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睿擰了擰眉頭，也覺得軍法在某些條例上是民法所無，有些則比民法嚴苛，但關鍵在於自家人難斷自家事，比如周遇吉，在五軍大理寺就被判定「無罪」。若是放在大理寺判，肯定要定他個殺戮無辜的罪名！
他卻沒想過，朱慈烺一心一意要讓士卒有尊嚴、知榮辱，怎麼可能再讓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那些正一二品的武將，見了五六品的文官都要下跪，這樣變態的社會誰還肯拋頭顱、灑熱血地保家衛國！
「再說周遇吉的案子，我倒覺得判的不錯。」朱慈烺頓了頓：「張家口尚未光復，處置一些從賊的奸細也是理所當然。如果那裡有法司，周遇吉自然不能妄為。然而既然是他攻下的敵佔區，肅清奸細、剿滅敵寇，也是本分。莫要糾結於此了。」
李明睿嘴唇翕張，正要辯解，朱慈烺突然又道：「對了，親親相隱之制議得如何了？」
李明睿只得無奈地被皇太子岔開話題：「我部所議：在五服之內，皆當隱匿；五服之外，唯有師生可隱匿。」
孔子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從唐律起，「親親得相隱匿」就正式成為了重要的司法原則，寫在法律之中。在後世看起來是「窩藏罪」的罪行，在禮法社會卻是理所當然的「直」。
如果兒子告發父親，還可能承擔比父親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親偷盜，判徒一年；若是兒子告發，則有悖人倫，要判流放三千里充軍。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關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卻有些模糊。比如漢宣帝時候，卑幼首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唐律中也有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十惡重罪不得適用「親親相隱」之條。
「五服相隱是否太廣了些？」朱慈烺問道。
這裡的五服指的五等喪服，也是區別親屬關係遠近的標識。最重的是斬衰，用最粗的生麻制布做成，斷處外露不緝邊，表示毫不修飾以盡哀痛，服期三年，為至親所服。其次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依次減等，代表親戚關係漸漸淡化。也就是說，在如今這個時代，同五世祖的親屬喪期，還要穿素服、以尺布纏頭，但到了同六世祖的親戚，便無服了。
故《禮記？大傳》雲：「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這些放在文案裡說明，往往看得讓人頭疼，然而真的碰上事情，百姓卻都十分清楚，而且若有人穿錯了服，還會被鄰里鄉親嘲笑。李明睿採用「五服」論，也是藉助這種深厚的風俗傳統，輕鬆地解決了民法中關於近親屬、利害相關人等定義。
「其中另有分別，臣當撰文以進。」李明睿只是大致道：「死罪只在齊衰以內，十惡之罪只在斬衰。親屬之間犯罪，以卑幼犯尊長者，不得用為相隱；其他為近親可隱，為遠親不得隱。」
「造反都可以隱匿不罪？」朱慈烺一皺眉。
「十惡之罪若是檢舉，可以減免主犯罪等；相為隱匿則不為罪。」李明睿道：「蓋因天倫不壓人倫之故。」
父母與子女是天倫，君臣只是人倫，在明人眼中，唐律給十惡大罪開出的後門補丁純粹是以人倫犯天倫，屬於非禮。
朱慈烺沒有多爭執，道：「株連之法可以廢，但財產問題如何處置？」
親親隱匿的結果就是株連、夷族這類的酷法全面取消。朱慈烺不在意少殺那麼幾個人，關鍵問題在於犯罪財產如何充公。像李三才那樣，一方面自己當清官罵皇帝，一方面他兒子聚斂百萬家財，朱慈烺是無論如何不捨得放過這種人的。
「若是分家析產，則各自為判；若是並無分家，則為視其私產。」李明睿聲音漸低，顯然有些缺乏底氣。
「某人犯罪，該當罰金三千兩。若是其父尚在，其何來家產當罰？」朱慈烺問道。
直系尊長在世，子女不可能有名下財產，最多就是例銀存下的私房錢。如果子女在父母在世時敢說分家析產，直接就被官府治罪了，都不用父母告他們忤逆。
李明睿的問題就在這裡，如果不株連，罰金刑的執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洞。
「我給你出個主意，你們回去議以議。」朱慈烺道：「民商法裡有無限連帶責任，若是引入斬衰之例，則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