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時候，我和我的小夥伴們完全沒意識到當時的世界已經在變化了。那時阿公幾年前剛退休，手上還有阿姆科的股票，退休金也不菲。阿姆科公園仍是城裡最為漂亮最為高檔的休閒去處，而且能進入私人公園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這意味著你父親（或祖父）有著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當時的我從來沒想過，阿姆科可能有一天會不復存在，不會再提供獎學金、建公園或者舉辦免費的音樂會。

儘管如此，我朋友當中很少有人會把在阿姆科工作當作是一種追求。我們當時都還是小孩子，我們的夢想也和其他小孩子差不多。我們想成為的是宇航員、橄欖球運動員或者是功夫片裡的英雄。我自己當時想成為的是一名職業的「閒人」，這在當時看起來可是非常合理的。等到了六年級的時候，我們想成為的是獸醫、醫生、牧師或是商人，反正不是鋼鐵工人。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羅斯福小學大多數孩子的父母都沒上過大學。但就算在這所學校，也沒有學生想成為一名藍領工人，雖然當一名藍領保準可以獲得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生活。我們從來沒把在阿姆科找份工作算作倖運，我們把阿姆科當作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看來，仍有許多孩子還抱著這樣的想法。幾年前，米德爾敦一位關注失足少年的高中教師珍妮弗·麥古菲（jennifermcguffey）曾對我談到，「許多學生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情況。」她一邊談一邊連連搖頭，「有的學生計劃著以後成為棒球運動員，但是他們連學校的棒球隊都不想參加，僅僅是因為教練對他們苛刻。還有的學生在學校成績很差，你如果試著告訴他們將來的前途時，他們就會提到阿姆科-川崎，‘嗨，我能在阿姆科-川崎找份工作的。我叔在那兒上班呢’。看起來他們根本就沒把米德爾敦現在的形勢與阿姆科-川崎的工作崗位缺乏聯絡起來。」我聽到這番話後的第一反應是：這些孩子怎麼能不明白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呢？難道他們就沒注意到他們所在的城市在他們的眼皮底下發生的變化嗎？但隨後我就意識到：既然我們當時沒注意到，他們現在又怎會注意到呢？

對於我的外祖父母來說，阿姆科是他們經濟上的救世主。正是阿姆科這個引擎，把他們從肯塔基州的山區託舉到了美國的中產階層。阿公深愛著阿姆科，知曉那些用阿姆科的鋼鐵造出來的汽車的品牌和型號。就算後來大多數美國的汽車生產商都慢慢地不再使用鋼鐵車身，每當阿公路過二手車經銷商那兒看到一輛老福特或者是雪佛蘭時，他都會停下來告訴我；「這車的鋼材是阿姆科生產的。」這是他為數不多的流露自豪感的時刻之一。

雖然他有這種自豪感，但他從沒想過讓我在那裡工作。他有次跟我說：「你們這一代人將來得靠自己的腦子吃飯，而不是靠雙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來工作，那也只能是當一名工程師，而不是焊接車間的一名工人。米德爾敦的許多父輩和祖父輩一定也有過類似的想法。對於他們來說，美國夢需要的是向前進的勢頭。體力勞動固然是光榮的，但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工作——我們這代人需要做些不同的事情。向前進的勢頭指的就是朝向上的階級流動，而這就需要上大學。

然而，當時的人們並不認為沒能接受到高等教育是什麼好羞愧的事，也不覺得會有什麼不好的結果。雖然這種訊號並不明確，而且老師們也從沒說過我們太笨或是太窮以至於能上大學反而奇怪了。但是這種訊號確實就在我們身邊，就像是我們整天呼吸的空氣一樣：我們家從沒有人上過大學；留在米德爾敦的那些歲數大點的朋友和親戚們雖然沒什麼職業前途，但也都很滿足；我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哪怕一位畢業於俄亥俄州之外的名校；而且每個人都認識至少一位未充分就業或是完全失業的年輕人。

在米德爾敦，公立普通高中的新生中有20%在畢業前輟學。大多數人不會拿到大學畢業證書，而且幾乎沒人到俄亥俄州以外的大學去讀書。學生們對自己的期望並不高，因為身邊的人對他們的期望也不高。許多學生的家長也是隨波逐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根本就不記得有因為分數低而捱罵的時候，直到阿嬤在我高中時開始注意我的分數。當我姐姐和我在學校考得不好的時候，我總是能聽到「好吧，也許她就是不擅長分數」或是「j.d.的天分在數字方面，拼寫測試考得不好沒關係」，諸如此類。

當時的人們有一種認識，現在這種認識依然存在，即那些成功的人有兩類。第一類人靠的是運氣：他們出生在富貴人家，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註定不凡。另一類人則靠的是天才：他們生下來腦子就好使，只要去嘗試就不會落空。因為米德爾敦很少有第一類人，所以人們就自動把那些成功的人歸到第二類當中，認為他們的成功僅僅是因為他們特別聰明。對米德爾敦的普通人來說，辛勤的努力遠不及天生的才能重要。

並不是說家長和老師們從未讓孩子們努力，或是說他們大言不慚地聲稱對自己的孩子不抱希望。態度掩蓋在表象之下，不是人們怎麼說，而是他們怎麼做。我們有位鄰居在一生都沒離開政府的救助，但是除了借外祖母的汽車或者是溢價出售自己的食品券，她在提到勤奮的重要性時也是滔滔不絕。她常說：「利用現有體制的人太多了，那些勤勞的人根本得不到需要的幫助。」她的腦海裡就是這樣的構想：體制內的大多數受益者都是在誇大其詞地招搖撞騙，而她自己——雖然一輩子沒工作過——卻明顯是個例外。

