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孔子著述《春秋》，微言大義，這一句話所含的意義，要寫上百萬字才能講得清楚。如果不是有李大臣不辭辛勞的解說，郎世寧靠著拉丁文和法文的比照轉譯，我還難以把握到其中的精髓。而當我大致明白了這句話所含的深遠意義後，才明白中國文化的博大。」
「你能明白一句話沒寫什麼，反而體現出了豐富的含義嗎？對中國人來說，這句話的第一個要點，就是沒寫出來的東西，這很奇怪是吧。」
「《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既然是史書，第一句話就該寫明年份，可這裡卻沒有寫出來，只能從前後文對照和後人的註解中確定，這一條記述，是魯國的隱西元年。」
「魯隱公是魯惠公的長子，卻是庶子，這個‘庶子’，跟我們法蘭西人的私生子相似，聽起來很像是太陽王的私生子緬因公爵。」
「魯惠公死後，嫡子年幼，魯隱公執掌國政，但他卻不是正式的國君，這又很像是現在的攝政王奧爾良公爵。因為只是攝政，所以《春秋》這第一條記述，就不能寫上隱西元年，這意味著承認隱公是正式的國君。隱公以國君身份攝政，之後被殺身亡，也沒太多人認為他冤枉，因為他沒學周公那樣只居相位。」
「我們還沒開始解讀這句話，就因它沒寫什麼而有了解讀。而沒寫隱西元年這樣的做法，是在強調中國人所恪守的最重要一條原則：傳嫡不傳庶。這不止跟家庭財產的繼承權有關，更是中國政治的傳承原則。」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來分析這幾個字，夏五月這三個字，似乎就是單純的時間，可在中國賢者的解讀裡，依然要分析為什麼要將季節和具體月份一起寫出來，夏，或者五月就足夠了。但這樣的解讀太過深奧，我依然沒有領會完全。」
孟德斯鳩拍拍發熱的額頭，讓自己能繼續沉靜下來，不被之前那浩瀚紛雜的收穫擾亂思路。此時已是1720年5月，賽里斯使團離開了巴黎，正在拜訪不列顛的路上。而他則借宿在巴黎伏爾泰的家中，伏案寫著《賽里斯信札》。
「後面只有六個字，這六個字講述的是鄭國的國君鄭莊公在名叫鄢的地方打敗了正預謀發動叛亂的弟弟共叔段。」
「這件事情的背景要講述清楚，也要花上無數筆墨。而我所作的簡要描述，僅僅只是浮光掠影的一瞥，遠沒有說清此事的本質和孔子如此記述的意義。」
「中國文字的優美，在這一點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會賦予一個字無盡的意義，僅僅只是這六個字，就花了我幾天時間來領會其中的深意。」
「李大臣跟我講述了對這六個字的不同解釋，每一種都曾在一個時期佔據了主流地位。」
「李大臣說，《春秋》每條記述，都有褒貶之義。記述的同時就做出了評價。因此這一條裡，先寫出的鄭莊公，就已有了褒貶。而從後世的解讀看，這一條記述是在批評他。」
「比如說這個‘鄭伯’，說的是鄭莊公，但記述為‘鄭伯’，這個‘伯’是哥哥的意思。用在這骨肉相殘的事情上，就是在諷刺鄭莊公沒能盡到哥哥的職責。」
「而這六個字末尾的‘於鄢’二字，又是在批評鄭莊公沒有恪守國君的禮節。中國禮法裡，國君臣子乃至兄弟之爭都必須有底線，這兩個字顯示，弟弟共叔段已經在國都附近被打敗過一次，按照禮法，鄭莊公不應該繼續再追，但他卻追到了鄢再次打敗共叔段，這就是在批評鄭莊公非禮。」
「這句話既是在批評鄭莊公，也是在批評他弟弟共叔段。共叔段這種身份，在《春秋》一書裡都以‘公子’相稱，在這裡卻直接稱呼名字，就是在貶低他。但到底這句話對誰批評更多，後人又有不同的解讀。」
「不同就體現在‘克’字上，一種解讀是批評共叔段多於鄭莊公，用‘克’一字，是因為追隨共叔段的人多，這是在強調鄭莊公跟共叔段的爭鬥並非兄弟之爭，而是臣子聚眾反叛。」
「另一種解讀則認為‘克’字是在批評鄭莊公，臣子作亂，《春秋》裡都以‘殺’描述，這是《春秋》用詞的固定模式，就像是臣子殺了國君，必須要用‘弒’一樣。」
「在這裡用了‘克’字，就表示記述者不認為這是單純的臣子作亂。鄭莊公的母親疼愛共叔段，要求鄭莊公給弟弟封地。如果鄭莊公不給，或者是給一塊不足以作亂的封地，就不會讓共叔段有叛亂之力。共叔段反叛還沒有形成事實，僅僅只有風聲，鄭莊公就對他下了手。這一個‘克’字，是在批評鄭莊公沒有盡到君主和兄長的雙重責任，甚至是在諷刺他早就預謀清除弟弟。」
寫到這裡，孟德斯鳩停了一下，為自己居然能這麼簡練地總結出這些字句而驕傲，接著寫到的隨筆，就讓他覺得無比輕鬆。
「我問李大臣，這些不同的解讀，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的。他說，以前他也認為，肯定有一個解讀是正確的，而且永遠正確。但現在他覺得，沒有哪個解讀能永遠正確，每當一個王朝剛剛興起時，就要強調鄭莊公的惡，由此來宣揚他們推翻前朝的正義。而當王朝統治穩固時，就要轉而強調共叔段的惡，由此來批判那些破壞統治的行為。」
「這樣的回答讓我很不滿意，難道歷史可以供人隨意塗抹，就如巴黎街頭那些妓女，而不能容下真正客觀的真相嗎？」
「李大臣說，孔子著述《春秋》時，不就是痛感當時禮樂崩壞，才以禮法匯於述史，有了這樣的微言大義嗎？後世解讀《春秋》，之所以會有不同的方向，不就因為，《春秋》本身就是對歷史的解讀，而非單純的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