疏散路線。阿公死後，母親又在辛辛那提的成癮治療中心——或者叫「戒癮中心」——接受脫癮治療，我開始覺得自己是一個負擔。
雖然阿嬤從未說過讓我感到不受歡迎的話，她的生活本來已經足夠掙扎了——從住在小山坳時的貧窮到阿公的虐待，從莉姨的年少成婚到母親的諸多前科檔案，阿嬤70年的一生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解決危機。到了那時，當大多數她那個歲數的人都在頤養天年的時候，她還得養活自己十幾歲的外孫女和外孫子。離開了阿公的幫助，這種負擔看起來是以前的兩倍沉重。我想起自己在迪頓殯儀館的那個偏僻角落裡找到阿嬤的場景，一直不能擺脫那樣一種感覺，即不論阿嬤的身上有多麼強大的氣場，她的內心裡還住著另外一個自己。
所以，我沒有回到阿嬤家，也沒有在母親每次出現問題時都打電話給阿嬤，而是依靠琳賽和我自己。琳賽剛剛從高中畢業沒多久，而我才剛上七年級，但我們還是闖過來了。有時麥特或塔米會給我們帶來食物，但大多時候我們兩個都是自謀生計：漢堡幫手、冷凍快餐、蛋撻，還有早餐麥片。我現在不太確定那些錢都是誰付的（可能是阿嬤）。我們的生活沒什麼規律——琳賽有次下班回家後看到我和她的幾個朋友醉醺醺地混在一起——但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本來就不需要什麼規律。當琳賽得知是她一個朋友把啤酒給我喝的時候，她沒有失去冷靜或是笑一笑地縱容過去，而是把所有人趕了出去，然後就濫用藥物教育了我一番。
我們經常能見到阿嬤，而阿嬤也經常打聽我們的情況。但是我們兩個都非常享受那種獨立的生活，我覺得我們當時享受的是不給任何人造成負擔的感覺，除了可能會給彼此帶來負擔之外。琳賽和我早已熟練掌握了應付危機的辦法，我們的情感是那麼的堅韌，以至於就算整個世界都失去冷靜的時候，我們兩個照顧起自己來也覺得非常簡單。不管我們是多麼地愛著母親，當我們可以少照料一個人的時候，我們的生活要簡單許多。
我們有沒有遇到難事呢？當然了。有次我們收到學區來的一封信，說我已經無故曠課太多次了，所以我的父母可能會被傳喚到學校去甚至被市政府起訴。我們覺得這封信非常搞笑：我們的父母中，一個早已被各種各樣地起訴過了，連四處走動的自由都沒有，而另一個幾乎已經從雷達上消失了，以至於想要「傳喚」他的話得需要好好的一番偵探工作。但我們也覺得這封信非常嚇人：身邊沒有一個法律上的監護人來給這封信簽字，我們不知道到底該做些什麼。但正如面對其他困難一樣，我們臨時湊合。琳賽偽造了母親的簽字，然後校區也沒再向我家寄信來。
在指定的工作日以及週末，我們就去戒毒中心探望母親。在肯塔基的山川之間，阿嬤和她的槍，還有母親情感的爆發，我以為自己已經看破一切了。但是母親的新問題讓我看到了美國的癮君子們所處的黑暗世界。週三大多被安排成小組活動——某種形式的家庭培訓。所有的癮君子和各自的家人坐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裡，每家人分別被安排坐在一張桌子四周，進行某種讓我們瞭解成癮及其誘因的討論。在某次活動中，母親解釋她之所以會服用藥物，是為了逃避付賬單的壓力以及緩解失去阿公的痛苦。另一次，琳賽和我聽到的又是兄弟姐妹間的衝突讓母親難以抗拒誘惑。
這些小組活動所帶來的不過是爭執和感情上的傷害，而我覺得這正是他們的目的所在。回想起那些個晚上，我們和其他家庭一起坐在那個大廳裡——那些家庭不是黑人就是口音聽起來和我們一般無二的白人——我們聽到的是喊叫和爭吵，孩子們告訴父母自己恨他們，啜泣的父母一會兒乞求家人的原諒，一會兒又責怪自己的家人。正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聽琳賽告訴母親自己有多麼厭惡在阿公去世後扮演那個照顧別人的人，而不是緬懷他，又有多麼厭惡看著我越來越依賴母親的哪個男朋友，但又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他走出我們的生活。或許是因為當時的背景，又或許是因為琳賽那個時候已經馬上要18歲了，當琳賽與母親對質時，我開始覺得我姐姐才是真正的成年人。而我們在家裡的生活也越來越加強了她的這種形象。
母親的脫癮治療進展迅速，而且她的狀況明顯也在隨著時間好轉。星期天成了自由的家庭時間：我們不能把母親帶到別的地方去，但是我們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樣吃飯、看電視和聊天。星期天通常是快樂的時光，雖然母親有次在探訪時責怪我們與阿嬤的關係已經變得實在是太近了。「我才是你們的母親，她可不是。」她這樣跟我們說。當時我意識到母親已經開始後悔在琳賽和我心裡播下的種子了。
過了幾個月，當母親回家後，她說的話完全不同了。她經常會引用《靜心禱告》（iserenityprayer/i）裡面的話，這是他們成癮患者圈子裡流行的一本書，講的是虔誠的人乞求上帝賜予他們那種「接受不能改變的事情的寧靜心態」。藥物成癮是一種病，就像我不能指責癌症患者身上的腫瘤一樣，我也不應該指責一位藥物成癮患者的行為。13歲的時候，我覺得這種說法明顯太荒唐了，而母親與我就經常爭論她新發現的這條智慧到底是一種科學真理，還是那些做出毀掉一個家庭的決定的人給出的藉口。說來也奇怪，可能兩者皆是：確實有研究發現了一種藥物濫用的遺傳天性，但是認為自己的成癮是一種病的人很少能展現出抵抗它的能力。或許母親告訴她自己的也是真理，但是這種真理卻不能讓她解脫。
我不相信母親的任何口號與感情，但是我相信她確實在嘗試。脫癮治療看起來給了母親一種使命感，也給了我們一條親情的紐帶。我儘自己所能地閱讀關於她的「病」的書籍，甚至養成了一種參加她的戒毒互助會的習慣。那種戒毒自助會的流程正如每個讀者都能想得的：一個壓抑的會議室，十來把椅子，一群圍成一圈的陌生人，他們每次介紹自己時都是說：「我叫鮑勃，我是一個癮君子。」我當時想的是，如果我參加這種互助會的話，或許她的狀況真的會好轉。
一次互助會上，有個男人晚了幾分鐘才走進門來，他聞起來就像是垃圾桶一樣。他亂蓬蓬的頭髮和髒兮兮的衣服一看就是住在街上的流浪漢，當他一開口說話就承認了這個事實。「我的孩子們不跟我說話，一個也不，」他告訴我們，「我想方設法弄點錢，就拿去買海洛因。今晚我既沒有找到錢，也沒弄到海洛因，所以我就到這裡來了，因為這兒看起來暖和。」組織者問他是否願意嘗試超過一個晚上不碰毒品，這個男人的回答十分坦白：「我能答應，但老實說，也許並不會。可能我明天晚上又回到老路上了。」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這個男人，但那晚有人問到他來自哪裡。「呃，我一生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漢密爾頓度過的。但是我出生於肯塔基州的東部，奧斯利縣。」當時我對肯塔基州的地理還不是十分了解，因此也沒能告訴他其實他出生的地方離我外祖父母小時候的家不過才20英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