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並沒有將報紙視作「民主」大殺器，對他來說，能夠控制輿論、增加工作效率，這才是報業存在的意義。最多就是讓民眾有個發洩渠道，反正不喜歡的可以不看。
到了北面，這《特赦令》卻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風暴。幾乎所有節行不全的官員，都收羅了一份南面來的報紙，將特赦令供在自己家裡。
有些書肆為了掙錢，單獨刊印《特赦令》，賣給那些官員，黑話叫做「保心丸」。
之所以要用黑話，因為多爾袞很快就針對《特赦令》釋出了第二條愚蠢透頂的令旨：敢私藏、傳播報紙者，斬！輕信者為奴！
有哪個被抓住的人會承認自己輕信報紙？
所以被抓住的，都是人贓並獲以私藏、傳播之罪被斬首了。
於是漢官再次出現了棄官潛逃的風潮，最高的一日竟然達到了十餘人。
其中猶有吏部侍郎陳名夏，帶著兩個家人棄官南下，在天津上船出海，在萊州上岸，奔赴濟南行在。
朱慈烺在濟南安排了一次宴會，雖然皇太子本人沒有出席，但是去了一位閣老，許多與陳名夏有關係無交情的官員也奉命捧場，每人都做了許多詩詞，集結成冊，免費刊印。
朱慈烺之所以對陳名夏格外關照，不單單是因為吏部侍郎官高位重，同時也是因為陳名夏實乃大明失節官員的典型。
甚至可以說，整個大明都不會有人比陳名夏更加沒有操守的了。
陳名夏字百史，江南人氏，乃是崇禎十六年的探花郎，初授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這個起點是高標準的清流路線，只要自己不行差踏錯，大明國運不敗，四十餘歲入閣輔政是沒有問題的。
國變之時，陳名夏失節降闖，其實也不過和在京的兩千餘名官員一樣。
李自成逃離北京之後，陳名夏沒有留下事清，但是他跑到半路，聽說江南在大興「順案」，要嚴懲失節降闖的官員，便又逃回了北京。
在滿清，陳名夏官復原職，旋即又擢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所以說，他比那些闖來降闖清來降清的失節官員更多了一次降而復叛的經歷。
得到了這樣一匹馬骨，朱慈烺自然是要好好消費一番的。
在這個沒有照片、錄影、部落格的時代，要想讓千里之外的人相信一些東西並不容易。
誰都不確定陳名夏是否真的得到了善待，而且朱慈烺也不可能真的給陳名夏一個高官厚祿的待遇，否則就違背了人力資源管理原則中：內外公平。而且物議洶洶，萬一有人口無遮攔捅破了「千金買骨」的窗戶紙，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所以詩集就是一個不錯的道具。
明朝是詩詞大興時代，雖然精品極少，但數量上卻遠勝唐宋。官員送往迎來，做幾首詩詞屬於基本套路。如果聚會來計程車人多，詩詞數量自然就多。
主人家將這些詩詞編為詩集，刊行於世，與其說是在炫耀眾人的詩詞文采，不如說是炫耀聚會規格。所以拿著厚厚一本主題明確、作者眾多的詩集，足以證明陳名夏受到了極高禮遇。而這些與會作詩的官員，也都為朝廷做了背書——官場上是沒人會去為一個註定要倒霉的傢伙捧場的。
這本名為《歸南集》的詩集以最快速度傳到北京，再次掀起了一場狂風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