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的哥大師生剛聽了丁龍的事蹟，感動不已，又聽了武訓的故事，對中國人的品行欽佩不已，對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羨慕不已。
聽完了李經述的演講，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哥倫比亞大學，李經述隨後還會見了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李經述和這個年近五十的大哲學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和批判精神。
杜威1884年獲取博士學位後在密執安和明尼蘇達大學任教，到1904年就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了。李經述和杜威的會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一間教授辦公室。這辦公室時學院分給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幾平方米，兩人進行了閉門交談。
李經述謙虛地向杜威請教：「杜教授，現在很多中國人認為批評中國就是摸黑中國，你怎麼看？」
杜威笑著說：「其實，批判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自人類擁有了批判精神，就彷彿掌握了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生命之火。正是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能否樹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為能否真正鼓勵創新、鼓勵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李經述笑道：「你的意思是說批評和批判不一樣？」
「那當然！」杜威回答說：「批判，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對歷史或現實作甄別和審視，對人或事進行分析和解剖，以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其著眼點是廣闊的未來。批判還需要一定的條件。」
李經述問：「什麼條件？言論自由？」
「是的。」杜威說：「批判還需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獨立，並且，批判必須要講究邏輯！不能風馬牛不相及地亂批評。實際上不管大總統承認與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宏大的批判過程。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不妨看作是生物發展對自身的批判，只不過這種批判已經自然化了，顯不出其主動性和意識性來。人類社會的批判走的是一個相對短暫的過程。朝代的延續，社會的更替，感謝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個逐步朝向高階的過程。無疑，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李經述笑道：「你把批判的意義說得太過了吧？再偉大的知識分子，知識和經驗也是有限的。而且知識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負情緒。」
杜威對李經述對知識分子的洞察頗為吃驚，點點頭說：「我剛才確實誇大了批判精神的意義，但批判，是知識分子唯一的武器，實在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面對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統治者。前者掌握生殺大權，後者有潮水般的守舊思維，也會殺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敵人是人類的劣根性，人類的劣根性實在不少，無知，嫉妒，自私……有時候先知者往往會被石頭砸死。但是沒有批判精神的社會，是羊群的聚居地；沒有批判精神的民族，註定要落後捱打。」
李經述聽了，很贊同杜威的意見，他覺得美國的文化確實有很多東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國好好學習，他也開始考慮中華文明革新的大問題。他想，必須讓科學和民主成為中華新文明的一部分。
訪問完哥倫比亞大學，李經述還在美國考察了一段時間，為回國以後的改革做準備。李經述去了很多美國大公司，比如總部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等，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輸油管道，車間流水線上一臺臺待整裝的汽車，讓李經述大為震驚，他強烈意識到：現代的工業，每一顆螺絲釘，每一條流水線，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而且，工業體系，還真不是那些知識分子在腦子能空想出來的，必須強調真抓實幹的精神。
這一路考察，李經述對比中美文明，他發現了中華文明到現代社會的重大缺陷：由於傳統儒家思想以禮制等形式幾乎無處不在地管轄著人們，幾部道德說教的經典書籍，如四書五經，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書籍。而人們的現代生活，卻往往最需要法律、經濟、文明政治來調和各種利益，這時，傳統思想就走向了遠離現實經濟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明，不是從現實中來的，而是從所謂的聖人的腦子中構建的。簡單地說，中國人習慣於腦子裡先有一個理想的社會，然後用所謂的禮制和道德去規範人們的一切行為，包括經濟行為，企圖建立一個烏托邦的道德社會，然而這個道德社會不考慮現實中人們的各種利益衝突，最終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與現實矛盾，大家都講道德而不講利益分配的公開規則，最後偽君子盛行。而美國人恰恰相反，美國人務實，人們發現是現實的經濟而不是思想引領社會，以至支配政治的動力，經濟活動已成為社會的中心和人們關切的焦點，整個美國文化便是從現實的利益規範中來的，是法治文化，美國人都講公開的規則，而道德在個人領域被極大壓縮，最後反而是美國文化，從實際出發，有一種強大的攝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才被很多美國人奉為圭臬，大放異彩！
回國後，李經述便命人將這次考察的見聞和感想全部記錄下來，在全民展開熱烈討論，對國人進行思想解放，為中華帝國下一步的深入改革做準備。
就在李經述回國後的一個月，英國皇家海軍在地中海海域扣押了一艘中國商船，這艘船當時運送紗布前往德國。英國人雖然早從中得知了中美強硬的聯合宣告，但傲慢的丘吉爾認為，中國人此時絕對不敢對大英帝國和協約國開戰。
李經述得知後大怒，讓外交總長伍廷芳知會美國後，馬上召集段祺瑞、袁世凱、劉步蟾、鄧世昌等高階將領開會，決定給英國人以沉重的教訓，以武力來維護中國的貿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