在像米德爾敦這樣的地方，人們無時無刻不提到勤奮。走遍這座城市，雖然這裡30%的年輕人一整個星期的工作時間加起來不會超過20個小時，但卻沒一個人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懶惰。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週期，美國左傾智庫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religioninstitute）釋出了一份關於白人工人階級的白皮書。報告中有這麼一條發現，即工人階級的白人與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比起來，工作時間要更長。但如果這樣就認定白人工人階級的平均工作時間更長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sup[13]/sup公共宗教研究所得出的結果是基於調查——他們主要是四處打電話，徵詢受調查物件的看法。sup[14]/sup該報告唯一能證實的就是，對於工作時間，許多人都是做得少，說得多。

當然了，窮人比其他人工作時間少的原因非常複雜，把這一問題歸咎於人們的懶惰太過簡單。對於許多人來說，他們能得到的只有兼職工作，因為世界上像阿姆科這樣的公司江河日下，而他們的工作技能又不能很好地適應現代經濟。但無論這一問題的原因是什麼，人們口中談論的勤奮與實際情況間存在著矛盾。米德爾敦的孩子們正是經受著這種矛盾，並在這種矛盾中掙扎。

在這一問題上，當然還有其他很多方面，蘇格蘭-愛爾蘭移民和他們那些留在山區的親戚們非常相似。在美國家庭影院電視臺（hbo）一部關於肯塔基州東部山區居民的紀錄片中，一位阿巴拉契亞大家庭的家長在介紹自己時給適合男人的工作與適合女人的工作做了嚴格的區分。雖然他所指的「女人的工作」非常明顯，但他卻沒有說明什麼工作是適合他的，前提是得有這樣的工作。不過，適合他的工作肯定不是全職工作，因為這位家長一生當中從沒幹過有固定薪水的工作。最終，他自己兒子的證詞出賣了他：「父親總是說自己曾經工作過。我看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動動自己該死的屁股。搞不懂他為什麼不實話實說。父親是個酒鬼，整天醉醺醺的，從沒帶過食物回家。是媽媽一直在養育著她的孩子們，如果沒有媽媽的話，我們早就死了。」sup[15]/sup

除了對於藍領工作的價值的這些不一致的標準之外，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獲得白領工作。當時的我們並不知道，整個美國——乃至就在我們的小城——其他的孩子早已開始了對將來出人頭地的競爭。在我上一年級時，我們每天上午都會玩一種遊戲：在老師宣佈當天的特定數字之後，我們一個接一個地列出某個能得到這一數字的數學方程式。比如說，如果當天的特定數字是4，你只要列出「2×2」就可以得到一份獎品，而通常這種獎品是一小塊兒糖果。有一天，老師給出的這個特定數字是30。我前面的同學們列出的都是簡單的答案：「29+1」「28+2」「15+15」。我肯定能做得比他們更好。我已經做好了讓老師大吃一驚的準備。

當輪到我的時候，我驕傲地回答道：「50-20。」老師立刻對我讚不絕口，並給了我兩塊兒糖果，以作為我初次嘗試減法的獎勵，而那時我們剛學過減法沒幾天。沒過多一會兒，當我還在為自己的聰明揚揚自得的時候，另一位同學答道：「10×3。」我連那是啥意思都不知道。乘？這傢伙是誰呀？

老師的反應更為熱烈，而我的這位競爭者耀武揚威地收下了他的獎品，不是兩塊兒是三塊兒。老師簡單地介紹了一下乘法，然後問我們有沒有人知道有這麼種運算方法。我們當中一個舉手的人都沒有。就我而言，我感到倍受打擊，一回到家就放聲大哭。我當時確信我的無知是因為性格里的某種缺陷。我當時就是覺得自己笨。

我在那天之前從沒聽說過「乘法」這個詞，但這並不是我的錯。這種東西我在學校還沒學到過，而我的家庭也不是整天沒事的時候做做數學題。但是，對於一個想在學校好好表現的小孩子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那尚未成熟的大腦並不明白智力和知識之間的區別。於是我就認為自己是個笨蛋。

雖然我在那天之前並不瞭解乘法，但是當我回到家把自己的傷心事告訴阿公時，他把我的鎩羽而歸變成了一次凱旋。在晚飯前，我就學會了乘法和除法。而且，在那之後的兩年中，我和外祖父每週練習一次數學運算，而且越來越難。我如果表現好的話還能得到一個冰淇淋作為獎勵。當我不能理解某個概念時，我就會感到自責，然後氣沖沖地離開，充滿了挫敗感。但當我悶悶不樂一會兒後，阿公又會接著教我。母親從來都不是一個擅長數學的人，但早在我學會閱讀之前，她就把我帶到了公共圖書館，給我辦了張借書證，然後又教給我怎麼用它借書。在家裡，母親也總是讓我有兒童書看。

換言之，雖然我家附近和社群當時給我帶來了那麼多環境上的壓力，但是我從家裡接收到了一種不同的訊息。而拯救我的可能正是這種不一樣的訊息。

米德爾敦middletown的字面意思。

森特維爾centerville，字面意思也是「中間的城鎮」。

由地方政府出資建造並控制的供給貧困家庭居住。

美國一家大眾化廉價超級市場。

美國一家快餐連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