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一般用哪去了？」
「除交予少府做金器外，大多賣掉了。」
「為何賣掉？」
「賺錢……」
「嗯？」邵樹德還真沒了解過這些事情，好奇道：「如何個賺法？」
「仿前唐少府故智，先採購絹帛，然後再賣。」
「具體說說。」
「前唐曾經有過錢荒，物價大跌，少府便拿五十萬緡錢去市面上採買絹帛，待物價上漲之後，又慢慢出掉，最後大概賺了十分之一。」
邵樹德聽了大笑。
小樣，挺會玩啊！
這不是股市莊家低位吸籌，拉高出貨的套路麼？10%的收益，其實也不錯了。
同時也從側面說明，唐廷為了籌錢，真的是什麼辦法都用了，主觀能動性很強。少府親自入市，用鑄造的錢，先當多頭，再當空頭，高拋低吸。
「別這樣弄了。」邵樹德擺了擺手，道：「鑄金幣吧，你們定個型制，確定和銀元、銅錢的比價，這樣賺得更多。」
說完，他默默估算了下：諸錢監鑄造的銀元，整體成本較低，銅錢成本較高，綜合算下來，應該是低於一百萬的。即便算上黃金，也到不了一百萬。
按理來說，這麼一筆收入，不值得邵樹德如此大動干戈，親自關注。
但一方面，這個還大有增長的潛力，將來收入突破一百萬乃至兩百萬，可能性很大。
另外也和他非常注重貨幣金融有關。在此之前，他甚至否決了大臣們提出的將諸錢監併入稅務使衙門的建議。
「諸錢監從少府剝離，新設一衙，名字你們想一下。」邵樹德說道：「各道增設鑄錢使一員，總領該道錢監。錢監的任務只有一個，鑄造錢幣，所需金銀銅料，由少府提供。」
「如此一來，國朝歲入便有三個來源，即田稅、商稅、錢監。」他最後總結道：「商稅、錢監收入全歸朝廷，此項約合2300萬緡，比起前唐兩稅法推行後的頂峰1800萬大有增長……」
他本來想說「但還不夠」，卻又擔心官員們錯誤領會他的意圖，橫徵暴斂，於是便止住了。
這兩千多萬的收入中，包含了關稅、印花稅、過稅、住稅、榷鹽、榷茶、榷馬……等等一系列與商業有關的稅收，不用與地方分潤，想想就美滋滋。
田稅包括戶稅、地稅，邵樹德最近與宰相們商議了一番，覺得可以適當降低田稅徵收額度，並固定下來，折算成錢的話，大致一年可收一千八九百萬緡的樣子——這部分需要與地方分潤。
如果說前唐時期，商稅與田稅對半分的話，夏朝就已經佔到55%左右了。
其實這個財政收入，還是帶有很濃重的「先軍」特色，即以前收得太狠了，現在減免稅收，卻也減不了太多。
將來再說吧。
支出方面，禁軍賞賜、糧食開支，一年大約需要1000萬出頭——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
州軍一年也需要800萬上下，畢竟人數較多，將來肯定是要慢慢裁減的。
鎮軍人數還不多，目前一年開支一百多萬，但將來人數會增加，開支也會上漲。
可以看得出來，在和平年代，軍費開支就佔到中央財政收入的一半。
比起軍隊，全國一萬多官員的開支就小很多了，一年幾百萬頂天了。
去掉這些支出後，中央財政收入一年大概還剩不到七百萬，去掉宮廷用度、驛站補貼、招待飲宴、日常用度（包括官府、軍隊的消耗品）等等，其實剩不了太多。
這個財政結構，大體與唐代類似，只是同比例放大了一些。
當然，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其實還有大量隱性收入，這個在歷朝歷代都沒計入財政收入中，但都是真實存在的。
比如，唐代有大量公地。官員去某地任職，當地會劃撥一部分公田的產出，作為他在職期間的收入，卸任後停發，即「職分田」。
官員們還有廚餘錢、手力課錢甚至地方官府放貸的利息收入等等，很多，在唐代一律稱為「賦外科斂」，大部分是地方收入，用來補貼官員及其他開支。
另外，朝廷有時候還會出售一部分商品。唐代司農寺就經常向外出售宮廷消耗不掉的糧食、水果、蔬菜、牲畜等，獲取收入。
諸牧監也會出售馬匹之類，這個收入相當不少。
總體而言，唐代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田地，這部分隱性收入是沒有計入財政的——夏朝基本與之類似，甚至因為剛剛開國，官府手裡的公地數量更多。
到北宋，掌握在官府手裡的土地數量銳減，且因為商品經濟更為發達，支出更甚，財政較為困難。
宋真宗天禧年間，沒有戰爭，有一次統計當年支出，居然達到1.5億多貫，也不知道怎麼花的。
「就這樣吧。」邵樹德站起身，說道：「財稅改革，至此大框架算是定下來了。稅務使衙門儘快籌建起來，從今往後，徵稅、度支皆由稅務使負責。錢監獨立，與六部九寺並列，由門下省直轄。田稅，朕意整體收取一半，但各道有差。」
他沒有提內務府，這是皇室的錢袋子，收入歸內庫所有，不入國庫。
渤海、安南、西域三大商社，獨立運營，分紅該誰的就是誰的。
「朕給你們半年時間。」邵樹德說道：「明年正月，稅務使衙門要籌辦完畢。新稅制，朕給兩年過渡期，同光八年（923）正式執行。」